润和田之达玛沟，新疆古代佛教文化的瑰宝

2022年11月25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博望论坛”暨“新疆考古发现与文化观察系列讲座”第二场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办，线上直播同时进行。本次论坛主题为《新疆和田地区达玛沟佛寺遗址群及其他》，继续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新华，介绍以达玛沟佛寺遗址群为代表的和田地区考古工作、出土遗物及相关文化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粟裕、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南南参与讨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喻静作学术总结。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副研究员邵晓洁主持，300余位听众线上参与。

本次论坛现场所在的“丝路丹青——丝绸之路沿线壁画传摹写展厅”，其正中陈列的展品，正是达玛沟小佛寺（托普鲁克墩1号）的原样复制品。主办方精心安排了这样的现场场景，希望广大观众可以通过屏幕领略中华文明历时两千年的精神传承。

巫新华研究员首先介绍中国境内丝绸之路南道以及与此衔接的中亚、南亚的人文地理状况，着重讲述了早期佛教自印度经中亚再到中国的传播路线，古代于阗所处地理位置及其周边环境等问题。接着聚焦和田地区达玛沟佛寺遗址群，介绍了这一区域遗址的分布状况及重要地点的发掘经过，并细致分析了以托普鲁克墩1至3号佛寺遗址为中心的和田东部达玛沟佛寺遗址群的建筑样式、结构形式、壁画风格、内容题材等问题。

巫新华提出，小佛寺（托普鲁克墩1号）可能原为塔形建筑。这一观点颇为新颖，发前人之所未发。他进一步指出，所谓“于阗画派”，恐怕更多承袭了中原地区汉晋以来的艺术风格，西方影响则在其次。

巫新华首次披露了胡杨墩遗址碳14年代测定结果：其墙体内部木料的年代，即始建年代，约在东汉中前期（距今1840年左右），墙体被破坏坍塌约在北宋时期（距今920年左右）。这一断代证明，这一遗址是新疆已知最早的佛教建筑。如成定论，足以引发学界对于阗佛教史及佛教传播史的再检讨。

巫新华还介绍了达玛沟西北“斯皮尔古城”及丹丹乌里克北方“喀拉沁古城”的探查过程。他展示了和发掘工作有关的大量珍贵图片，让观众体会到在茫茫沙漠中跋涉的万般艰辛，认识到新疆考古工作对文明探源和文化自信的重大意义。

最后，巫新华从体质人类学角度，对于阗地区古代居民人种构成、对“塞人”的分布迁徙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文献记录和现代遗传学均可支持以下事实：于阗、甚至整个西域地区的人种，在血缘关系上与汉民族最为接近；来自中国核心地区的文化影响，在早期塔里木盆地具有压倒性优势。

与谈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粟裕首先发言。她高度评价了巫老师的精彩讲座，充分肯定了考古工作者们通过艰辛努力对学术研究所作的基础性工作，并补充介绍了“自古胡汉交融之地”达玛沟一带的历史沿革及民族组成状况。她以图像学方法梳理了这一地区的残存壁画，指出其与犍陀罗艺术的密切关系，以及根植于大乘佛教的思想基础。最后，陈粟裕将视野扩大，概述该地区艺术形式与敦煌、吐蕃、龟兹等地的联系，进一步指出，整个达玛沟水系区域与周边存在着非常复杂且完整的文化交流关系。

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南南在接下来的发言中指出，应以动态的目光对于阗佛教、对丝绸之路南北道的佛教状况加以审视，在流变的基础之上总结某种相对突出、明显的特点。所谓“于阗画派”亦如此，绝非铁板一块，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托普鲁克墩1至3号佛寺，虽比邻而建，但壁画风格并不一致。即使是在小佛寺这一极小的建筑空间之内，四壁壁画的面貌也不尽相同。同时也应注意东西文化于此交融互摄的问题，与之相关的就是于阗对西来文化存在主动消化、为己所用的一面，例如着名的“于阗瑞像”及“八大守护神”等，值得深入研究。总之，关于本次讲座介绍的佛寺和壁画，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在先学基础之上细致思考、不断深化。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丝绸之路艺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喻静对博望论坛两场讲座一并作学术总结。两场讲座，总题为《新疆考古发现和文化观察》。在第一场讲座中，巫新华老师介绍了《新疆昆仑区域考古工作新收获》。他认为，昆仑至少有三种属性：自然地理学意义上的大山系，中国古代文化最高神山，中国古代传统风水学说中的“万山之祖”和“龙脉之首”。今天的新疆，也就是古代的西域，和所有世界着名古代文明都高度关联。中华民族的一体首先是文化一体，“昆仑”就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是中华民族的天命之所在。作为考古学家和新时代的中国本土“西域探险家”，巫老师用考古发现和地理发现、用历史文献和自己的双脚，帮助我们确立对文化“昆仑”和地理“昆仑”的双重信念。

本次讲座的题目是《和田达玛沟佛寺遗址群考古》。喻静提到，今年8月份，她随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新疆乐器研究项目组，专程考察了达玛沟胡杨墩亚兰干佛寺遗址和托普鲁克墩1至3号佛寺遗址。和田，也就是古代于阗，是昆仑山脚下、古代丝绸之路南道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古籍中，于阗也被称为“佛国于阗”，数量庞大的达玛沟佛寺遗址群，让我们对于阗佛国的斑斓想象有了落脚处。

由于陈粟裕、张南南从考古学、图像学等视角对本次讲座做出了总结，喻静专就讲座中提到的“于阗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站”谈了自己的看法。她指出，佛教中国化已经进行了2000年，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佛教中国化早就完成了，今天为什么还要把佛教中国化当做中国佛教的根本方向呢？因为佛教中国化，其本质是佛教时代化。今天这个新时代，我们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佛教中国化不能仅仅从汉地中原说起，不能被窄化为“汉化”，必须从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站——于阗说起。

喻静同时指出，于阗自古就是西域大乘佛教的中心。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包涵了中国佛教文化，而中国佛教文化的精神主体，正是大乘精神。我们谈文化自信，自然不能不谈中国文化中的大乘精神带给我们的文化自信。所谓大乘精神，是中国文化基因的一系列契理契机的表达，它是仁、是慈悲；是己立立人、是自利利他；是博施济众、是悲智双运；是和光同尘、是无为而无不为。大乘精神，就是巫新华老师通过这两次论坛所传达给我们的：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家国镌刻在每一个脚印里。

论坛持续三小时有余，气氛和谐。学者们发言翔实、充满热情，可谓余音绕梁、意犹未尽。

*本文来源：中国文化研究所；作者张南南，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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