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中医学院首届研究生师生合影,三排(右一)为张伯礼。
张伯礼,1948年2月生,中共党员,长期从事心脑血管疾病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2002年任天津中医学院(2006年更名为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200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获得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2020年获“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当脚下的红毯向人民大会堂延伸,当全国人民的目光汇成一束耀眼的聚光,当“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定格在人生的卷轴上,74岁的张伯礼心中涌出一首诗:“英雄重如山,荣誉激波澜。几朵小浪花,涛涛百千万。牺牲赴壮志,人民多奉献。抖擞决胜疫,全心为病患。”
从一位平凡的中医,到代表全体中医药人受誉,他用五十余年的热忱践行着自己“贤以弘德、术以辅仁”的座右铭;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对人民许下的诺言。
每个人都不禁好奇,一位被称为“人民英雄”“国医大师”“院士”的人,会拥有怎样的人生剧本?人们试图从他的成长故事里探寻出成功的秘诀。
这个喜欢穿着蓝衬衫的中医人,袖口被磨得跑了线,黑皮鞋被穿得卷了边,走路时总是跨着大步子。他用这步子跨越着时代,踩着历史的琴键,从前辈手上接过振兴中医的大旗,为世界奏出属于中医的乐章。
他总以波涛中的一朵“浪花”自比,这朵“浪花”激荡过中医药的法治强音,对抗过武汉抗疫战场的病毒风暴,润泽过万千患者的心田,奋进在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征程上。它涌动着,奔腾着,昭示着这个时代为中医带来的蓬勃生机。
今年春天,记者见到了这朵“浪花”,正如他所说,浪花虽小,却能激起波涛千万。
一剂汤药,青年立下一生志向
命运拐点在1979年的那个初春到来了。
立春刚过,在天津研究生考试报名的最后一天,一位年轻人蹬着自行车骑行了80里路,递交了自己的报名表。经过层层选拔,他成为了天津中医学院(现天津中医药大学)首届中医研究生班14位学生中的一员,并担任副班长。
“一位妙手回春的老中医,帮我树立了人生的志向。”尽管过去了50多年,张伯礼仍然能想起他定下人生目标的那个冬夜。
1964年,16岁的张伯礼考入天津市卫生学校,4年后,他被分配到天津市大港区一所卫生院当医生。
一个冬日的雪夜,一位年轻小伙突发急性肠梗阻,由于大雪封路,无法被送到40公里外的区医院进行手术。危急时刻,卫生院的一位中医大夫用一剂大承气汤解决了难题。
“就那么几味药,怎么有那么好的效果呢?我开始对中医感兴趣。”几年的自学和实践使他感受到中医的魅力。他又参加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的学习,争取到脱产系统学习中医的机会。
1973年末至1976年初,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医疗实践,并和几位同学组成研究小组,在中医治疗急症、热症、血症等领域取得较好疗效。他曾代表小组向到天津调研的原卫生部长钱信忠汇报并得到肯定。
对于张伯礼学习中医的勤奋,熟悉他的人都记忆犹新。
张伯礼曾经的同事、天津市滨海新区古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原党支部书记高云龙说:“他的宿舍,不到12点,灯是不灭的。”
张伯礼的研究生同学、天津中医药大学教授吴仕骥说,“伯礼曾将《黄帝内经》通读了三遍,还写了大量详细的阅读笔记。”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有很多精华需要去发掘。钻进去越深,了解越多,这种感受越迫切。这一切只能化为力量,成为学习的动力,为了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宝贵遗产,抢回丢掉的时间,我们要努力干,拼命地干。”从张伯礼在研究生班开班那天的发言稿里,或许能窥见他努力的原因。
“拼命地干”概括了他对于中医的态度。
他的儿子张磊,幼年时期对父亲治学的刻苦印象深刻:“父亲喜爱读书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常常读书到后半夜。”
对于他的求学精神,他的研究生导师、已故国医大师阮士怡曾经用“如饥似渴”来评价。
在天津中医药大学博物馆,保存着一份张伯礼1974年的笔记手稿,这本《常用汤头摘录》记录了他用过的名方、对药以及自己的临证体悟。张伯礼的学生、天津中医药大学博士李霄介绍,这样的笔记手稿和研究记录,可以装满几十个箱子。
吴仕骥回忆,有一次,张伯礼带上学术资料和生活用品,一头扎进实验室,很久没有出来。当同事发现他时,写满数据的纸张已经铺满了实验室的走廊。等他穿着棉服走出实验室,外面早已春光明媚。原来,这一“埋头”,就过去了一个多月。
一次创新,求索中医药现代化之路
很多人觉得,走上中医药现代化的研究道路,对张伯礼来说是一种必然。因为他求新求变的态度在学生时代就已萌芽。
工程学、药理学、统计学……在20世纪70年代,他的学习就已不局限在中医本身。到天津大学、天津医科大学旁听、蹭课成为他汲取其他知识的方式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他筹建了全国第一个“中医工程研究所”。
在吴仕骥看来,张伯礼一直是一个“思想开阔、胸有丘壑”的人。“选毕业论文选题时,我们大部分学生都选择对古代典籍进行研究。但伯礼选择了舌底诊研究,在当时开了先河。”
就连阮士怡都劝张伯礼选择自己本来的专业方向。但当时,张伯礼对舌诊研究着了迷,经过反复思考,他还是向导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张伯礼认为,过去中医舌诊只靠眼睛目测,自己希望做中医诊断的客观化研究。
得到导师的同意后,张伯礼一头扎进了研究里。那时候,照相机还不普及,为了拍摄患者的舌象,他拜师学习摄影,还开拓了舌象色度学、红外热象学研究领域,组织研发了色差式舌象仪等多种仪器。
中医舌诊现代研究,开启了张伯礼探索中医药现代化的大门。“中医药学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并不落后。”在中医药创新的道路上,张伯礼一直没有停下脚步。
他以心脑血管疾病为重点,开展了中西医结合高黏滞血症的系统研究,筹建了高黏滞血症检查室,并进行了相关病理生理及中药作用机制研究。
他诠释胸痹“阳微阴弦”,明确脾肾虚损、痰瘀互结为冠心病核心病因,开展首个中医防治冠心病大规模临床循证研究。在血管性痴呆治疗中,首创划分平台期、波动期及下滑期的分期证治方案,显著提高了疗效。
他组织研制了具有辨证论治特色的中风病急性期综合治疗方案,并进行了前瞻性、随机对照的临床验证与评价研究。
他总结中医临床病证特点,提出“湿痰浊饮”类病说,建立了湿浊痰饮类病证治体系。
他率先提出了“名优中成药二次开发”战略,对30个中药大品种进行二次开发与产业化研究,在全国推广后,培育了名优中药大品种群。
他带领团队进行组分中药研究,创建了国内首个组分中药技术工程中心,开展中药数字化分析及组分中药配伍优化研究,构建了6万个中药组分和化合物的实体物质库,使中药研发由单纯经验上升为基于经典的组分配伍优化设计,用现代科技方法研制了多个组分中药,二次开发了一批经典名方,同时促进了中药产业的升级换代。
“他取得的成果离不开创新的思维、严谨的态度、扎实的研究。”曾负责国家973项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这样评价自己昔日的助手。
一颗仁心,为百姓开出济世良方
2020年春天,湖北省武汉市江夏方舱医院头顶的日光灯高悬,照得方舱医院的黑夜也宛如白昼。
在这里,张伯礼做回了那个最简单、最纯粹的身份——医生。
“指导中医药全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主持研究制定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法成为中国方案的亮点,为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这是他获得“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时,国家对他的认可。
或许,英雄的成长是从平凡中来的。在一周三次的门诊诊室里,在一张张开具的处方里,在一次次对患者的叮咛中。
有时,那双温暖的手能传递出希望的讯号。
武汉新冠肺炎康复患者韩威时隔两年多后,仍然难掩激动。他说,当时,母亲因新冠肺炎去世。在方舱医院,自己一度想放弃。在低谷中,是张伯礼那双温暖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鼓励他坚持下去。
后来,韩威才从新闻里得知,因为劳累,张伯礼在医院摘除了胆囊。但他不知道的是,术后第三天,张伯礼就将外套拉链拉得高高的,藏住里面的病号服,参加了抗疫视频会议。
也是这双手,在海拔4000多米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面对患有淋巴癌的患者马占魁,掏出兜里所有的钱,紧紧握住患者的手,嘱咐他不要中止治疗。
他的学生、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博士黄明说,有时这双手搭在患者的“寸尺关”上,患者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有时,那双仁爱的眼能观察到微末的细节。
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康医院的旧楼没有电梯,张伯礼看到有些患者腿脚不便,主动提出用一楼的一个小房间做自己的临时诊室。
当研究人员为患者拍摄舌象照片时,他会为患者准备一副眼罩,避免闪光灯伤害患者的眼睛。
有时,那颗慈悲的心能提供不竭的动力。
“无论张老师有多忙,这么多年来,一周三次的门诊,是他对患者的承诺。”他的学生、天津中医药大学博士杨丰文说。
“宁愿自己苦,也不能让患者白等。”出差在外,为了准时赶回天津出诊,他曾经在绿皮火车上站了一夜。
为了更好地服务贫困山区的患者,张伯礼还让自己刚留学回国的女儿加入学校博士团志愿者行动,奔赴甘肃等地帮扶。“父亲把患者看得很重。”张晗说。
黄明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参加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的前一晚,陪同张伯礼住在京西宾馆的工作人员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原来,是一家中国企业想邀请张伯礼为海外患新冠肺炎的员工诊疗。陪同人员考虑到他的身体婉拒了。张伯礼得知后,立刻为患者远程会诊,他说:“还有什么事儿比救人更重要呢?”
在他心里,患者永远是第一位的。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记得,当最后一批新冠肺炎康复患者走出方舱医院,泡面里蒸腾起的水汽弥漫在张伯礼的眼镜片上,与热泪混在了一起。
什么是英雄?
“国有危难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民!”是他用行动给出的回答。
一副铁胆,为中医拼出一块阵地
2003年春天,在张伯礼的记忆里浓墨重彩。
19年后,当中医药全面参与抗疫受到全国乃至世界认可,他总会想到那一年自己在“非典”(SARS)隔离病房外面,为中医争取的机会。
那时,一位西医院院长的亲戚感染了SARS,经治疗后仍不见好转,情况危急。“试试中药吧。”他开出方子煮成汤剂,悄悄让院长送到隔离病房给病人服用。而当时,天津的抗疫还未允许中医药参与。
几天后,好消息传来,服用中药后,病人退烧了,病情明显好转。天津市领导决定,让中医介入治疗,张伯礼担任天津市中医治疗SARS总指挥。
从试着把第一剂中药送进病房,到筹建起“中医红区”,从编撰10万字的《非典专辑》到最终形成的治疗方案被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SARS中医治疗方案》收录,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他一直在为中医争取阵地。
2020年,在武汉,他提出中医整建制接管方舱医院,担任江夏方舱医院名誉院长。26天,这家方舱医院实现了“零死亡,零转重,零感染”的目标,创造了历史。
“战疫后,别忘了中医药!”“给中医一块阵地,就打赢一场战役!”“发展中医药,是在给整个中华民族争生机!”“以西医的标准考核、评价中医,是错的!”“望有关部门对中医高看一眼、厚待一分!”他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声字句铿锵。
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15年,他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建言献策,提出近百项议案和建议。中医药法这部法律,也凝聚了张伯礼的智慧和汗水。
在很多同仁眼里,一向温和慈祥的“老张”只要遇到“中医的事儿”就会变得有锋芒和棱角。
他说,这是因为我对中医爱得深沉。
一生奉献,让中医薪火传承不息
“他的大家风范深深吸引着我”,这是张伯礼第一次见到阮士怡后,写下的感想。
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医德医风,他也同样传承给了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他留校任教。2002年,他担任天津中医学院院长。
“我做校长,就要做称职的校长。”他先后培养了博士后、博士、硕士及徒弟(师带徒)近300名,多数已成为中医药界的骨干力量。
他是润物无声的“园丁”。
“我的工资够花了,所有获奖的奖金都用来培育学生,这钱就用在刀刃上了。”2009年,张伯礼将自己获得的各类奖金数百万元捐出,设立了“勇搏奖学金”。
每年初冬,他就购买一批棉衣,发给贫困生。为了保护学生的尊严,他还叮嘱“款式需不同,要悄悄放在学生床头,不搞发放仪式”。
在很多人眼里,他对学生的大方和自己生活的简朴形成了强烈反差。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主治医师戚经天回忆,自己刚入学时,在校门口遇到一位蹬着自行车排队买煎饼的老人,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他们的校长。
黄明说,领取“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时,他穿的还是前些年买的旧西装。
他是指引航向的“灯塔”。
即使过去了很多年,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保和依然感激这座“灯塔”。1988年,他成为张伯礼的研究生,张伯礼在学术上的严谨苛刻,他至今难忘:“毕业论文不但文字要修改,逻辑关系要修改,甚至标点符号也要修改。”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张俊华说,在兼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和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的那几年,是张伯礼最忙碌的时候。由于在京津两地奔波,短短几年,他的公务车就跑了50多万公里路。但即使很忙碌,他仍不忘紧抓学生们的学术研究。
“在中国药科大学读博士时,因为第一学年在南京上课,老师每次授课都要奔波,我实在不好意思打扰他。”令常艳旭没想到的是,老师主动给他“开了小灶”。“有一天晚上10点多,老师打电话喊我过去,整整两个小时,他掰开揉碎给我点拨指导。”常艳旭说。
“坐下来会看病,站起来能演讲,闭上眼会思考,进了实验室能科研。”是他对学生提出的要求。
他是甘于奉献的“人梯”。
“只要是为了学生好的事,他就会忘了自己。”杨丰文说。
有一次,学校买进一台仪器,需要大量新鲜血液反复测试。张伯礼拒绝了学生们的抽血请求,连续8次抽取自己的静脉血。他说:“我是实验室负责人,应该抽我的血。”
毕业于天津中医药大学的医生张宜滨记得,自己跟着驰援队伍到达武汉那天,风雨交加。“张老师坚持赶到驻地给我们鼓劲。”张宜滨说。
每到毕业季,每一位毕业生都能与这位老校长合影。即使天气炎热,他也坚持在体育馆站上一整天。
这种“坚持”的原因,很多年后,学生们才在他的手稿中发现端倪。一位学生在整理手稿时,从里面掉出一张发黄的剪报,上面写着“要给毕业生一个仪式”。
张伯礼希望,在踏出校门的那一刻,他们能永远记住,做一个对中医药事业有用的人。
每当晚霞爬上天空,拥有短暂独处时间的张伯礼总会来到学校的如意药岭走一走。
“桑榆不叹暮,药岭有志远。”他写下的这句诗,贴切地描绘了他此刻的心境。
微风吹动药草,也轻拂着他那颗滚烫的中医心。
(来源《中国中医药报》2022年7月21日3版 记者:徐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