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882—1917
如果到了某一时刻，我们的人民在以色列地的生活发展到开始取代他们的地位，无论是轻微地还是显着地，那些当地人都不会轻易让步。
——阿哈德·哈阿姆（Ahad haAm） [1]
爱锡安者
在远离伦敦权力走廊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犹太复国主义者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紧张氛围早在1917年那划时代的事件之前就已存在。1918年，据英国军方统计，这里的人口包括穆斯林51.2万人，犹太人6.6万人和基督徒6.1万人。阿拉伯人大部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而在农村，贝都因部落仍居无定所，并且绝大多数人口是文盲。成片的土地归属于缺席所有者 [2] 。城里的名人们曾在刚刚离去的奥斯曼土耳其政府中占据重要位置。耶路撒冷仍由富裕的贵族家庭如侯赛因家族、哈立迪家族等主导，但现代化的气息已经蔓延到了老城外；纳布卢斯则由图坎（）和阿卜杜勒-哈迪斯家族（）主导；雅法被称为“海的新娘”，是该地通往外部世界的门户；更北边的海法也在快速发展。除了英国人取代土耳其人，最重要的新鲜事是到1918年年底，有大约1.5万名犹太新移民生活在构成“新”犹太复国主义阵营的45个乡村定居点（，也称“莫沙夫”） [3] 中，与人口多达5万的“老”伊舒夫 [4] 泾渭分明。
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存在，以及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对任何人来说，犹太人都自记事起就是风土的一部分。在过去的19世纪中，德系犹太人 [5] 依靠慈善捐款“哈鲁卡” [6] 来巴勒斯坦学习和祈祷，他们在耶路撒冷、希伯伦、太巴列（）和萨法德等圣城哀悼着圣殿的毁灭，等待着弥赛亚的降临。他们大多是俄国或东欧国家的人。大部分犹太人是在1840年奥斯曼帝国击败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 [7] 的反叛军后来到此地的；小部分是本地出生的塞法迪（）或米兹拉希犹太人，他们的祖先来自西班牙、北非、巴尔干和远至中亚的也门、布哈拉（）。许多人说阿拉伯语和拉地诺语 [8] 。他们的身份是宗教性的，而不是属于任何意义上的国家的。他们大多数还是奥斯曼帝国的公民，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abnaa ”（本国/本地人的后代）或“yahud Arab”（是犹太人，也是阿拉伯人的后代）。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基本没有受到干扰，每个团体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米利特”（）宗教自治系统之下按照各自的传统生活，并接受伊斯坦布尔苏丹的统治。各群体尽管在地位和税收方面存在不平等，但在混居区内彼此宽容。在耶路撒冷，德系犹太人占多数，他们使用的是巴勒斯坦当地的意第绪语，即俄国“栅栏区”（犹太人集中定居区）的方言，但也用大量阿拉伯语词。 [9] 塞法迪犹太人则在文化上更接近穆斯林而非基督徒。 [10] 在雅法，犹太人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海法，“最严重的摩擦只是邻里常有的那种小摩擦”。 [11]
19世纪中期，由于奥斯曼帝国的改* [12] 、欧洲资本的渗透以及贸易和通信的扩展，巴勒斯坦与外部世界联系加深。克里米亚战争（1853年至1856年）之后的几年里，欧洲国家在耶路撒冷、雅法和海法建立了领事馆，部分原因是要应付基督教朝圣者和越来越多的传教活动。小麦和柑橘类水果出口带动的经济增长使沿海城市人口增加，同时也扩大了城乡差距。加沙的农民在为欧洲的啤酒厂种植大麦。1870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法国一家在整个中东兴办犹太中小学的慈善机构“以色列人联盟”（ Israélite ）在雅法附近创办了“以色希望农业学校”（the ） [13] 。1878年，来自拥挤的耶路撒冷老城的德系犹太人在雅法附近的沿海平原上建立了佩塔提克瓦（Petah ）定居点，这片土地是从一个阿拉伯村庄那里获得的。这一举动结合了对“以色列地”的神圣传统信仰和重视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再生价值的现代观念，“以此制造一种对丰饶土地上的农耕生活的感伤怀念”。 [14] 由于生活艰辛，此处一度被弃置，后来才重新建设起来。它的希伯来语名字（“希望之门”）回荡着《圣经》的余音，后来它也被称为——“定居点之母”。
1882年，俄罗斯帝国爆发大规模屠犹事件，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新篇章也随之展开。靠前批定居者自称 Tzion（爱锡安者），这是一个立志在巴勒斯坦建构犹太民族生活的群体网络。其中尤为关键的，是他们前所未有地使用了正在复兴的希伯来语而非意第绪语。当年8月，来自罗马尼亚加拉茨城（）的一个200人的团体抵达雅法，却在那里被扣留了好几周，直到筹集了足够的钱来贿赂土耳其警察才被释放。 [15] 他们的目的地是在海法以南买下的一片遍布石头的土地。劳伦斯·奥利芬特（ ），一名古怪的英国旅行家，同时也是热情的犹太爱好者（），简短地描述了不久之后在扎马林（）所看到的情景。扎马林是卡尔迈勒山（Mount ，即迦密山）南麓一个疟疾侵袭的小村庄，俯瞰地中海。奥利芬特用生动的笔触描绘了截然不同的两群人，他们正在小心翼翼地互相了解——作为未来的邻居，以及敌人。
很难想象任何比这更不协调的场景：强壮的农民们有着粗犷的黑色髭须，腰带里露出火铳的黄铜手柄，头上用粗糙的黑色绳线紧紧束着饰有流苏的阿拉伯头巾，他们穿着宽松垂坠的“阿巴斯”（斗篷），露出结实的腿脚；再看那些生着卷发的犹太人，他们看起来有些缺乏男子气概，穿着长及脚踝的袍子，就像红色或沙色的头发一样油光发亮，他们的面容也是如此。前者惯于在巴勒斯坦灼热的山坡上劳作，后者刚从罗马尼亚某个城镇的犹太聚居区出来，不习惯智力游戏以外的任何运动，但确信他们自己对农业的了解比此地的人更多，并对给他们提的一切建议都充满怀疑。他们因一种令人愉快的自信心而干劲满满，但我认为，靠前次实践的经验恐怕会让他们极度失望。与这些罗马尼亚犹太人形成奇怪对比的是充当翻译的阿拉伯犹太人——一个身着东方服装的健壮英俊的男人，既不像他的欧洲教友，也不像农民。 [16]
奥利芬特带着当时欧洲基督徒的偏见，见证了这块定居点的奠基。这里后来被命名为奇科隆雅科夫（ ），以纪念法国犹太慈善家詹姆斯（雅科夫）·德·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James （）de ］，他的儿子埃德蒙是该定居点以及一些新的边远居民点的赞助人。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人们又建立了若干定居点，包括位于沿海平原上的里雄莱锡安（ ）和盖代拉（），位于加利利（）的罗什平纳（Rosh Pina）和耶苏德马阿拉（Yesud ）。从理论上说，犹太复国主义者面临奥斯曼当局的反对。但实际上，政府的低效、腐败帮他们排除了障碍，外国国籍带来的好处，特别是“领事裁判权”（） [17] 制度下享有治外法权的领事们的介入，也帮了他们的忙。贿赂——或者说小费（）——屡见不鲜。一位定居者写道：“土耳其政府接受每个人的贿赂。金钱是让*子转起来的润滑油……使所有人都变得盲目。” [18] 阿拉伯农民（）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犹太人的运输、日常供给、葡萄园和种植园所用的肥料都要依靠他们。1883年7月，奥利芬特发现，在罗什平纳，一些来自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犹太人在地里种马铃薯，并与他们的穆斯林邻居处于“完美的和睦”中。这是他在巴勒斯坦看到的“在定居点上最令人满怀希望的尝试”。犹太农民用阿拉伯传统的牛拉的犁耕种当地的农作物。总而言之，这里有一种“典型的殖民地种植园农业模式，依靠季节性地聘用大量没经验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劳动力”，与欧洲定居者在法国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经历类似。 [19] 尽管如此，奇科隆雅科夫和其他定居点仍是艰难求存，只能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馈赠维持下去。
这些开拓者对他们遇到的阿拉伯人的粗野感到震惊。巴勒斯坦显然不是所谓“为一个无地民族准备的没有民族居住的土地”——英国犹太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 [20] 的这一说法通过千禧年派 [21] 基督徒沙夫茨伯里勋爵 [22] 而广为流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赞格威尔后来转而支持犹太人在乌干达而非在巴勒斯坦定居。）对这句话较好的理解是，它并不意味着这个地区没有人居住，而是反映了当时欧洲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看法，即没有自己国家的人就没有民族身份认同——特别是不存在特殊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认同。 [23] 它还包含着殖民时代欧洲白人对殖民地原住民带有优越感的成见：大多数人是好逸恶劳、蓬头垢面的穆斯林农民。 [24] “只有最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认为‘荒芜’……意味着没有原住民，”奥斯曼研究学者贝沙拉·多马尼（ ）说，“‘荒芜’其实是指没有‘文明人’，就像美洲和非洲被描绘成准备迎接拓荒浪潮的*女地一样。” [25] 巴勒斯坦的新定居者“既不了解这个地区，也不了解当地阿拉伯人的语言和习俗，同时他们的手段和技术准备也是远远不够的”，一名犹太经济学家在几年后如此记录，“疟疾在许多定居点中流行，威胁到了定居者的健康”。 [26] 许多人被极其恶劣的生活环境吓坏了。“我对我看到的阿拉伯村庄感到震惊，”1892年从俄国来此的希姆达·本-耶胡达 [27] 写道，“屋子都是泥做的，没有窗户，人和牲畜混居。到处都是垃圾堆和衣不蔽体的孩子。瞎眼的老女人和脏兮兮的女孩坐在屋前，像一千年前一样磨麦子。” [28]
邻居
定居者与曾经的佃户之间因界限划分产生了矛盾。缺席所有者抛售土地，导致曾为他们工作的佃户无以为生。关于收割和放牧权的纠纷随处可见。 [29] 1886年，因为一名犹太农夫没收了在其土地上放牧的阿拉伯人的驴子，佩塔提克瓦爆发了一场骚乱。在此之前，阿拉伯人被要求腾出他们仍然声称自己拥有的土地，矛盾因此升级。 [30] 到1889年，奇科隆有1 200名阿拉伯农业工作者为200名犹太人服务。在里雄莱锡安，40户犹太人家庭吸引了近300户阿拉伯家庭成为其移民劳工。定居者很快就“拿起了鞭子，挞罚每个做错事的人”。 [31] 阿拉伯工人充足又廉价，而且比刚从欧洲来的犹太移民更为吃苦耐劳。一名犹太观察者写道，阿拉伯劳工“几乎总是顺从的仆人，毫不反对被剥削，并且能欣然接受主人展示的权力和统治”。 [32]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回忆录里记载了阿拉伯人对现代农业机械的迷恋，而当里雄莱锡安经验不足的定居者“试图哄骆驼像马一样拉车”时，阿拉伯人大笑起来。 [33]
定居者总人数仍然很少，到1893年才刚好超过2 000人，但当地的问题偶尔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1890年，一群贝都因人向苏丹提出抗议，称他们在代理人耶霍舒亚·汉金 [34] 在雷霍沃特（）为新的定居点而购买的土地上遭到了驱逐。抗议者写道：“从我们的父亲和祖父那时候开始，我们的农场就被陌生人强行剥夺，他们不愿根据这片土地上耕种者的惯例，也不愿意基于人类的基本原则和同情心来对待我们。” [35] 而附近建于1884年的盖代拉，因与邻居的关系尤为糟糕而闻名。卡特拉（Qatra）的阿拉伯村民由于债务而失去了土地，但继续作为租户耕种，直到犹太定居者到达后从法国人手中购买了3 000德南 [36] 的土地。然而村民们仍然认为这些土地是他们的，并向奥斯曼当局抱怨定居者在上面建造东西。
阿拉伯人的反对带有较明显的*治性质，尽管有些人未能区别看待犹太人的涌入和欧洲人普遍扩大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来自基督教朝圣者、德国圣殿运动 [37] 人士，还是这个地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其他在外国力量保护下生活的人。 [38] 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条新公路使得从雅法到耶路撒冷之间50公里的旅途变得更加轻松。1892年，两座城市间开通了铁路。1891年6月，阿拉伯人敦促犹太人结束移民和土地采购——这些要求贯穿了接下来的半个世纪。 [39] 但一些阿拉伯显要仍将土地卖给犹太人，这个问题在当时远不如几年后那么敏感。那时，由于土地投机生意和管理不善，物价飞涨。 [40] 同年，希伯来语作家和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阿舍·金兹伯格以他广为人知的笔名阿哈德·哈阿姆发表了着名文章《来自以色列地的真相》。其中包含了富有先见之明的警告：
我们生活在国外的人习惯性地认为阿拉伯人都是沙漠里的野蛮人，他们和驴一样，对周围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这大错特错。像所有闪米特族人一样，阿拉伯人头脑敏锐而精明。叙利亚和“以色列地”的所有乡镇里都满是阿拉伯商人，他们知道如何从普罗大众身上获利，也会与他们有过交易的人保持联系——就像是在欧洲一样。阿拉伯人，特别是城市精英，能够察觉并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以及我们想在这片土地上做什么，但他们保持沉默，视若无睹。眼下，他们并不认为我们的行为会在未来造成危害……但是，如果到了某一时刻，我们的人民在以色列地的生活发展到开始取代他们的地位，无论是轻微地还是显着地，那些当地人都不会轻易让步。
阿哈德·哈阿姆的文章经常被引用，因为他靠前个严肃地承认，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关系将是犹太复国主义计划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但事后看来，赋予他的文章超过其当时意义的地位可能是不妥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遭到了批评，不是因为他对阿拉伯人的简短评论，而是因为他抨击那些犹太“骗子”宣传在圣地能过上“新加利福尼亚”般的轻松生活，由此制造出“一群淘金者和贫穷的流浪者”。 [41] 对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阿拉伯人早年间并不如十年二十年后那样值得忧虑。
与阿哈德·哈阿姆不同，创立*治犹太复国主义的维也纳记者西奥多·赫茨尔 [42] 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的真实情况一窍不通。他对犹太人家园的追求是在法国德雷福斯事件和它揭示的令人震惊的反犹主义证据出现之后萌生的。1896年，他的经典作品《犹太国》问世，该书直指巴勒斯坦和阿根廷都是“殖民化实验”的国度。阿根廷拥有“广阔的空间和温和的气候”，而巴勒斯坦是“我们自古以来令人难忘的故乡”。 [43] 1897年，靠前届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 Congress）在巴塞尔 [44] 举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Zionist Organization）成立，其目标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一个被公开承认的、受法律保护的家园。那时，拜“爱锡安者”所赐，巴勒斯坦已经有18个新定居点了。 [45] 差不多同一时间，奥斯曼当局指派了一个官方委员会来审查土地采购，在随后的几年中有效地中止了土地交易。 [46] 1898年8月，在第二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上，一位名为利奥·莫茨金（Leo Motzkin）的代表明确提出不能忽视阿拉伯人的存在：“我们在大片土地上往往能见到大规模的阿拉伯村庄，而且阿拉伯人占据了我们最肥沃的地区，这也是公认的事实。” [47] 两个多月后，赫茨尔本人靠前次也是唯一一次访问这片土地，恰与威廉皇帝 [48] 同时到访，但他在日记中完全没有提到阿拉伯人。
1899年，赫茨尔收到了一封慷慨激昂的信，由法国犹太教首席拉比 [49] 扎多克·卡恩（Zadoc Kahn）转交于他。这封信来自耶路撒冷前市长优素福·迪亚·哈立迪（Yusuf Diya al-Khalidi）。哈立迪承认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有历史性权利，但表示他们应该在别处寻找无人居住的土地。“以上帝的名义，”哈立迪发出恳求，“请放过巴勒斯坦吧。” [50] 赫茨尔则回复哈立迪说犹太复国主义无意损害阿拉伯人民的利益；相反，该地的非犹太人只会因犹太人的财富而致富（这是那几年间被广泛使用的论点，尽管它从未说服过另一方）。
你认为一个在巴勒斯坦拥有价值三四千法郎的房屋或土地的阿拉伯人会后悔看到自己的土地价格上涨五到十倍吗？这是犹太人来临时将会发生的，也是必须跟该地居民解释清楚的。他们将拥有出色的弟兄，而苏丹将获得忠诚又优秀的臣民。犹太人将给这个地区，给他们历史悠久的故土带来繁荣。 [51]
赫茨尔的观念至少是始终如一的：他在1902年出版的小说《新故土》中，毫不客气地描述了这块土地，尤其是任何漂洋过海而来的人都会首先看到的雅法：
这个城镇虽高踞蔚蓝的地中海之上，却处于极度衰败之中……街头巷尾脏得不堪入目，恶臭熏天。苦难被包裹在鲜艳却破烂的东方式衣衫中，随处可见。贫穷的土耳其人，肮脏的阿拉伯人，胆小的犹太人，个个游手好闲——像乞丐一样，懒惰而无望。一股奇特的、墓穴般的霉味让人喘不过气来。 [52]
赫茨尔小说中虚构的阿拉伯人大部分无名无姓，一个例外的象征性人物是拉希德贝伊（Rashid Bey） [53] ，他代表当地人颂扬犹太拓荒者带来的好处。 [54]
没有看见的问题？
到了19、20世纪之交，犹太复国主义进展缓慢，而阿拉伯人的敌意却越来越难以忽视。1901年成立的犹太定居协会（ ，JCA）在加利利购买的土地上驱逐农民，导致犹太测量员遭到袭击。在阿拉伯人反对奥斯曼当局的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太巴列的一名阿拉伯官员无视他在贝鲁特的土耳其上级的命令，反对这桩交易。 [55] 到1904年为止，共有约5 500名定居者居住在25个农业定居点中，并分为三大团体，分别位于上加利利东部、海法南部和雅法东南部。那一年，当局禁止向外国犹太人出售土地。相比于登记在奥斯曼犹太公民名下的交易，比如那些帮助罗斯柴尔德和赫希（，犹太定居协会创始人）等男爵购地的交易，这种新的控制手段更为直接。 [56] 奥利芬特在他难以忘怀的扎马林之旅中就遇到了其中一位男爵。而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演讲和讨论中，依旧如一名犹太知识分子在1905年抱怨的那样，“阿拉伯人的存在和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定居点被贬低和无视，就好像他们不存在一样。阿拉伯人……被视为巴勒斯坦存在的诸多不幸之一，跟奥斯曼当局的存在、气候问题、难以适应等其他麻烦事差不多，都是移民们需要应付的”。 [57] 犹太人也常常抱怨阿拉伯人盗窃他们的农产品和牲畜。
1907年，在最早的现代希伯来语刊物之一《哈施洛阿赫》 [58] 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敖德萨（）出生的教育家伊扎克·爱泼斯坦（ ）基于1891年阿哈德·哈阿姆的观点提出了更为犀利的看法。爱泼斯坦也是一名“爱锡安者”。他见证过几年前在扎维耶（Ras ）和梅图拉（，即希伯来语中的罗什平纳和梅图拉）从缺席管理者手中购地的行为，也记得被剥夺了土地的德鲁兹派 [59] 农民的愤怒。“阿拉伯妇女的哀鸣……仍回响在我耳际，”他写道，“男人们骑着驴子，女人们就跟在他们身后痛哭，山谷里回荡着悲泣之声。他们一边走一边停下来亲吻石头和土地。”爱泼斯坦先于他所在的时代发出了警告：与阿拉伯人的关系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未能解决的“没有看见的问题”。 [60]
在爱泼斯坦发出警告的同一年，一名奥斯曼帝国的官员抱怨移民登陆的口岸雅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犹太人”，这些人还经常因粗鲁的接待而受到惊吓。“你必须告诉乘客不要急躁，不要马上下船，不要被阿拉伯水手的叫喊声吓到，”一名犹太复国主义官员这样告诫负责安排从敖德萨来的航班的同事，“要告诉巴勒斯坦的旅行者说‘，’（慢慢来，慢慢来）的重要性。并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对突然出现在船上的阿拉伯人这样说，阿拉伯人就能稍微冷静一点；绝对不能喊‘Yalla，Yalla！’（赶紧，赶紧！）——这种叫法带有轻蔑的意思。” [61] 1908年3月，年轻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爆发武力冲突，英国领事将其归咎于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仇恨。 [62] 卖淫业和酒类消费的增长也导致了严重的问题。一名犹太作家提醒道：“阿拉伯人认为所有‘莫斯科’（）女人都是廉价而淫乱的，他们会对这些女人做出下流的举动，而他们对塞法迪犹太妇女就不会这样，更不用说德国或英国的基督徒妇女了。” [63] 1909年，一名奥斯曼帝国代表要求对犹太移民关闭该港口。 [64]
1909年4月，一个名叫艾布扎特巴伊特（Ahuzat Bayit，意为“家园”）的新的犹太居民点在雅法北部的沙丘上建立，随后改名为特拉维夫。受赫茨尔《新故土》的启发，它的希伯来语名字（Tel Aviv）意味着复兴，将旧事与新知相融（Tel意为“标志着古迹遗存的山丘”，Aviv意为“春天”）。这座欧式风格的“花园城市”拥有宽阔的林荫大道和现代化的建筑，与雅法逼仄、嘈杂而又脏乱的街道相去甚远。用一位现代以色列学者的话来说，“它创造了焕然一新的文化和身份，几乎以纯粹的形式表现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乌托邦。与东欧的犹太小镇和周围的阿拉伯村镇截然不同，它完美地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流散的犹太人和本土文化遭遗忘和隔离的拒绝”。 [65] 在海法，小型的犹太人社区开始迁出市中心，转移到卡尔迈勒山的山坡地带，这标志着他们开始与阿拉伯人隔离。 [66] 另一个新社区被命名为海尔兹利亚（Herzliya），以向在1904年去世的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致敬。
从1908年开始，移民和殖民两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更好的统筹和协调。在这意义重大的一年，青年土耳其党 [67] 在伊斯坦布尔发动**推翻了苏丹的专制政权。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雅法设立了靠前个巴勒斯坦办事处，为负责整个奥斯曼帝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伊斯坦布尔办事中心提供协助。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官员和社会学家阿瑟·鲁平（Arthur Ruppin）的领导下，巴勒斯坦办事处专注于购买“每一块可用的土地”。一名因研究十字军而来到巴勒斯坦的英国年轻人对他们的进展印象深刻。这位名为T. E. 劳伦斯 [68] 的年轻人在1909年写道：“犹太人越早耕种，土地就越好。他们的定居点在沙漠中熠熠生辉。” [69] 同年，针对犹太定居者和他们的农场、牲畜的袭击事件明显增多，但这些被归因于阿拉伯人嗜好随时随地劫掠的“天性”，而不是*治上或者民族上的对立。 [70]
根据1909年新的奥斯曼宪法，阿语媒体（和希伯来语媒体）比上一年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因此羽翼未丰的犹太复国主义计划遭到了更猛烈的攻击，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认同也越发清晰：1911年在雅法创办的报纸《巴勒斯坦报》（） [71] 的名字便彰显了这一点。 [72] 总部同样设在雅法的《阿斯马仪》（）和海法的《卡米尔报》（）则都属于阿拉伯希腊东正**（Greek Arabs），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眼里他们比大多数穆斯林群体的敌意要重。1910年，《卡米尔报》发表了赫茨尔的《犹太国》，后来还节选并翻译了1911年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些决议。《卡米尔报》的编辑纳吉布·纳萨尔（Najib ）则写了一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目标的小册子，警告说它的目标并不仅仅是移民，而是要接管整个巴勒斯坦，并且劝告他的阿拉伯同胞不要把土地卖给那些新来的人。 [73] 1910年前后，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的阿拉伯语报刊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评论显着增加，而许多其他地方的报纸转载了最初发表在《巴勒斯坦报》上的作品。 [74] 阿卜杜拉·穆克利斯（ ）在大马士革的杂志《穆克塔巴斯》（）上描绘道，海法的“未来”（Atid）肥皂厂只雇用犹太工人，犹太人（当时约占该市人口的五分之一）开始只与自己社区内的人交往。“在历经数千年的衰落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我们（阿拉伯人）担心这些新移民会驱逐原住居民，我们将不得不集体离开自己的国家……然后我们回望过去，像安达卢西亚 [75] 的穆斯林一样悼念故土。”穆克利斯表示，希望犹太人能够放弃他们的分裂主义方式，继续留在奥斯曼社会中。他以卓越的先见之明写道：“巴勒斯坦或将处于危机中。几十年后，它将见证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 [76]
并不是所有犹太人都察觉不到这种忧虑。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愿望也让塞法迪老伊舒夫的公众人物埃利亚胡·安特比（Eliahu Antebi）感到不安。安特比在1908年称：“如果我是土耳其穆斯林代表，我会抓住一切机会号召对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活动采取限制措施。” [77] 尼希姆·马鲁尔（Nissim Malul）出生于萨法德，家里是突尼斯人，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犹太人一起，敦促犹太复国主义者拥抱阿拉伯文化而非欧洲文化。他们中的另一位，是在雅法出生、父母都是摩洛哥人的希蒙·莫亚尔（Shimon Moyal），他于1909年开创性地用阿拉伯语解释犹太法典《塔木德》，对犹太律法进行了评述。两人都对阿拉伯报纸日益明确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态度感到担忧。1911年，鲁平的巴勒斯坦办事处专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来监视这些报刊，雇用马鲁尔将这些资料翻译成希伯来文和德文——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早期“了解敌人”的努力——还发表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语文章，不过除此之外这个团体没什么影响力。 [78]
在这个加速变化的时期，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仍有可能合作。耶路撒冷市议员大卫·耶林（David ）是土生土长的耶路撒冷人（父亲来自东欧，母亲来自巴格达），同时也是一名满腔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去往欧洲学习市政服务的前夕，得到了来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裔市长萨利姆·侯赛尼的介绍信。 [79] 耶林认为犹太移民有利于奥斯曼帝国，在几年后英国统治这个地区时，犹太复国主义者也用同样的理论来推动他们的事业。鲁希·哈立迪（Ruhi ）是一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个显赫的阿拉伯家族的成员，虽然他也警惕犹太复国主义的野心，但他与犹太语言学家埃利泽·本-耶胡达还是多次会面——埃利泽致力于复兴希伯来语，并以阿拉伯语词语作为许多希语新词的基础。 [80] 像安特比家族和埃利亚查尔家族（）这样的塞法迪犹太贵族，仍维持着与地位相当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的诚挚友谊。
“不是无人之地”
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开始在更远的地方产生回响。奥斯曼帝国拿撒勒市市长舒凯里·阿萨利（ ）公开反对贝鲁特的土地缺席所有者伊莱亚斯·瑟索克（Elias ）把阿富拉（）的土地卖给犹太民族基金会（ Fund）。那片土地位于海法和杰宁（Jenin）之间，是丰饶的伊茨雷埃勒山谷（Marj Ibn Amr ）的一部分。而犹太民族基金会是1901年巴塞尔举行的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上在赫茨尔的支持下成立的。阿萨利声称，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仅仅是为了将贫穷的阿拉伯农民驱离土地，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府”。 [81] 在一封呈给伊斯坦布尔的苏丹的请愿书中，购地者被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这是这个术语在该语境中最早的记录之一。1911年秋，这件事在奥斯曼帝国的议会中引起的激烈争论被阿拉伯媒体广泛报道。阿萨利拒绝执行驱逐令，但阿拉伯农民还是被赶走了，这为犹太定居点马哈维亚（）的建设铺平了道路。土地转让是合法的，但它剥夺了佃农的生计——这是犹太人购地过程中令人恐惧的新事实。 [82] 犹太复国主义者掌控土地的核心目的更是昭然若揭。海法的伊莱亚斯·奥尔巴克（Elias ）博士在他1911年以英德双语出版的犹太复国主义文选中写道：“关于巴勒斯坦，有一些简单的事实，尽管这些事实很明显，但它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为共识。靠前个事实是，巴勒斯坦不是无人之地。第二个事实是，这片土地的特征，来自其人口中占主导地位者……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土地，要使它成为犹太人的土地，犹太人必须成为主要人口。” [83] 该书的部分内容被翻译为阿拉伯语刊登在《巴勒斯坦报》上。1913年6月，该报发起了一项运动，反对将贝特谢安（）的国有土地出售给犹太人，当地*导人还向苏丹和贝鲁特的瓦利（vali，总督）发送了电报。 [84]
阿拉伯人注意到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言行不一。1914年，时任犹太复国主义者**秘书长的纳胡姆·索科洛夫告诉开罗的《莫卡塔姆》（）日报，犹太人来到巴勒斯坦不是作为外国殖民者，而是作为“重归”故里的人，并表达了与阿拉伯人拉近距离的愿望。然而，主张奥斯曼帝国各省自治的新政党地方分权党（ Party）*导人哈基·贝伊·阿兹姆（Haqqi Bey ）心存疑虑。他对此回应道：
恰恰相反……犹太人在语言、学校、商业、习俗以及整个经济生活中完全将他们自己排除在阿拉伯人之外。他们还以同样的方式与本土的政府隔绝，尽管还在享受它的保护，因此当地人认为他们是外来者。这也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犹太移民感到不满的原因。 [85]
犹太复国主义者不仅没被这些吓住，还坚持强调犹太人扩张给阿拉伯人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在向外国听众发表演讲的时候。一名经济学家宣称：“我们定居点的数量越多，面积越大，能从中找到报酬可观的工作的阿拉伯劳动者就越多。” [86] 但阿拉伯人的担忧加剧了，因为他们的邻居显然在想方设法避开他们，而不是给他们提供工作。另外，犹太复国主义者呼吁以犹太劳工取代阿拉伯劳工，哪怕雇主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在1904年的第二次阿里亚 [87] （字面意思为“上升”或“移民潮”）开始后，这种论调更是甚嚣尘上。这一拨抵达的犹太人里，包括了经历过大屠杀的俄国社会主义运动成员。出生在波兰普翁斯克（）的大卫·格林（David Gruen）便是其中之一，他后来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希伯来化的本-古里安（）。1906年，19岁的格林到达雅法，前往“定居点之母”——佩塔提克瓦。后来，他对在靠前次阿里亚中建立的“老”定居点的生活表示失望，并写道：“靠前批定居者纷纷成了掮客和掌柜，他们利用自己同胞的希望做生意，靠出卖同族的年轻人来换取微薄的利润。他们把被驱逐的偶像引入民族复兴的圣殿，让异族的工作亵渎了家园。”“异族的工作”是指阿拉伯人的劳动。 [88] 本-古里安日后想必会欢迎阿拉伯人的“仇恨”，因为它将迫使犹太农场主招收更加昂贵的犹太工人，推动犹太复国主义的愿望实现。 [89] 1910年，靠前个合作社定居点代加尼亚（）在约旦河汇入太巴列湖（加利利海）处的乌姆朱尼（Umm Juni）村建立。
本着同样的精神，推崇**主义的锡安工人党 [90] 成员组建了名为哈什梅尔（，意为守望者或守卫者）的社团，目的是取代定居点那些“与小偷同流合污、恶名昭彰的”阿拉伯警卫。 [91] 移民的一部分问题正是对阿拉伯语言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极度陌生。这些激进的年轻人成了强悍的边疆民族精神的旗手，与原住居民竞争，获得了野蛮浪漫主义的光环——一半哥萨克式的，一半贝都因式的。哈什梅尔的口号——“犹太人在血与火之中倒下，又将浴火重生”——煽情地表达了它那好斗的民族主义组织精神。犹太复国主义作家很快就开始为一种新的犹太人高唱赞歌：“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既能提枪上马，百步穿杨，又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他们用来自乡野的独特头饰为自己加冕，证明了东欧犹太人能够在祖先的土地上扎根。” [92] 安全问题主宰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关系，这不是最后一次。1913年7月，在扎尔努卡（）的阿拉伯人和邻近定居点雷霍沃特的犹太人发生的冲突事件中，哈什梅尔的“巴勒斯坦牛仔”（ ）被指控“殴打阿拉伯工人并威逼犹太农场主停止雇用他们”。据说那些卫兵“为了一串葡萄”就险些杀人。 [93] 其他“令人不快的”行为都在该组织的官方历史和事后的回忆录中被省略了。 [94] 那年早些时候，一场热火朝天的体育盛会在雷霍沃特举行。运动会上有希伯来语的演讲、犹太复国主义旗帜的展示和男女同时参加的赛马比赛，其中大多数人穿着贝都因人的衣服，所以“你会以为他们是马背上的阿拉伯战士”，这些事情给一名阿拉伯观察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95]
仇恨依然存在
数据统计表明，冲突造成的人员伤亡在增加，尽管规模都不大。在1882年至1909年的27年间，13名犹太人被阿拉伯人所杀，但其中只有两人的死亡是出于明显的“民族”原因；1908年雅法爆发骚乱，犹太人在普珥节 [96] 庆典期间遭到袭击，一名阿拉伯人被刺死；仅1909年一年就有4名犹太人为“民族主义”而死；而在1909年至1913年间，有12名犹太卫兵遇害；1911年，在阿拉伯佃农被驱逐出阿富拉附近阿瑟·鲁平从瑟索克手里买的土地后，一名阿拉伯村民因与新建立的马哈维亚定居点的犹太工人发生口角而被杀，三名犹太人也被奥斯曼当局逮捕关押。 [97] 然而，暴力事件始终屈指可数。大多数犹太移民生活在城镇中：1905年至1913年间，其中36%的人想在雅法定居，38%的人想去耶路撒冷和希伯伦，而想去农业殖民地的只有16%——这些殖民地尽管是新建的，却遭人冷落。 [98] 尽管如此，犹太复国主义的“盲点”越来越难以避免，“潜在的问题”也在不断制造公开的冲突。 [99]
阿拉伯人的敌意也影响了犹太人的观念。1913年，声名远扬的希伯来语作家约瑟夫·海姆·布伦纳 [100] 抨击了呼吁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合作的倡议，认为这是“过于理想化的”和“不道德的”，并明确提出了他认为必要的做法：
在这么小一片土地上居住着……不下60万阿拉伯人，他们尽管蒙昧落后，却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事实上，他们也完全明白这一点。而我们不得不来到这里，进入他们中间，与他们一起生活。我们之间已经存在仇恨，而且它必将继续存在。他们比我们在各方面都更加强大，可能会把我们踩在脚下。但是我们犹太人已经习惯了做强者之间的弱者，因此，我们必须为仇恨带来的后果做好准备，并不择手段地在这里生存。 [101]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导人哈伊姆·魏茨曼在公开场合继续谈论与阿拉伯人合作的前景，但他私下里却对很多问题表示担忧：不断发展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中央权力的削弱，以及“反对将土地卖给‘犹太复国主义者’——土耳其的敌人、巴勒斯坦的簒夺者——的密集宣传活动”。他预言：“我们很快就会面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敌人，单单花钱买地是不够的。” [102] 雷霍沃特的创立者之一摩西·斯米兰斯基（Moshe ）在1914年承认，犹太复国主义者对阿拉伯人的关注太少，尽管他希望能达成妥协，但对此并不抱有幻想。“我们不该忘记自己正在与一个观念极其落后的半野蛮民族打交道，”他写道，“他们的天性是这样的：认为你很强大，就会压制住仇恨屈服于你；如果觉得你很弱小，就会主宰你。他们认为温和等于无能。” [103]
到20世纪的头几年，巴勒斯坦已彻底进入了犹太分离主义的轨道。1913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维也纳召开，当时欣欣向荣的阿拉伯报纸跟踪报道了这次会议。会上，阿瑟·鲁平称犹太人定居需要集中力量解决几个关键点，“创造一个纯犹太人的环境和封闭的犹太经济体，其中生产者、消费者和中间商都是犹太人”。鲁平还抱怨说，雅法的犹太人不太愿意展示民族团结，因为他们待在与阿拉伯人混居的地区。 [104] 靠前次世界大战前夕，批评犹太复国主义的阿拉伯人充分注意到了这些观点，不过他们经常夸大该地犹太人的数量和他们购买的土地数量。 [105] 耶路撒冷名人哈利勒·萨卡基尼 [106] 在他1914年2月的日记中吐露心声：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它应该驯服另一个（民族运动）来使自己变得强大，并且它应该杀光一整个民族以便自己生存下去。我鄙夷这一原则，因为它就像在用欺骗手段从命运的手中来窃取自身的*。这种通过金钱获得的*，利用了其他国家倦怠、虚弱和懒怠而获得的时机，乘虚而入。事实上这软绵绵的*不过是建立在沙砾之上。一旦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觉醒，犹太人又能如何抵抗（阿拉伯人）？ [107]
几个月后，《巴勒斯坦报》呼应了他的担忧并区分了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
十年前，犹太人是奥斯曼帝国同胞，为其他所有民族所喜爱……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地方，他们的孩子上的是同一所学校。犹太复国主义者结束了这一切，阻止了犹太人与原住居民的融合。他们抵制阿拉伯语和阿拉伯商人，并宣布他们打算从原住居民手中接管这个地区。 [108]
然而，犹太人当时至少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阿龙·阿龙索赫恩 [109] 生于罗马尼亚，在奇科隆雅科夫（阿拉伯工人最大的犹太雇用地）长大。在1917年协约国即将战胜奥斯曼帝国之际，他夸耀起了犹太人的成就：“我们严格避免了阿拉伯人渗透我们的村庄，这真是令人高兴的事。在民族、文化、教育、技术……和卫生观念等方面，都必须严格执行这一政策。” [110] 《贝尔福宣言》和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征服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应许之地 [111] 带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机遇。
[1] 阿舍·金兹伯格（Asher Ginzburg），以笔名阿哈德·哈阿姆（意为“众人之一”）闻名，被誉为文化犹太复国主义奠基人。——译者注
[2] 缺席所有者是指拥有某一特定财产而不实际占有或积极管理该特定财产的个人或公司。——译者注
[3] , in H. (ed.), and the , p. 155.
[4] 伊舒夫（Yishuv），19世纪80年代开始到以色列建国之前巴勒斯坦犹太居民的定居点。——译者注
[5] 德系犹太人（ Jews），又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指的是源于中世纪德国莱茵河流域和法兰西一带的犹太人后裔，后泛指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译者注
[6] 哈鲁卡（halukah或halukkah），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中筹集的资助巴勒斯坦贫困犹太人的资金。——译者注
[7] 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曾任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后发动靠前次埃土战争，占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部分地区，1840年在列强武力威胁下撤军。——译者注
[8] 拉地诺语（Ladino），又名Judaeo-Spanish，西班牙犹太人使用的方言。——译者注
[9] Menachem Klein, Lives in Common, p. 41.
[10] Abigail Jacobson, From Empire to Empire, p. 86.
[11] Mahmoud Yazbak, Haifa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p. 217.
[12] 1839年奥斯曼帝国改*，国家更为世俗化，并引进西方技术。——译者注
[13] Mikveh Yisrael，意为“以色列的希望”，该学校为以色列靠前所农业学校。——译者注
[14] Derek Penslar, Zionism and Technocracy, pp. 18–19.
[15] , and , pp. 32–3.
[16] , Haifa: Or, Life in , p. 12.
[17] 领事裁判权出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签订的领事裁判条约，内容包括进入奥斯曼帝国的外国商人在被起诉、税收和征兵等方面不受奥斯曼帝国管辖，享有治外法权。——译者注
[18] David Kushner (ed.), Palestine in the Late Ottoman Period, p. 286.
[19] Gershon Shafir,Land, Labor and the Origins of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p. 187.
[20] 伊斯雷尔·赞格威尔（ ，1864—1926），英国犹太作家，早期为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后转为领土主义运动（目标为寻找土地代替原有的“圣地”作为犹太人的家园）支持者。——译者注
[21] 基督教千禧年派相信在末世时基督将做王一千年。——译者注
[22] 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指安东尼·阿什利·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1801—1885），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英国*治家、慈善家，千禧年派的圣公会重要成员，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者。——译者注
[23] Adam M. Garfinkle, On the origin, meaning, use, and abuse of a phrase,Middle East Studies 27, October 1991, pp. 539–50.
[24] Ami Ayalon, Reading Palestine: Printing and Literacy, 1900–1948, p. 16, citesliteracy figures of 1–3 percent in nineteent‑ century Palestine.
[25] B. , : into , of 21 (2), 1992, pp. 5–28.
[26] , in (ed.), and the , p. 140.
[27] 希姆达·本-耶胡达（Hemda Ben-Yehuda，1873—1951），犹太作家和记者，犹太语言学家埃利泽·本-耶胡达（Eliezer Ben-Yehuda）的妻子。——译者注
[28] Yael , The and the as in , in Julia et al. (eds.), , pp. 201–22.
[29] Yehoshua Porath, The Emergence of the Palestinian Arab National Movement, p.25.
[30] Shafir Land, Labor, p. 201.
[31] Anita , Land and Power, p. 57.
[32] Shafir,Land, Labor, p. 56.
[33] J. , The Arabs and World War I, p. 34.
[34] 耶霍舒亚·汉金（Yehoshua Hankin，1864—1945），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巴勒斯坦强制买地的行动大多是由他操办的。——译者注
[35] Ben‑Bassat, Haaretz, 4 November 2012.
[36] 德南是土耳其等原奥斯曼帝国疆域内部分国家使用的土地丈量单位。1德南面积为1/4英亩，约为1 012平方米。——译者注
[37] 圣殿运动（Templer movement），源于敬虔派（Pietism）运动。该运动在巴勒斯坦活动的目的是在“圣地”重建圣殿，自1868年起在海法等多地建立定居点，其成员自称templer（圣徒）。——译者注
[38] Oliphant, Haifa, p. 288.
[39] Mandel, Arabs and Zionism, p. 40.
[40] Cohen (ed.), Work in , pp. 164–5.
[41] Alan Dowty, Much ado about : Ahad Ha’am’s ‘Truth from Eretz ’,, and the Arabs, 5 (2), Fall 2000, pp. 154–81.
[42] 西奥多·赫茨尔（ Herzl，1860—1904），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治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被誉为犹太复国主义之父，着有《犹太国》（The State）、《新故土》（Old New Land）等。——译者注
[43] David Goldberg, To the Promised Land, p. 39.
[44] 巴塞尔（Basel），位于瑞士西北部的城市。——译者注
[45] Mandel, Arabs and Zionism, p. 20.
[46] Ilan Pappé, The Rise and Fall of a Palestinian Dynasty, p. 118.
[47] Gudrun Kramer, A History of Palestine, p. 113.
[48] 此处为德皇威廉二世（ II，1859—1941），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译者注
[49] 拉比（rabbi），犹太教中的特殊阶层，指受过正规宗教教育、精通犹太教经典和律法并经过仪式确立宗教地位的智者，广受尊崇。——译者注
[50] David Hirst, The Gun and the Olive Branch, pp. 14–15; David Vital, Zionism:The Formative Years, p. 380.
[51] Vital, Zionism, p. 381.
[52] Herzl, Old New Land (), p. 42.
[53] 贝伊（Bey），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对统治者的一种尊称，意为“总督”“老爷”等。——译者注
[54] Gabriel Piterberg, The Returns of Zionism, p. 39.
[55] Rashid Khalidi, Palestinian Identity, p. 104.
[56] , : , , and Jews, pp.219–20.
[57] , Land and Power, p. 51.
[58] 《哈施洛阿赫》（HaShiloah），19世纪末创办的希伯来语双月刊，内容包括犹太文化、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等，阿哈德·哈阿姆曾于1896年担任该刊编辑。——译者注
[59] 德鲁兹派（Druz），伊斯兰教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一个分支，成员主要分布在黎巴嫩、叙利亚和以色列。——译者注
[60] Dowty, Much ado about , op. cit.
[61] Gur Alroey, An Unpromising Land, p. 159.
[62] Mark , , p. 45.
[63] Alroey, Unpromising Land, p. 169.
[64] A. W. , : A , p. 24.
[65] Gil Eyal,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Orient, p. 33.
[66] Anat , The Haifa World War I, in Eran Dolev et al. (eds.), and World War I, p. 245.
[67] 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20世纪初的土耳其民族政党，由奥斯曼帝国的流亡者、学生、公务员和军官组成，反对君主专制，1908年领导和发动了土耳其资产阶级**，建立了多党制宪政政府。后期成为三帕夏军事寡头政权，参与“一战”同盟国并战败。1926年该党解散。——译者注
[68]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 ），即“阿拉伯的劳伦斯”，着有自传《智慧七柱》，阿拉伯大起义期间作为英国联络官，对阿拉伯民族解放事业做出贡献。——译者注
[69] T. E. , The of T. E. , p. 74.
[70] Yaacov Ro’i, The Zionist attitude to the Arabs, 1908–1914, in Elie Kedourie and Sylvia G. Haim (eds.), Palestine and Israel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p. 20.
[71] 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在阿拉伯语中即为Filastin（或Falastin）。——译者注
[72] Mustafa Kabha, The Palestinian People, p. 2.
[73] Jonathan Gribetz, Defining Neighbor, p. 90.
[74] , , pp. 124–41; Beška, to in and Syria: 1910–1911 as a point, 59, 2014.
[75]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位于西班牙南部，其名字来源于阿拉伯语。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伊比利亚半岛，统治700余年后渐渐衰落；安达卢西亚在15世纪末被天主教政权收复，随后不少穆斯林改换信仰或被驱逐出境。——译者注
[76] Yazbak, Haifa, pp. 221–2.
[77] U. , ‘ ’ and ‘The Land of ’:the over and among ’s Jews,1908–13, of East 37 (4), 2005,pp. 461–83.
[78] Gribetz, Defining Neighbor, p. 190; Goldberg, Promised Land, p. 163.
[79] Jacob Norris, Land of Progress, p. 45.
[80] Gribetz, Defining Neighbor, pp. 1–14.
[81] Mandel, Arabs and Zionism, p. 106.
[82] Yuval Ben‑Bassat, Rural reactions to Zionist activity in Palestine before and after the Young Turk Revolution of 1908 as reflected in petitions to Istanbul,Middle Eastern Studies 49 (3), 2013, pp. 349–63.
[83] Cohen (ed.), Work, pp. 172–3.
[84] Kayyali, Palestine, p. 29.
[85] Ro’i, Zionist attitude to the Arabs, p. 35, op. cit.
[86] , in (ed.), , p. 156.
[87] 阿里亚（Aliya），指犹太人从散居地移民到以色列地，又被称为“向上的行为”。以色列的《回归法》赋予了犹太人及其后裔居住权和在本土自动获得以色列国籍的权利。——译者注
[88] , Land and Power, p. 64.
[89] Shafir,Land, Labor, p. 87.
[90] 锡安工人党（Poalei Zion）是1901年在波兰和俄国一些城市成立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工人组织。——译者注
[91] Ro’i, Zionist attitude to the Arabs, p. 47, op. cit.
[92] Emile , Jews in , in and Haim(eds.), and in the 19th and 20th , p. 10.
[93] Shafir,Land, Labor, p. 141.
[94] Yuval Ben‑ and Gur , The –Arab of 1913:a and , 52 (5),2016, pp. 787–803.
[95] Issam , and : and the in the 1930s, 63/64, 2015.
[96] 普珥节（Purim），为纪念和庆祝古代波斯帝国的犹太人免遭宰相哈曼的种族屠杀而设立的节日，时间为犹太历亚达月十四日到十五日。——译者注
[97] Penslar, Zionism and Technocracy, p. 120.
[98] Alroey, Unpromising Land, p. 116.
[99] Shafir,Land, Labor, p. 203.
[100] 约瑟夫·海姆·布伦纳（Yosef Haim Brenner，1881—1921），俄国出生的希伯来语作家，现代希伯来文学先驱之一，着有《生死两茫茫》等书。——译者注
[101] Yosef Gorny, Zionism and the Arabs, pp. 54–5.
[102] 23 1913 to Vera, , Chaim , pp. 394–5.
[103] Gorny, Zionism, p. 64.
[104] Campos, Ottoman Brothers, p. 231.
[105] Mandel, Arabs and Zionism, p. 229.
[106] 哈利勒·萨卡基尼（ ，1878—1953），巴勒斯坦东正**，教师、学者、诗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领导耶路撒冷东正教复兴改*运动，参加了阿拉伯大起义。——译者注
[107] Mandel, Arabs and Zionism, p. 212.
[108] Filastin, 29 April 1914; Kayyali, Palestine, p. 39.
[109] 阿龙·阿龙索赫恩（Aaron Aaronsohn，1876—1919），犹太农学家、植物学家和犹太复国主义活动家。——译者注
[110] Neil , Jewry and the Arab , p. 14.
[111] 根据《旧约·创世记》（13:14—18）中记载，“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是由上帝承诺赐予亚伯拉罕及其后裔的土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即以色列地。——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