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8日，一个平凡的星期五，日本国会参议院的选举进入选前拉票的白热化阶段。
大小政党和形形色色的候选人为即将到来的选战或焦头烂额或成竹在胸，各大派阀大佬，尤其是一些颇有知名度的资深政客则在全日本各处积极活动，或为自身张目，或为其所属的政治团体与派别拉票。
成为战后首相任职时间最长并曾两度担任日本首相、当今日本政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的“中国人民的老对手（毕竟也和我们打过相当长时间的交道了）”安倍晋三，也于当天上午来到古城奈良进行政治演说。
但安倍可能不知道的是，这次奈良之行将是他人生的终点。
当天中午左右，一个叫 山上彻也 的四十多岁中年人，绕过安倍身边的安保团队，用自制双管霰弹枪对着安倍的后背连开两枪，安倍倒在血珀之中，送医院医治无效后于当天下午被宣布身亡。
消息传到国内，除了有关部门在外交渠道上依照惯常的外交礼节和用语进行表态外，中国互联网上对于安倍之死的表达是多样的。
吃瓜看戏者有之；
考虑到安倍在任时期他对于一些涉华事务的言行和当时中日关系，对安倍遇刺身亡表示“喜闻乐见”者有之；
也有人基于“道德高地”或他们所谓的“人道主义”对安倍的身亡表示哀悼，甚至对中国老百姓加以道德说教与口诛笔伐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安倍遇刺的前前后后呢？
山上彻也的人生悲剧，安倍遇刺的直接诱因与一个“政治化”的邪教团体的诞生
虽然我们说安倍遇刺现场的安保人员水平实在是有点不堪——在凶手打响第一枪似乎并未击中，安倍甚至还能回头看，由于安保人员没有及时贴身护住安倍和及时制服凶手，最终导致凶手能“从容”开出致命的第二枪。但日本警视厅方面的查案速度和日本媒体的信息挖掘能力还是可以的：一个多礼拜后，结合一些新闻报道和日本警视厅方面披露的官方信息，我们大概可以还原凶手的作案动机。
和日本历史上一些针对著名政治人物的暗杀事件，背后大多牵涉一些政治或经济因素，甚至私人恩怨有些不一样 ，山上彻也刺杀安倍的起因是他的母亲沉迷于一个源自韩国的“宗教团体”——“统一教”。
山上对“统一教”的仇恨很简单——这个邪教组织毁了他的家族和他的一生。
山上幼年家境优渥，但其母是个狂热的宗教信徒，在信仰“统一教”之前就曾沉迷于另一个邪教团体，经常拿家资向“教团”做“奉献”，极少顾家。山上的父亲看到妻子长期深陷邪教组织不得自拔，绝望自杀。
母亲改信“统一教”后向邪教组织长期的“捐赠”，不仅导致山上家里的祖产彻底被挥霍一空，家族破产。也让山上长期患病的哥哥因为医药费被母亲挪用得精光得不到医治，无奈选择自我了断。
在山上考取当地知名高等学府后，母亲残忍地断了他的学费只为了更多地向“教团”捐款。无奈之下，山上彻也只能早早从大学辍学参加工作养家，并在海上自卫队服役两年。
据山上本人说，由于远离了他那被邪教控制洗脑的母亲，那两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从自卫队退役后他换过几个工作，从工作履历上看也是能力出众，考取过几个在日本算是相当“多金”的职业资格。理论上讲，到这个时候山上彻也也算前途大好，只是架不住家中受邪教裹挟的母亲动不动将存款尽数“奉献”给“统一教”，甚至常跑到“统一教”的“大本营”韩国去搞长期“修行”……
最终，在走投无路并对因受邪教干涉的生活彻底无望的情况下，山上彻也决定对“统一教”的核心人物进行报复，以求“一了百了”让母亲脱离苦海。
因此，最初山上彻也的刺杀目标是这个“统一教”的一个重要头目兼其创始人的遗孀，韩国老太韩鹤子。但由于疫情的原因，韩国那边的“统一教”大小头领无法来日，他自己也很难去韩国，这才将目标对准前首相安倍晋三。
原因无他，因为安倍晋三从多年前开始就积极为“统一教”站台。
这里咱先说说这个“统一教”了。
据中国反邪教网以及我国有关管理机构的官方记录，“统一教”全称“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由韩国人文鲜明（1920－2012）于1954年在韩国釜山创立，1999年改名为“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
2008年4月，文鲜明及其妻子韩鹤子任命其子文亨进为“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会长，成为“统一教”新的“接班人”。这个“教会”曲解经典的基督教教义，主张“人生来带有罪孽”，如若想“洗消罪孽”，就得按照“教主”文鲜明说的去做。
“统一教”的运作方式具有鲜明的邪教特征，集中体现在对其信徒的经济控制和家庭控制上。根据日本律师组织“日本统一教受害对策律师联合会”的说法，统一教号召信徒捐献全部财产，并将非法筹集到的钱款委托专人送至韩国。
而在家庭控制上，“统一教”最臭名昭著的便是“集体婚礼”，即“配婚”。这些新郎新娘的结合，不论其出身背景和国籍文化全由文鲜明随机指定。他们结婚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生育所谓“无原罪”的子女，达成扩张“神世界”的使命。
另外，一些该“教团”中的上层人物对于一些低层信众，尤其是一些年轻貌美的女信众存在长期的性侵犯和性压迫等犯罪行为。
简单说了说“统一教”这个邪教的“运作方式”，咱们可以再来说说这个邪教团体的历史。
在说统一教的历史前，咱们得先看看朝鲜半岛上基督教的传播历史，这些历史在客观上塑造了今天韩国境内乃至整个朝鲜半岛上存在着大量的信奉与天主教和基督教类似的有关“教团的”信众基础。正是这样的信众基础客观地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韩国能有这么多像“统一教”这样辣眼睛毁三观的、套用“正教”教义和组织结构的邪教“教团”存在。
基督教在韩国的传播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新航路开辟后欧洲国家热衷于派遣商人来东亚贸易，也十分重视派遣传教士来东亚传教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段历史有时候会和之后几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在东方的影响合称为 “西学东渐” 。
而作为当时中华帝国藩属国的“朝鲜半岛”也“未能幸免”，很多传教士经由中国到朝鲜半岛活动。
在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一些朝鲜民族主义反日斗士也是在一些宗教的掩护下进行革命斗争的——今天在韩国被一些人广泛尊奉为“国父”的半岛独立运动活动家 金九， 也曾在早年以传教为掩护宣传反日思想，曾经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朝鲜著名抗日志士 安重根 也是基督徒。
甚至在今天，理论上不鼓励信仰宗教的我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旧有三座天主教堂，朝鲜的前领导人金正日和金日成都曾试图邀请过一些著名的宗教人士，甚至罗马教皇访问朝鲜。
说到这个“统一教”的历史就不能不说这个教会的创始人——韩国人 文鲜明 。
文鲜明出生于日据朝鲜的一个农民家庭，很小的时候全家就皈依了当时在朝鲜半岛流行的“基督教长老会”。后来根据文鲜明自己的说辞，他十多岁的时候“就在一座小山包上聆听过耶稣基督的‘圣训’，立志要净化人间罪恶。”
大学毕业后，文鲜明投身宗教活动，于1946年到当时苏联托管的北朝鲜去传教。很快，文鲜明就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和扰乱社会秩序被关到朝鲜东部的兴南劳改去了。不得不说，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老大哥”在镇压宗教问题上那叫一个立场坚决。
顺带一提，这里的“生活作风问题”指的是，文鲜明认为要给异性传教就必须进行“身体接触”，这也是文鲜明日后创办的“统一教”所谓“教义”的一部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军”一度占领兴南，顺便释放了包括文鲜明在内的一批犯人。文鲜明被释放后在釜山找到一份工作，他边工作边思考完善自己的“教义”，最终于1954年在融合了基督教、佛教和萨满教等各式正教教义后，挂出了“世界基督教统一圣灵大会”的招牌，寻求建立一个世俗的上帝王国“天一国”。 “统一教”因此而建立。
最初，文鲜明的“统一教”只是当时韩国境内众多基督宗教体系下教派中的一个小分支，人少影响力也小，并且因为其“教团”内部的一些学说教义有悖于家庭人伦，以及教主文鲜明本人生活作风放荡等原因，当时韩国国内一些大的“正宗”基督教团也将“统一教”视为异端而对其进行排挤。甚至有说法当局一度对文鲜明的“传教活动”，尤其是其恶意引诱勒索信徒“捐款”和对一些女信众实施性侵等恶劣行为进行过调查，但调查很快就无疾而终了。
因为文鲜明就抓住了一个“政治风口”实现了在韩国的迅速大规模扩张，并且将“统一教”变成一个“政治化”的宗教组织——这个“政治风口”就是“反共”。
20世纪60年代初期，韩国进入以朴正熙为首的军政府时代。
由于冷战开始后的历史原因，韩国向来对“北傀”的“共产主义渗透”极为敏感担忧。出于曾经被社会主义政府镇压过的经历，文鲜明对“红色阵营”那叫一个深仇大恨，也自然在他那“东拼西凑”搞出来的自我吹嘘的教义中加入不少反共内容。
很快，朴正熙政府看上了这个积极反共的小“教派”，韩国的情报机构对其给予了诸多支持，希望利用宗教信仰抵御“北傀渗透”
在官方背书之下，文鲜明和“统一教”在规模和影响上迅速扩张，很快他便不满足于仅仅局限于于韩国一隅，寻思着向日本进行扩张。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次安倍晋三之所以会被山上彻也刺杀，是因为行刺者的家庭与成长环境长期受到与安倍关系密切的、一个源自韩国的基督宗教体系“教团”的影响。
源自韩国的“统一教”，为什么会扩张到日本呢？
安倍作为当今日本政坛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政治家，又是如何同“教团”取得联系的？
祖孙两代首相的相同遭遇，“政治化”邪教在日本的进击之路（一）：从安倍的姥爷说起
岸信介，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昭和时代日本著名日本右翼政治家，侵华战争甲级战犯之一。曾任日本国第56任、57任首相，被认为是战后日本政界右翼势力的鼻祖人物。
岸信介早年政治生涯是伴随着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和“伪满洲国”的建立开始的。
在中国东北担任商务官员期间，因生活放荡，每晚饮酒嫖妓，性情古怪，喜怒哀乐无常，且刚愎自用使人难以捉摸，故岸信介又被人称为“昭和之妖”。而其在东北推行的“鸦片经营满洲的策略”则给中国百姓带来无尽的痛苦与灾难。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岸信介历任东条英机内阁的商工相、国务相兼军需省次官，全面负责战时统治经济，指挥军需生产和战争物资的调配。
1945年日本投降后，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本应在巢鸭监狱和东条等人一起被绞死的，不过由于他在战争期间曾经反对过东条英机，特别是在战后他表现出的强烈反共和亲美立场，因而颇得美国青睐，于1948年获释。
1952年，驻日盟军——其实主要就是美军直接占领管制日本，“整肃期”结束，岸信介开始组织政党参与政治，1955年岸信介的政治团体被并入现在的日本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
1956年，岸信介在石桥湛山内阁中任外务大臣。因石桥有病，他于1957年2月接任首相。
任首相期间，岸信介与美国签订新的日美安全条约。相比于1951年吉田茂内阁时期，在美军直接军事占领下的“日美安全条约”，新的“日美安全条约”强调了美军直接军管结束后，日本和美国在“政治地位上的平等性”，同时也增加了旧的条约中不具有的美军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承诺。
而伴随着“平等地位”与美军对日本的安保义务承诺而来的，是新条约中规定的不设上限的“日美之间的军事合作”——这就给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声音了。
美军直接占领期间，在美国方面“协助下”制定的日本战后第一部宪法的第九条中明确写了：“日本永远放弃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
等于说这样一来，日本是要放弃保有正规军队和当代主权国家具备的“战争权利”的。
可是，随着新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特别是其中关于日美之间“军事合作”的加强，让人们在“美军的直接占领管制会放松”之余，又产生了“日本会不会再武装化”和“日本会不会被美国人绑架陷入战争”的争议。
几乎是相同的时间，由于朝鲜战争等外部局势的发展，美国开始计划在驻日美军基地部署核武器用以威慑中苏。消息一出，日本很多老百姓对于自身的安全环境也更加担忧。
对日本可能会再次步入战争的争议，加上当时日本国民最关注的几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包括驻日美军基地和刑事裁判权问题；驻日美军基地的核武器部署问题以及琉球和小笠原群岛归属问题；尤其是新条约的适用区域问题扩大了日本卷入战争的危险性和可能性，引发了日本社会对于新安保条约内容的大规模抗议。
恰逢当时正处冷战时期，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在积极传播一些左翼的意识形态观念，日本周边又正好有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这使得日本国内的左翼政治力量在“反安保条约斗争”中表现得更为积极。
在中国、苏联，以及许多亚洲人士的支持下，日本的左翼政治团体以及很多拥护左翼政治路线的群众很快达到数百万之众，并在一系列有关的反对斗争活动中占据上风和领导地位。
之前我们说过，作为美国在亚洲的盟友，也是冷战时期美国打造的“亚太反共防波堤”国家之一的韩国，由于其与社会主义朝鲜接壤因而对左翼势力的扩张很是忌惮。
与韩国在美国盟友体系中地位相似的日本同样如此——更何况，当时日本政坛内部也有相当数量的昭和军国主义分子尚未被彻底清算。风起云涌的左翼“反安保法案斗争”很快招致政府“合法的暴力机关的镇压”，日本战后的左右翼政治力量的斗争规模扩大，逐步成为当时日本社会政治生活的“显学”。
1959年5月9日，日本左翼政治团体联合提出解散国会和对岸信介内阁的不信任案，斗争逐渐进入高潮。
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预定于6月19日访日，为了保障这次重要外事活动不出乱子，并且在艾森豪威尔访日的时候好好表现一下，“新安保法”至少要在5月20号前被众议院通过。 因为根据当时的日本法律，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就算不经过参议院表决，三十天后就会自动生效。
因此，岸信介政府和自民党在5月19日深夜利用众议院决定强行通过该条约，这种不合法的立法手段使“安保斗争”急剧高涨。
1959年6月10日，数百万抗议者聚集在羽田机场包围当时在机场为艾森豪威尔访问“打前站”的美总统秘书。
6月15日，580万群众参加抗议条约签字和美国总统访日活动。当晚，7000名学生冲进国会与3000名防暴警察发生冲突，一名东京大学女大学生被打死，矛盾进一步激化。
6月16日，岸信介政府请求艾森豪威尔延期访日，直至取消。
条约自动生效当晚，33万示威群众包围国会试图阻止条约生效，但最终没有实现。不过，声势浩大的日本安保斗争虽然没能阻止条约的生效，但却让岸信介内阁下台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终止访日，这在亚洲和世界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岸信介下台后继任首相池田勇人同样来自保守的自民党，这估计也算是岸信介用自己的“政治生命”换自民党乃至当时整个日本国会内保守力量在日本政坛的继续存续吧。
岸信介下台前后，在即将继任的首相池田勇人举办的招待会上，被一位在当时被认为是“左翼人士”的激进分子以 “为反安保条约斗争中牺牲的女学生复仇” 为名行刺。
事情是这样的，在池田举办酒会的当晚，刺客荒牧退助进入酒会，在散场时接近岸信介，用刀捅伤了岸信介。幸亏当时会场里人比较多，迅速控制住了刺客，否则岸信介凶多吉少。结合前文咱们对安倍晋三遇刺这次日本保安的吐槽，或许安倍他姥爷身边的安保力量还是挺靠谱的。
这次事件中，岸信介被几个年轻人抬着表情夸张的照片很快成了热门的新闻版面素材。
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岸信介宣布正式辞去首相职务，并把位置交给也已成为自民党总裁的池田勇人。
关于凶手的认定，当时很多人特别是一些代表日本保守势力的声音说，凶手荒木退助是个“左翼激进分子”，想为之前在反安保斗争中和警方抗争而牺牲的女中学生报仇。多年后，荒木退助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一些左翼政治力量却怀疑“刺岸凶手左翼分子”论，他们认为是当时包括自民党和岸信介在内的日本右翼高层定下的一个阴谋，跟希特勒当年“国会纵火案”后即展开对德国共产党的总清剿一样。
日本左翼人士的猜测也是有根据的，因为后续的警方调查披露，荒木退助在早年间是旧日本帝国时期最激进的极右翼组织之一“大化会”的成员，而他刺杀岸信介的真正原因是觉得岸信介批准“新安保条约”后，日本的国家安全基本全数交给美国人，这是一种“很没有昭和精神”的行为。
被“觉得你不右翼”的更右翼的人刺杀，不知道对岸信介这样一个铁杆右翼人物来说是不是一种讽刺。
当然，日本左翼认为“岸信介被刺未遂事件”是右翼的“苦肉计阴谋”，还和三个月后日本著名左翼活动家、日本社会党主席浅沼稻次郎在公开演讲时被右翼分子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刺刀刺杀身亡有关。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浅沼稻次郎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左翼活动家与反美斗士，也是战后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先驱，受到过毛主席等党和国家早期领袖的接见，还提出过著名的“美帝国主义势力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之敌人”的经典口号，这里愿他的魂灵安息。
岸信介虽然下台了，但由于他在旧日本帝国时期的经历和在保守派势力的内部地位，以及依旧是国会议员的政治身份，仍算“余威震于殊俗”，对于很多当时日本政坛的内部事务常以元老身份发表自己的意见看法，也经常为一些右翼政治势力站台。
前面我们说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国内左右翼力量激烈斗争的时代。在日本由于历史原因根基深厚的右翼力量，对于当时由日本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搞得“万物生机勃勃劲发”的左翼运动那叫一个“苦大仇深”。当年日本搞左翼运动的社会活动主力是一些青少年学生，活动方式也主要是以聚众集会示威为主。
在现代民主国家，聚众示威与当局或有关方面的“暴力驱逐”以及类似含有强制力倾向的应对措施，是共生的。
日本政府面对这些左翼示威的时候，最常用的手段是调动警视厅去维持秩序，对于一些特别激进的“闹事倾向”者则采取强制逮捕手段加以控制。这种“冲突”少数几次发生还凑合，可是一旦发生次数频繁且持续时间不短的话，对于日本政府尤其是很多右翼政客来说就相当头疼。
在他们看来，要想彻底打压左翼势力就不能这么“守规矩”，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有时候他们寻思应该用些“非常规手段”着重教训一些左翼团体中颇具影响力的活跃分子。这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是什么样的大家估计都能猜个大概。
前面我们说过，冷战时期的韩国和日本如果将其置于“美国亚洲盟友体系中的反共防波堤国家”这样的国际政治定位来看，两个国家虽然在很多方面是不同的，但背后却有相似的逻辑。
韩国军政府大搞特务统治，搞出过“西冰库”、“首都警备司令部”这样专门用以囚禁对付反对派的专门特务机关。
战后日本由于在美国监督下“对旧日本帝国的政治传统做清算”，因此明面上的军政府暴力机器那一套不能搞。但为了对付“很有精神”的左翼积极分子，日本右翼政治团体也是不吝于动用一些“白手套”来做一些“不太见得光的操作”。最初和日本政府内一些比较顽固的保守势力合作的是一些黑社会和右翼支持者组成的“行动”团体——今天我们在游戏和影视作品中能看到的日本黑帮，不少都是从当年和保守政治势力 “合作”镇压左翼力量时，开始在日本的社会生活中“登堂入室”的。
可是长期用这些“社会人”以拳脚的方式教训那些左翼力量，一旦被扒出来将成为日本政府和右翼政党无法洗干净的“黑历史”，也可能给日本左派指责的“军国主义复辟野心”以真正口实。毕竟，用“白手套”去给一些左翼积极活动家挨个“物理点名”的行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旧日本帝国宪兵队、特高课什么的所作所为。
很快，日本右翼在“抵御共产渗透”的问题上，也想到了前面提到过的韩国军政府曾用过的点子：在他们看来，左翼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其中的大部分参与者都是那种信仰不太坚决的人。
只要把这些“摇动派”从左翼团体那边争取过来，用另一种思想替代社会上对于左翼思想的追捧，日本的左翼力量就很难发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三天两头的大游行或者示威情愿了。左翼思想失去了“群众基础”和吸引力，就能实现日本右翼力量所希望的在根本上“抵御共产主义入侵“了。
“真是刚瞌睡就有人递枕头”。几乎就在日本右翼寻思找一些可替代的“思想内容”去对冲在日本一度时髦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时候，前面提到的文鲜明带着他的“统一教”来到了日本。好巧不巧的是，经人引荐文鲜明和岸信介建立了关系。
“统一教”最初在日本的核心机构以租客的形式，租入了岸信介在离开公职后居住的房子里（一说是当时岸信介住所的隔壁屋子）。
随着文鲜明与“统一教”和日本保守政客越走越近，“统一教”这一政治化的宗教其自身的“政治化”特点更为鲜明，之后更是凭借着和日本政界高层的关系在日本迅速扩张。而文鲜明本人的政治主张，加上他和“统一教会”在韩国发展时和当时韩国政府的关系，也让更多日本政客尤其是一些保守派别的政治人物乐得与其发生联系。
当然，这个时候和“统一教”日本分部发生密切关联的，除了很多“老头子”，还有当时和母亲一起借住在姥爷家中，年仅10岁左右的小安倍晋三。
甚至有说法指出，“统一教”在日本的一些老头目，完全可以在安倍晋三的丧事和葬礼上，面对安倍的遗像说上一句“看着你长大，看着你离开人世。”
祖孙两代首相的相同遭遇，“政治化”邪教在日本的进击之路（二）：宗教、政治和经济
前面我们提到，利用和安倍晋三的姥爷、战后日本右翼政治元老岸信介的关系，文鲜明的“统一教”在日本生根扩张。
当然，双方的利益关系是相互的。
具体来看，对于日本右翼来说，他们需要一种青年人中的意识形态来对冲当时日本社会，特别是日本青年中广为流行的很多左翼意识形态元素。因此，“统一教”自1963年被正式注册为日本的“宗教法人”，之后统一教将传教目光瞄准了日本大中学校，以求扩大其在日本的“教团”规模。
年轻人涉世不深，对很多东西充满热情的特质被“统一教”的日本分部所利用，还真有一些青年人跟着他们去传教——其中既有懵懂无知的青年，也有曾经“随大流”般跟随日本左翼运动后因各种原因“悔过或失望”的人。
当然，仅仅是在青年人中传教只是“统一教”与日本右翼政治家之间“默契”的一小部分。事实上，根据后来一些对于“统一教”进行过长期调查的人士的证言： 在20世纪60年代初，“统一教”在日本的活动不仅仅是受到日本右翼集团的暗中支持，其背后也有“母国”韩国政府，特别是韩国情报机构的影子。
有证据表面，文鲜明本人在韩国时就长期为韩国中央情报局（KCIA）与美国的情报组织充当线人，而岸信介等日本政坛“大佬”和“统一教”过从甚密，不仅仅为了试图利用宗教对冲左翼意识形态在日本社会的“蔓延”，也有试图借助“统一教”为媒介结交韩国国内人士的意图。岸信介就曾经在“统一教会”日本分部会见过当时韩国的很多政商界人士。
结合日韩两国的战后关系，以及“统一教”曾经扮演过KCIA白手套的事实，甚至有充分理由怀疑，在20世纪60年代的前中期“统一教”甚至扮演过为日韩两国建交“牵线搭桥”的作用。
要知道， 二战后韩国和日本虽然早就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友体系的“忠诚追随者”，但由于20世纪早期的历史原因，两个国家一直到1965年才正式建交。
韩日建交的时候两国的主要领导人分别是韩国军政府总统朴正熙和日本的佐藤荣作——朴正熙前面说过，典型的右翼军政府；而佐藤荣作，则是岸信介的亲弟弟（岸信介小时候被过继给亲戚家才以“岸”为姓），是日本战后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首相，其任内长期推行典型的右翼外交政策，保守派的政治光谱可见一斑。
可以说，“统一教”在日本扎根后，沿着之前在韩国时期就逐渐成熟的明显带有保守立场的政治化道路进一步“狂飙突进”。
1968年，在岸信介的支持下“统一教”在日本挂出了另一块牌子——“国际战胜共产主义联盟”（在日本也叫“国际胜共联合”）。这个“新组织”想干啥看名字就一目了然了，这个组织成立标志着“统一教会”在“政治化”的蜕变中“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意味着“统一教”将更加深入地参与日本的政治生活。作为宗教组织时以“统一教”为名，而作为政治机构或政治组织时“国际胜共联合”就派上了用场。
在岸信介等右翼日本政治派阀大佬的支持下，“统一教”在日本迅速膨胀，在20世纪60年代很快就从一个初“登陆”日本无人问津的“旁门左道”的基督信仰体系小团体，变成拥有超过60万信徒的庞大组织。
前面我们说过，岸信介等右翼势力和“统一教”建立了双向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日本政客为“统一教”这个由朝鲜人创办、在日本民间理论上讲应该挺“不受待见”的组织，在日本的生根发芽开绿灯。而文鲜明和“统一教”也为日本政治家“投桃报李”，这种“投桃报李”不仅仅局限于帮助他们和韩国政府建立联系，也时不时贯穿于日本日常的政治运作中。
最明显的就是选举。
现代民主国家，选票就是一切。一般来说，被选举人能否动员更多的人前往投票站投下对自己有利的有效选票，是被选举者能否胜出的关键。
一般来讲，民主国家的政客在大选前为了自己选举的便利经常会走访一些“团体性组织”，如大型企业，社会公益团体等。一方面对自己的“人设”加以一些塑造，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积攒或者吸引特定人群的选票，当然一些团体能提供选举经费的“友情赞助”自然也是再好不过了。
而对于日本右翼政客们而言，立场和他们极为相近，尤其是在“反共”和打压左翼势力的“话题”上有诸多共同语言的“统一教”就成了天然的“票仓”之一。相比于一些其他类型的团体组织，宗教组织中的人士往往对于一些意识形态或者观念的“忠诚度”比常人而言更加牢靠，这种特质投射到选举政治中，就是很多政客相当中意的选票基本盘的重要组成。
在60年代的时候，由于岸信介的关系，“统一教”往往还只是在岸信介的“授意”下对于一些选举中的特定参选人发动其信徒“打call”投票支持。
而到70年代，随着“统一教”的另一张“画皮”，也就是作为政治组织而存在的“国际胜共联合”逐步发展壮大，一份列有众多日本国会大小议员名单的“推进战胜共产主义议员名单”在“统一教”的手中出现。上了这份名单的政客，在选举前后都会收到“统一教”的宣传协助、政治献金和“刷票”支持，有的时候“统一教”甚至还会给部分政客派遣专门的“秘书”为之鞍前马后全程联络跟进。
这份名单上的名字不乏坐到首相之位者，如中曾根康弘，小泉纯一郎，麻生太郎等。
事实上，利用宗教的“人头聚集性”进行政治活动，在当今日本政坛早就不是秘密。和自民党共同执政的公明党，长期和一个叫“价值创造学会”（简称“创价学会”）的“教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运作模式和自民党与“统一教”间的合作也是十分类似的。
至于，为什么日本也会如当年的韩国一样出现众多大小“教团”？
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破灭后，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很多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明显，人们内心空虚彷徨急需一个心灵寄托，给了很多各类“教团”，比如曾经制造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的“奥姆真理教”等，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兴起以“肥沃土壤”。
事实上，“统一教会”在韩国的发家，以及今天为什么韩国有很多“让人看不懂”的大小邪教类团体，也和过去韩国经济一度长期贫弱和亚洲金融风暴后韩国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有关。
1986年的日本国会选举中，自民党大胜，“统一教”名单上的参选人90%左右都被选为国会议员。之后的1990年日本众议院选举中，虽然岸信介已经不在人世，但他的政治遗产比较完好的“传承给”他的女婿了，也就是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
因为安倍晋太郎的经营和为“统一教”与自民党“牵线搭桥”， 在这一年的众议院选举中，文鲜明亲自鼓动全“教团”上下旗帜鲜明支持自民党，使得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大胜。胜选的第二天，在日本国会附近一家高级酒店里，安倍晋太郎作为重要嘉宾出席，而文鲜明更是当场“许诺”说是下次要把安倍晋太郎捧上首相的宝座，让他和他的岳父一样。
可是后来安倍晋太郎身体不好死得早。
不过，日本的派阀政治中，家族政治和门阀政治的“传统”使得安倍晋太郎去世之后他的政治遗产得以由安倍晋三继承——作为政客和政治家的安倍晋三和“统一教”的故事，到这里翻开了新的篇章。
2006年，当时还是小泉内阁官房长官的安倍晋三，给当年“统一教”的“集体婚礼”发去了一个贺电——发个贺电就算了，可是统一教会旗下的喉舌报纸把这个东西自己主动捅出去了，颇有一种“不自知”的感觉。
很快，这件事引发了当时日本社会对于安倍这样的内阁大臣，也就是咱们国家的实职正部级别的干部，到底能不能去为一个宗教组织，而且是个上上下下都散发着邪教气息的宗教组织“站台”的讨论和担忧。
当然，后来政府方面以“贺电是官房长官私人名义发的”为理由对外界做了回应，安倍本人则解释说：“这是老家那边自己的议员事务所擅作主张干的，我已经叫他们注意了。”
在继续领略安倍晋三时代以及岸氏日本政治门阀和其他保守政治势力和“政治化”宗教团体的故事和关系之前，我们先简单看看“统一教”是如何在经济上“生财有道”、甚至把“生意”做到美国去的。
毕竟，搞政治关系也好，办各类政治化组织乃至控制一些宣传渠道为自己、为他人办事也罢，拉人投票和给一些政客政治献金，没钱是不行的。
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就是信徒捐赠。
前面我们说过，刺杀安倍的凶手山上彻也的人生是如何“开局一手好牌”被信仰邪教且三天两头“捐款奉献”的母亲败个精光的故事。当然，“捐赠”对于邪教头目与团伙来说是不可持续且可遇不可求的，为了可持续性的竭泽而渔，利用信徒对邪教的无条件信任从而兜售一些“法器”就成了很好的选择——和咱们国家这些年一直大力打击的“老年人保健骗局”类似。
简单来说，就是告诉信徒，买一些看似没啥用处甚至和市价相比贵的离谱的物什——就因为这些物什是被“开过光”的……这种智商税骗局其实在日本也有人查，据说涉案总金额高达数千万日元，但因为“统一教”和政府核心的关系，总能“睁只眼闭只眼”的“过关”。
随着“统一教”在日本和韩国的大量敛财，其经济实力也在迅速扩张。除了前面说的办各类名目的“政治团体”之外，还依托一些政客建立了数个“智库”。
此外，在强大的金元实力和保守的政治立场，以及韩国、日本等政治机关和人物的支撑或背书下，统一教从1960年代，也就是几乎和在日本扩张的同时期开始在美国扩张，收买美国媒体，比如经常被我们国家有关单位点名的保守派小报《华盛顿时报》。
“统一教”在美国的扩张之路和在日本的扩张有些类似的，都是利用美国民主政治体制的一些特征“钻空子、拉关系”，在获得官方或者有重大影响力头面人物的“背书”之下，将触手伸向政治、商业等诸多领域，为美国的保守势力和一些财团等提供联络平台。
“统一教”过去在美国的影响通过一个越南战争时候的例子就可以看出。
都知道，美国两党的政治体制中，大致偏向保守右翼的共和党和大致偏向自由主义左翼的民主党，在现当代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中有着较为鲜明的“地理分野”的——比如说，加利福尼亚在州一级的层面，被认为是民主党的长期“铁票仓“，也就是”蓝区“。
换句话说，每次美国大选，加州选出的选举人团或者选出的参众两院议员，更多情况下会代表当时民主党的诉求。反之，德克萨斯州则普遍被认为是保守派的大据点。
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左翼力量当时是积极反战的，在加州这样的左翼核心区有关反战示威搞得很热闹。可就是这样，在左翼的各种“围攻”下，“统一教”硬是能在政府的撑腰下在加州一些左翼示威游行的核心区搞“支持越南战争，支持‘遏制共产主义在中南半岛扩张’”的游行活动。
冷战结束后，文鲜明将“统一教”打造出一个跨越政治、经济、商业等各门类方方面面的大型“商业帝国”，和很多国家的权力和金钱上层搭上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统一教”的“朋友圈”中，既有过去的保守派别政客，也有前苏共领导人、也是苏联解体的最直接“人的因素之一”的戈尔巴乔夫。
这里说一句，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统一教”一度试图利用当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入外资的风口，用经商、旅游、办学等幌子向我国内地渗透，但幸好被有关中央和地方政府单位及时察觉而未果。1997年，在公安部正式给“统一教”挂号为邪教之后，“统一教”于国内基本上算是销声匿迹。
说回安倍晋三和“统一教”的联系。
在安倍就任日本首相，并逐步以过去自民党内“细田派”这一个大派别为基础组建“安倍派”后，明面上他和“统一教”是保持距离的，但自民党内尤其是很多安倍的亲信仍不时以各种名义为”统一教”的各种公开非公开活动站台。说得上名字的比如，前防卫相稻田朋美，前官房副长官萩生田光一等。
在安倍前几年结束“最长任期首相”仅保留议员头衔卸任后，他和“统一教”的关系又开始从内而外热络，并且时不时公开以“前首相”的身份出席“统一教”的一些活动或致辞致贺。
总之，“统一教”从其在韩国创办到登陆日本，再到渗透美国，其主要手法都是利用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与相关领域的“操作规则”，利用其保守立场的政治主张和一些政府与高层的“背书”在政客和商界精英等派别中上下联络，试图构建一个以其为核心的个人、宗教、政治和商业、横跨多领域的大型复合利益共同体。
“政治化”的“统一教”，利用一些政客和政治势力的“支持”，在政治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统一教”和其下属机构也开始不知不觉的影响一国的政治。
安倍遇刺之后：刺杀首相的历史，政治遗产，和一个“昭和式政客”的“昭和式结局”
承接前一个部分的日本修宪问题，在最后的部分，我们就简单谈谈并少许预测一下：安倍遇刺身亡后，自民党以及日本政坛、包括日中关系的未来走向。
前面我们讲 日本派阀政治 的时候，提到过日本的派阀政治在和大门阀大家族“继承模式”的基础上，也是体现出相当的继承性的——正常情况下，前任是会物色特定政治或正当系统的继承人的。
目前来看，由于安倍的突然身亡，其过去领衔的目前自民党内最大的派别安倍派，在没有特别可靠继承人的基础上很有可能会分崩离析，被自民党内部其他派别“瓜分”。自民党内部的派阀势力划分可能又会回到过去的“群雄逐鹿”的状态——甚至可能会影响未来日本首相能不能平衡好执政党内部利益并干的长久。
说到首相，就不得不说说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和一些自民党的“后起之秀”了。
安倍上回“辞职”后的接任首相竞争中，包括前日本外相河野洋平的儿子河野太郎在内的很多年纪较轻的“少壮派”表现亮眼，对于目前很多政治派阀领袖进入迟暮之年的自民党来说已经有重新洗牌之势头。 安倍这一死，过去的最大派阀很可能被瓜分的未来，这种新代旧的势头会更明显。
而对于现任的岸田文雄来说，失去了安倍的“掣肘”，岸田在未来会不会更加大胆而主动地采取一些更具备自己特色的政治经济与外交政策，并乘势建立自己的核心圈，像安倍一样干得长，还是会在自民党内斗中很快让位，甚至导致自民党丢掉国会选举与政权，也是值得关注的。
当然，随着安倍的遇刺，根据目前已经结束的日本国会选举情况看，自民党为首的保守势力是获得较大优势的。说难听点，安倍用自己的死为日本保守势力的持续向前“保驾”，甚至在客观上还能加强日本国民的不安全感以推进修改和平宪法，日本的不少政客估计都是“嘴上惨兮兮，心里MMP”甚至“心花怒发”的。
而保守派的进一步得势，也让我们中国人很关心的日本“修宪”问题，和未来的中日关系问题更加扑朔迷离了。
“修宪”一直是日本保守势力的“老大难”，虽然最早从岸信介那代人开始，日本国内不乏 “要争取军队和日本国家职能正常化” 的声音，但直到今天，由于反对党的反对和日本民众对战争与和平的对比记忆依旧深刻而作罢。
甚至有日本人自夸为“世界最安全之国”。
然而随着俄乌战争爆发，与中日关系围绕领土主权争端和台湾的问题也日趋紧张，加上中美关系的复杂严峻，以及安倍遇刺身亡这样的直接社会安全问题，可以预见并且已经发生的是：日本要求修宪的呼声会越来越高。
虽然事实上，日本自卫队综合实力依旧是世界前列，修宪只不过是让“日本的再武装化”成为法定背书罢了。
当然，目前日本的修宪还是激发了相当大的反对意见。
日本新一批的左翼活动人士也有组织以万计的在日本政治核心地区的示威，大有当年昭和时代的“左右斗争”的现代复刻之势。只是几十年过去，日本和国际社会都变了很多，这种“抗议”也失去了其在上个世纪的应有实际威力就是了。
当然，对于中日关系我们还是需要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通盘考虑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这三个关联问题的影响和联系。
安倍的死，既不至于让日本“重新昭和魂魄附身”，也不至于让“中日关系一定再上一个新台阶”。 虽然根据一些猜测和蛛丝马迹，若不是疫情安倍时期中日两国是要安排庆祝纪念邦交四十周年的互访和新的政治文件签署的，由于疫情，目前这些是否能够实现特别是双方新的政治文件能不能签署，也值得关注。
此外，日本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有太多对现任或前任的政治人物的刺杀，除了前面我们讲过的刺杀伊藤博文的韩国反殖民反日斗士安重根，还有著名的“二二六兵变”后组建“军部内阁”等等。
刺杀政治人物有的是为了个人恩怨，有的打着“天株国贼”的旗号，但背后无一例外，都会带来日本内政外交总格局的新洗牌。面对这样的新洗牌，我们局外人和域外国家，只有做到“听其言，观其行”，灵活应对，以我国国家利益的发展为至高，方能处理好未来的可能变局。
总之，安倍晋三，这个跨越昭和、平成、令和，但脑子里的很多政治衣钵根源性是继承自昭和时代产生兴旺并流传至今的保守派政治家，以被刺身亡这样十分昭和，且发生在其家族先辈身上类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物理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的生命，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历史时间维度的精巧。
而安倍和邪教之间的联系，来自韩国的兴盛于日本昭和年间的“统一教”，以及日本政治势力和统一教勾结在世界很多地方做各种幺蛾子，恐怕也应该让一些人，尤其是一些国家的政客警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