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六十年前的泰山门票
泰安市档案馆珍藏有清同治三年（1864）的“泰山进山门上香税”票，票面上印着“凭票银二钱方可登山”，落款“同治三年泰安府官印票”，还钤盖有“泰安府印”。这是迄今所知唯一存世的泰山香税票据，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泰山门票，同时，这张税票对泰山香税研究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参考。
香税是向进香的香客收缴的，是明代出现的一个新税种，当时，政府收缴香税主要来自两地——泰山和武当山（明代称太岳太和山）。香客到泰山、武当山进香是奔着那里的神去的，明代以后泰山最具声望的神是碧霞元君。碧霞元君，俗称泰山老奶奶。古代关于碧霞元君的来历众说不一，有东岳大帝女儿说、华山玉女说、民间凡女得仙说等。同西王母等传说中的女神一样，碧霞元君也源于古代的母神崇拜。明初，碧霞元君的影响力开始扩大，明中叶以后，供奉碧霞元君的祠庙、行宫已遍布大江南北。泰山如圣山一般吸引着各地的朝圣者，明万历年间泰山《东岳碧霞宫碑》称：“自碧霞宫兴，而世之香火东岳者，咸奔走元君，近数百里，远即数千里，每岁瓣香岳顶数十万众，施舍金钱币亦数十万，而碧霞视他岳盛矣。”清代韩锡胙《元君记》描绘的场景更加宏阔，“统古今天下神祇，首东岳，而东岳祀事之盛，首碧霞元君……庙在泰山顶，自京师以南，河淮以北，男妇日千万人，奉牲牢香币，喃喃泥首阶下。”
在规模庞大的香客队伍到泰山进香背后所蕴含的巨大利益驱使下，明正德十一年（1516），正德皇帝准许以泰山元君祠修缮费的名义向朝山进香的香客征税，这是征收泰山香税之始。《明史》对这一事件及当时朝廷的争议有详细记述，“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官黎鉴请收香钱为修缮费。（石）天柱言祀典惟有东岳神，无所谓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礼，不可许……帝皆不省。”明清的一些笔记对泰山香税也有记载，如明代张岱的《岱志》、谢肇淛的《五杂组》以及清代赵慎畛的《榆巢杂识》、孙嘉淦的《南游记》等。明代《岱史》专设“香税志”，记述了香税征收、管理和使用的情况。至迟到嘉靖年间，泰山香税征管已形成一套较完善的管理体制，有固定的征收数额，有在省、府、县三级衙门抽调的香税官，有岱庙遥参亭、红门等多处专设的收税和验单地点，有解送户部和山东布政司、济南府、泰安州留存数额，以及修城、修庙等各项开支的详细规定。《明史·食货志》称“（每年进）泰山香税二万余两”，泰山香税作为一项常年稳定的税收被列入中央政府财政。香税始征时规定，本省香客每名五分四厘，外省香客每名九分四厘。万历八年（1580）改议，不分本省外省香客，一例香税银八分。后来又改为每人一钱二分、一钱四分。关于香税数额，张岱《岱志》中称：“合计入山者日八九千人，春初日满二万，山税每人一钱二分，千人百二十，万人千二百，岁入二三十万。”明代陶允宜《碧霞元君》诗称：“自是神人同爱国，岁输百万佐升平。”陶允宜的说法有些夸张，“岁输百万”银两不太可能，张岱估计每年收入二三十万，按每位香客收一钱二分计，算起来每年到泰山的香客约二百万人。从当时民众对碧霞元君的信仰程度，以及现在泰山每年的游客数量来分析是极有可能的。
香税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统一支配。除每年解往户部的二万余两外，剩下的香税还有不少用途，如折作官俸、赈灾、修城、修庙等。香税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山东百姓的经济压力，但绝大多数进了皇帝和各级官员的腰包。清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干隆即位之初谕令裁革泰山香税，《清实录》这样记载：“此例起自前明，迄今未革。朕思小民进香祷神，应听其意，不必收取税银，嗣后将香税一项永行蠲除。如进香人民，有愿舍香钱者各随愿力，不得计较多寡，亦止许本山道人收存，以资修葺祠庙山路等费，不许官吏经手丝毫染指，永着为例。”干隆元年（1736）六月，皇帝谕令：“镌石树祠，用垂永久。”至此，香税之征被禁止，历220年。裁革泰山香税碑当时立于山顶碧霞祠，后佚。
一直以来，泰山香税只保留在有关文献的记录中，通过泰安市档案馆的这件珍藏，世人得以见到清代泰山香税征收之实物。在此之前，学界都将干隆元年作为泰山香税停征之年，这张税票却表明，泰山香税并未永行禁止，在干隆发出谕旨的若干年后，香税之征死灰复燃。毕竟，向上百万乃至几百万香客收取进香税是一项非常可观的收入，香税始征源于此，复征仍然源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