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迪
龚朝晖一开始是拒绝《前行者》的，原因很简单，重复。已经拍过类似题材的《爱国者》为什么要再拍一部呢？
龚朝晖不喜欢重复，看他的经历、爱好就知道，上天拍过山，下海拍过鱼，是国家D级滑翔伞运动员，少年时在陶瓷厂给瓶子画过画，在万千考生中脱颖而出进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给不少影视剧创作过音乐作品，又是久经沙场的职业导演。所以在他的镜头里，要那么多重复干嘛？
2019年8月，龚朝晖接触到《前行者》这个项目时正在加拿大拍另外一部戏，随后在从加拿大转战美国，又从美国回到国内的长途飞机上看了《前行者》早期的剧本，当时这个项目还叫《党小组》，他回忆说，“问题还是挺多的吧，当然也有很多亮点打动我，题材并不是我选择的标准，有趣的故事，有趣的灵魂才是。”
不久后武汉爆发新冠疫情，再后来整个湖北开始启动封锁防御，全球面临考验，龚朝晖被困在湖北老家，这恰好给了他充足的时间好好思考《前行者》。
拍《前行者》是身心重启的过程
“一个民族的崛起，一定会有一群先驱”这是写在《前行者》海报上的一句话，该剧的片头从一群背影开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有那么一群人，在坍塌破碎中前进，向死而生，他们的离去给新世界带来的恰是光明。
关于这部戏的创作，龚朝晖有很多感受来源于他的父亲，父亲是老革命，封闭在湖北的日子爷俩待的时间比较大，谈得很多，看得也很多。“老爷子九十多岁了，疫情刚爆发的时候，他还戴着建国70周年的勋章到街上去看，自发的想看看哪儿有什么问题。”或许帮不上什么忙，但还是想尽份心、尽点力，这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很质朴的想法。龚朝晖说，“我在拍《前行者》的时候很多方面借鉴了他的故事，甚至包括他的兄弟、战友和上级，先辈的故事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养分。”
经过两个多月的战疫，湖北解封后龚朝晖迫不及待出去“透透气”，他自驾一路向西直奔西藏，一方面是寻找创作灵感，飞驰在路上好好梳理一下思路；另一方面因为自己是佛教徒，希望此行为《前行者》项目祈福。
龚朝晖把此行定义为身心重启的旅程，回来之后带着思考成果立刻投入剧本研讨创作，此时《前行者》制片人董俊、编剧郎雪枫等主创均已就位，摄影指导于小忱还隔离在加拿大，就通过线上沟通的方式开展工作。龚朝晖在画面呈现上定下使用“伦勃朗光”的基调，在微信上和于小忱把片子的光线、设备，甚至使用到的镜头，一种英国五十年代老式的镜头都敲定好了。
伦勃朗光使人物面孔像一幅画，可以呈现微妙细腻的神情，《燃烧女子的肖像》《银翼杀手》都是使用此光的经典作品。英式老镜头的感光性不强，成像四周会比较暗，同样使得画面有柔雾感，并不锐利。
用这种细腻的方式拍一部谍战片，也太冒险了吧？
龚朝晖却坚定地说，“好处是它的代入感很强，这种冷峻中带着温暖的色调，会很快让观众沉浸在我们所营造的氛围当中，把上海当时的黑暗和对光明的渴望对应起来，这是最契合主题的表达。”接着他又换上笑脸，“导演嘛，总要说点漂亮话。”
其实龚朝晖并没有仅仅把《前行者》当作一部谍战戏来拍，他把它当社会剧，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汇聚着形形色色的人，背景、目的各不相同，外表歌舞升平，内里暗潮汹涌。
龚朝晖就是要通过光影塑造拍出人物这种外在的波澜不惊、内心的波涛汹涌。
不断努力创新是龚朝晖的坚持，他总说自己不属于特别有天分、有才华的导演，那就多下点功夫，多从不同途径找灵感、找方法。“我知道我也并没有跳出去，电影发明以来镜头仍然是推拉摇移，我只是希望我们不论从画面还是声音能区别于惯常看到的电视剧，不想总用流行的拍法，我们想不一样。不是为了不一样而不一样，是希望这个故事有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燃烧的剧组的经费
没钱，真没钱！
接触过剧组的人都知道，剧组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就是一进去所有人就自发有一种秩序，特别有责任感，因为大家清楚剧组的每样东西，消耗的每一分钟都能听见经费呼呼燃烧的声音。“钱少、活多、时间紧”是大多影视创作者的心声。
《前行者》的经费也相当紧张，龚朝晖更知道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他不仅是成熟的导演，还有制片人、编剧、演员的经验，对整个生产流程都非常熟悉，这对一个项目来说可谓是宝贵的财富。比如，明明需要80个群演的街上他知道如何腾挪转移只用15个人，还能画面在镜头前产生应有效果。
剧中需要拍法国巴黎的外景，一受疫情影响，二没钱，怎么拍？剧组就找来地图按比例微缩置景和做后期。在前期筹备中把埃菲尔铁塔的位置、巴黎圣母院的位置、周围建筑的位置、摄影机的视角甚至是不同时间、角度的光线全都计算到位，做足充分准备工作，后期呈现出来的效果做到了跟实拍差别不大，几乎能以假乱真。
“这个不是为别人做的，是为我们自己做，我们觉得就要这么做才行。它即呈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又没有浪费东西，节省了很大的试错成本，我们真的是没有钱。”
一边是资金有限，一边又不要墨守成规，这考验的不仅仅是创作艺术，还得靠成熟的团队配合和恰当的资源调配。
就在资金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龚朝晖还做了一件看似费劲不讨好的事，给《前行者》配上电影大片里才会用到的杜比环绕立体音。
导演 龚朝晖
要知道当下国人追剧主要途径是电视、pad和手机，这么高的配置在这样的终端设备上能有什么效果？有这个必要吗？
龚朝晖说，“有！”
作为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龚朝晖做什么事都挺追求极致，常常在专业后期机房做完片子，再从其他设备上一听，不免叹息。
早在2014年，中国首部成熟运用杜比5.1环绕立体声技术的电视剧，就是龚朝晖做的。这次他想再升级挑战一把，当然是建立在不过多增加成本的基础上。
《前行者》声音监制娄炜、录音指导孟健就承担起了这个重任，他们和龚朝晖合作多次，彼此了解有默契，关键是，龚朝晖又笑说，“他们自己就有棚，费用方面好商量。”
导演 龚朝晖
制作过程中他们反复在普通电视、苹果电脑、手机等终端设备上测试、调整，考虑观众在不同场景下看剧的问题，居家、地铁上，外放还是带耳机都试了又试，一遍一遍调整。
这么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可能就是，如果始终没人这么做，国剧的工业标准无法和国际接轨。
拍剧也不要放弃用镜头叙事
俗话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因为在一般理解中，电影是一门视听语言艺术，是用镜头来叙事的，而电视剧则是大众艺术，是用人物对话来推进剧情发展。
龚朝晖当然不同意这种说话，即使拍剧他也始终坚持用镜头向观众传递信息。在他看来电影的本体也不是导演，电影的本体依然是镜头。没有机会拍电影，就把电视剧像电影一样拍。龚朝晖理解的现代电影是文学、戏剧、表演、音乐、美术等等综合一起产生化学反应以后的综合体。
因此《前行者》的片头就极具影像冲击力，没有一部影视作品一上来就给观众看一个又一个背影，龚朝晖还是坚持这么做。
有天拍完巡捕房的戏，正好张鲁一、聂远、王聪、赵阳几个人都在，大家在走廊里来回走，那个走廊又可以布光，龚朝晖立刻想，拍他们的背影，而且一定要用这个背影版做电视剧的片头。“这就是走向坍塌的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义无反顾。这种心无旁骛的状态让你感受到这帮人在一块一定能把事儿干成，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展现，我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这样的。”
拍摄过程中，为了更好的实现构想的视觉风格，营造真实生动的社会质感，龚朝晖还做了三件事，第一把所有内景拍摄中呈现的普通玻璃换成毛玻璃，因为在伦勃朗光的营造下，毛玻璃的反光才能最大限度的呈现出他想要的效果。
第二，把制造场景氛围的烟饼换成咖啡豆，点燃咖啡豆那种氤氲缭绕、香气微澜的质感是其他材质难以呈现的。
当然这样一来成本又上去了，用龚朝晖的话说，剧组到后期连换玻璃的钱都快不够了。
第三，关于剧中角色们喝的红酒，有人提出兄弟（双男主人物关系）之间应该喝白酒，但龚朝晖觉得既然我们故事的主场景在法租界，主人公马天目又是从法国留学归来，那就只有喝红酒的氛围才最准确合理。而且关于红酒的品牌，龚朝晖更希望是一款国产的品牌，“其实这里是有一些私心和情怀，因为在那个时代对中国人民来说是艰难的，民族工业一直在逆境中生存发展，但还是有很多民族品牌发展的很好并走向国际，法租界的人会选择好的国产品牌。”最终通过查阅资料和反复的筛选，剧组选择了张裕解百纳作为剧中红酒的品牌，而这款酒的创建年份也和这部剧的开篇时间背景一致——1931年。
虽然龚朝晖只说了三件，但我们都知道他为了这个戏做的事，远不止这些。
追求创新表达、高配置的《前行者》不见得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却是一部值得细品、回味的作品。龚朝晖不免自嘲自己的很多影视剧常常不会大火。但它们就像威士忌，就像蓝调音乐，不是最火爆的东西，但总会有人喜欢。
“我现在为自己拍，更是为欣赏自己作品的观众拍。就像当年学戏剧的时候老师教导说，哪怕台下只有一个观众，我们也要认认真真演完整场戏。 ”龚朝晖说。
对话导演龚朝晖
《影视圈》：你是如何进入影视行业的？
龚朝晖： 我17岁在陶瓷厂工作，上色、烧制这些都参与，那时候有美院的老师来给陶瓷制品绘画，他们一出手就跟我们不一样，我就想上美院，但是考不了。88年考中央戏剧学院，那一届没有导演系就报考表演系，我们一个同学的父亲给我辅导了一下，教我演小品、朗诵，那时候我还不大会说普通话，就到西安一个考区考试，第一轮就给蒙上了。那年我们班全国就招13个人，西安招了2个，我和我们班长郭涛。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正在公园门口摆摊儿，把厂里的一些残次品拿出来便宜卖，我母亲拿着一封信过来说，你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了。我一看，报到的时间马上就截止了，当天离火车开车还有俩钟头，我赶快回去打包，连滚带爬上了火车。
《影视圈》：为什么又要做导演、制片人、编剧，还做过音乐，是因为单纯的演员无法满足表达欲吗？
龚朝晖： 第一次做长篇电视剧的编剧到现在也快二十年了，这个说话也快20年了，03年非典的时候，模仿一部美剧开始试着写剧本，后来在各个项目当中渗透到了各个部门，就慢慢做了编剧、导演、制片人。
做音乐确实是喜欢，一开始是给朋友做，朋友说没什么钱，我说那就好办了，我不要钱，你给我干我就很高兴了。然后拍戏的时候也会找机会跟导演说，我还会写曲儿，你要不要听一听？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大型广播剧、央视《东方时空》还有两年的春节特别节目都用过我创作的音乐作品。这些其实不值一提，但这些经历都让我对声音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都会作用于我做导演的创作当中。
《影视圈》：现在的观众看的东西很多，甚至培养出了很强的思维逻辑，这对创作谍战片来说是不是提出了一个更大的要求？
龚朝晖： 确实是。实际上我们在拍《前行者》之前有一个东西是确定好的，就是要用现实主义的质感来讲故事。什么叫现实主义？就是不要飞，尽可能所有的事都能用生活逻辑、现实逻辑能讲通。当然我们仍然有没讲通的地方，拍摄过程中没想到更好的方式，一播出突然想通了，这就是我这种天分不够的创作者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影视圈》：经常能这么客观理性的来看待自己的作品吗？很多导演可能不愿意在这个阶段面对这样的问题。
龚朝晖 ：拍戏的时候对导演创作是感性和理性交融的事儿，比如一个电视剧可能就拍100多天，没有时间慢慢拍，都会有遗憾。《前行者》里马天目跳楼那场戏，我们开机前就设计好了，所有摄影、美术、演员全沟通好了，哪知道没有考虑到景区的电线里面夹杂着真的高压线，等处理好电线，天光没了。这是这部剧最大的一个遗憾。不夸张的说，看到播出的版本，我恨不得把它再重拍一遍。
但还是不会拍同样的戏，经常有人找我，我会问你确定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吗？经常把人吓跑了。他们可能觉得找最大公约数，看所谓大数据有安全感。从音乐到绘画到一切艺术，大家都是在求不同，而不是求相同。
《影视圈》：《前行者》现在的成绩达到创作之初的预想了吗？
龚朝晖： 从创作层面上讲，我的主创团队和演员为这部剧加了分。但我的剧好像一直没有大火。《前行者》随着播出，越往后大家评价越好，这是一个好现象，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