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栏目由华夏公益会客厅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联合推出，借由中国基金会行业发展40年之际，特别专访业界知名人士，畅谈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中国基金会行业走过的40年历程予以不同的观察和解读，带给社会各界人士对公益事业的深入理解和立体认知，为构建公益事业更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
本期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他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长期关注和研究非营利组织和第三部门，1999年出版《第三部门研究丛书》，编了十年的《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他认为，公益界要有自己的脑袋，有自己的思考。放到百年尺度来看，公益事业总体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乐观的。尽管发展的道路上偶尔会出现激流湍石，但他相信人类向善的本性是无法被阻挡的。而如何能够在严峻的环境中保持清醒，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坚守底线，是这个行业应该在未来5到10年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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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27日，康晓光出席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闭幕主论坛
文/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
CFF：40年，对您意味着什么？您观察到行业发生了哪些变化？
康晓光：中国最早的一批基金会，如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跟基金会并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就是公益组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时只有10万元的注册经费，而且不能动用这笔钱，**每年拨1万元的办公经费，还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办公场所。这些规模很大的官办基金会，名字虽然叫“基金会”，但它们的性质是公益组织。我们现在理解的基金会，当时可以说是一个都没有。像宋庆龄基金会这些早期成立的基金会，它们都是筹一分钱花一分钱，和现在的普通公益组织没区别。所以如果要说基金会发展的40年，我更认同这是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40年。
我认为，最大的变化不是行业本身的变化，而是法律结构的变化。我们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这个转变是巨大的，催生了私人企业制度的出现。市场经济出现，不仅意味着资源配置机制的改变，还意味着市场活动主体，即私人企业与富人阶层的出现。法律为其奠定了基础，承认了初次分配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才有之后的一系列法律，如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对税收减免的认可、公益事业捐赠法，以及五年前出台的慈善法。我们年轻的时候，慈善的概念被界定是剥削阶级的伪善。捐赠的钱哪来的？是企业主、资本家从工人处攫取的剩余价值里来的。所以我们能有今天的市场非常重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从原来国家统一支配的初次分配，到市场主导的初次分配的转变，在这个转变的基础上，才有了今天的慈善事业，以及国家相应的法律调整。
另外一个是观念的变化。在当今社会，“做好事”“利他”“慈善”和“公益”这些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变成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哪个人一辈子没参与过慈善？这是很难的。这也得益于相关的法律和文化氛围的改变，为每个人参与慈善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最直接的变化还是行业的变化。无论是在**门正式登记注册过的非营利组织，还是没有登记注册的，数量都有了空前的增长，并且覆盖的领域、对象和发挥的功能越来越广，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业实力也空前地提高了。虽然最近几年，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但跟40年前比，大趋势还是非常好的。
最后一个变化是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20多年前，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基本上是受自身的责任感、理想与兴趣所驱使。像最早的这批人，徐永光、杨团、朱传一，大多都有其他职业，不靠发展公益获得收入。更多的人是为了在感兴趣的公益领域发挥所长，实现理想，这是一种激情、爱好。
今天则不同，在分工、专业化的背景下出现了相对应的职业和部门。一方面我们是参与公益事业，在公益事业中就业、从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靠这个养家糊口。同时行业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我们那个年代，不存在什么自律监管，大家来了都是奉献，当时也没什么大的利益。所以这方面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也是一种进步。
一个对社会非常重要的领域，它必须是部门化的，必须在社会的分工体系中作为一个专业职能部门，发展相应的研究与教学。当下每年与非营利相关的论文发表数量，以及高校从事相关研究的教师数量都在翻倍增长。基金会也在迅速发展，2004年后进入加速期，2008年发展得更快。从40年前创立靠前家基金会，到10年间出现80多家，直到现在出现超过8000家。这样飞速发展的背后与中国的发展、财富的增长、教育的普及、媒体的**，还有我们前面说的这一系列变化密不可分。
放到百年尺度来看，公益事业总体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乐观的。尽管发展的道路上偶尔会出现激流湍石，但我相信，人类向善的本性是无法被阻挡的。
康晓光所着的《权力的转移——转型时期中国权力格局的变迁（第三部门研究丛书）》（图片来自长青图书馆，下同）
CFF：刚才您提到的几个变化，包括外部法律环境、慈善氛围，以及行业自身的壮大和职业化。就您个人而言，在陪伴行业发展的过程中您自己有哪些变化？
康晓光：我自己的变化很大。我原来对慈善一无所知。1997年前后，中国青基会想对希望工程做评估，但当时国内没有做行业评估的。后来青基会的人四处打听，发现国家科委有一个科技评估中心，于是就请他们来做希望工程的第三方评估。但当时对方也懵，不知道怎么做，没人懂。大家就急了，想找几个明白人参与评估。
1993年到1994年，我在广西挂职做副县长，参与了世界银行一个关于西南三省喀斯特地区的扶贫项目。基于这段经历，我1995年时发表了一本书，叫《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虽然已经出版二十六、七年了，但它现在仍然是中国贫困研究领域最有价值的书之一。这本书出来，我就成了扶贫的专家，国家科委认为希望工程是扶贫项目，就想让我一起去做评估。
我一开始接触这个项目，觉得不太对劲。我在扶贫方面还是比较在行的，特别是加入世行项目后，我对世界扶贫领域的所作所为有深刻认识，把握了贫困理论的*高点。我以前给希望工程捐过款，我印象中他们是做教育的，帮助失学儿童重返课堂，总体不是特别了解。但我真正深入希望工程这个项目时，发现这和我前几年所研究及了解的扶贫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很敏感地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扶贫项目。
那时在进行市场化改*，我习惯性地想用经济领域的变革来理解这个项目。经济领域有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话，青基会这类组织相当于非国有的事业单位。当时基金会管理办法虽然出来了，但还没有非营利组织这一说，那时只有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所以青基会相当于一个民营的事业单位。它非常像社会领域中的市场化，在经济领域中，过去老百姓需要什么，政府就组织企业来生产、提供产品。社会领域也是老百姓有事，政府**门来确认问题，然后组织资源来解决。可是，希望工程不一样。青基会虽然是二级政府机构，但是它的*性甚至比现在的草根组织、民间组织大得多，自由度特别大。所以我发现，这是一个社会自己来发现问题、确认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筹集资源，采取行动，最终解决问题的一个全新机制。
正因为这并非我所了解的扶贫，我也认为无法将其理解为扶贫，后来跟评估组还发生了冲突。我认为不能按评估科技项目的办法去评估扶贫项目。扶贫虽然是一个功能，但我能感受到它的价值和深远影响，以及它对未来的中国潜在的深远的意义。和经济领域中的民营企业一样，这是不完全受政府控制的一种社会自主发展的全新机制。
评估小组工作收尾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一开始我读了一些文献，发现有非营利组织和第三部门的概念。希望工程当时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做得好，但和外界接触不多。90年代初期，中国刚跟国际社会有更多接触，国外很多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当时几乎没人听说过，更不用说有人研究。于是，我后来就写了一本《创造希望》，写中国青基会的十年。这本书应该是国内靠前本行业内比较系统的案例研究。虽然当时整个行业的学术研究很不成熟，我也不够成熟，但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新建立的社会组织、基金会都会把这本书拿去看一看，看看领头羊和先锋们是怎么做的。自那时起，我就一直关注这个领域，再也没离开过。我进入这个领域和后来研究方向的变化，和希望工程密不可分。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必要条件。
康晓光所着的《创造希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研究》
中国今天对这个领域的认识和理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从业者如果穿越到90年代，绝对都是大师。我们1999年出版《第三部门研究丛书》，那时浙江人民出版社是一流的出版社，可总编辑和责任编辑压根没听过第三部门，坚决不认同我们的书名，说叫第三部门根本就没人买，新华书店一开始就不会订。因为当时没人听说过。后来我坚持用第三部门的名字，你要是叫非政府组织，政府不会同意的，所以还是用第三部门这个比较中性的名字。跟出版社折*了两个回合，他们最后勉强接受了。这个插曲可见当时知识的贫乏。不过，随后学界逐渐也有人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了。
最近一二十年有很大进步，有一大批年轻的学者涌现，很多大学也都开始开设非营利的课、设立非营利方向的MPA。尽管*务*学术学位委员会一直不确立非营利、慈善这种二级学科，但在其他的学科如行政管理学科下，早已开辟非营利的方向，一批硕士、博士、博士后都进行相关研究。可以说，给学生的培养还是开辟出了一个空间。现在进入这个领域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是很大的变化。
CFF：研究公益慈善行业，您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什么？有没有留下比较大的遗憾？
康晓光：我觉得自己对这个领域的学术研究的贡献还是很大的，早期的一些事也都参与了，例如后来演化成基金会中心网的自律联盟，还有你们基金会论坛，最开始策划也是我和永光提的。扶贫基金会、青基会以及一些相关项目，我参与的都比较多。不仅做研究，也积极参与这个领域中的实务活动，为这个领域的发展做了点贡献。
再者，我编了十年《中国第三部门观察报告》，给我带来了成就感，但遗憾更多，特别是2020年这本。出版方面有许多要求和限制，我跟编辑开玩笑，靠前作者署名你，我是第二作者，我有1/4内容都被砍了。我们本来是要接着出这套书，各资助方都很支持，但出版环境特殊，与其出版残缺不全的东西，宁可不做。所以2020年写完之后，我们和扶贫基金会的十年之约就结束了。观察报告进入冬眠，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有些人觉得我没责任感，说你即使在冬天也要活，不能一到冬天就跑啊，冬天还是有物种活下去的。我们也争取过，和出版社领导沟通，但还是没能达到我心里的预期。我做研究或其他事情时，觉得我最起码要保持一个底线：诚实。我可能做得不精彩，但它起码要是个诚实的东西。我们面对真实的世界，研究真实的问题，说心里想的真话。水平高低可以再去提高，但信口开河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停止观察报告的出版，是无奈之举。
CFF：您长期研究政社关系，“依附式发展”是您提出的中国第三部门的主要特征。您如何看待当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关系?
康晓光：我有几篇文章讲了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在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背景下，中国不可能把*的社会组织斩草除根。允许社会有一定自主性，允许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存在，同时要防止危险的组织行动挑战权威，这是政府要考量的东西。
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既有合作的可能性，也有冲突的必然性。我们政府是根据社会组织的性质和所作所为来采取策略的，因此是两手策略，一方面是限制，另一方面协助社会组织把有用的功能，比如提供社会服务、扶贫济困这些功能发挥出来。
现在社会组织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承担给政府拾遗补缺的功能。基金会、社会组织等都积极配合国家战略，响应政府的号召，想政府之所想，急政府之所急，这都是政府最希望的局面。
康晓光等所着的《依附式发展的第三部门》
CFF：您主张把互助互益也作为第三次分配的一部分；完整的慈善是人人的慈善，不只是慈善组织的慈善；强调要承认生活中的慈善，拓展法律中的慈善，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慈善。从制度和文化出发，应如何推动中国现代慈善向前发展？
康晓光：我以前的一些文章谈到过传统慈善，但是从政策、法律上如何具体地推进，我暂时还没有成熟的想法。
有一点我倒是想说，公益界要有自己的脑袋，有自己的思考，别整天跟着瞎起哄，要么跟着企业起哄，要么跟着政府起哄。它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部门。你要想明白，政府为什么要第三次分配，为什么要共同富裕。一、二、三次分配中，能决定财富分配格局的，最主要、最基础的是一次分配。从调节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等完成的第二次分配。古今中外第三次分配都是拾遗补缺的，是次要的。
咱们GDP一年是百万亿数量级的，财政税收是几十万亿规模的。然而第三部门的分配有多少？只有几千亿的规模。那能扯到一块吗？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的东西。而且，企业与百姓的税收已经很重了，还要再来个第三次分配，让大家再出钱。
第三部门的功能应该定位于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定位于财富的转移吗？第三部门、公益部门是干什么的？如果我们列大项的话，财富分配只是这个部门七八种功能中的一种。它还有结社的功能，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需要参与社会生活，而结社是最有利、*高端的人类自主的社会生活形式。我们这个部门中，社会组织为人类提供的结社功能是无价的。
结社后有组织地开展集体行动，解决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也是价值。组织起来后，我们还可以和资本讨价还价，像工会和消费者协会就是去制衡资本**的。工会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者组织起来去制衡雇主和资本，消费者协会是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组织起来去制衡商家和资本。同时结社也是参与公共生活、*治生活的非常重要的组织形式和力量。
第三部门也是推进人类思想进步的机构。所有的文化机构、大学研究院都是非营利的，至少是以非营利为主。历史上主导人类思想世界的主阵地不是在政府、企业，是在非营利部门。社会生活方式的创新、个人兴趣理想的开发，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扶贫济困、保护环境、发展教育卫生、促进民族团结、国际交流等等，都是我们这个领域的功能。我们这个领域的社会功能，第三次分配连小手指头都算不上，在这个方面，它和第二部门和靠前部门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是数量级的差别。我们的功能恰恰不是财富再分配，大谈财富再分配恰恰把那些重要功能弱化了、把我们的功能局限在拾遗补缺的位置。过去是瞄准富人，现在是瞄向中产阶级来缓解社会矛盾。
我们要把共同富裕，一、二、三次分配，以及政府现在为什么提三次分配搞明白了。不能觉得现在提第三次分配，就有存在感了，就赶紧跟着起哄。我个人觉得这样是莫名其妙的。有的人是愚蠢，有的人是投机，还有的人是认为要把第三部门的第三次分配的功能发挥出来，借势发展第三部门。第三类人，我赞同，前两类人我很鄙视。我们不要整天借这个东西，把慈善组织的功能萎缩到再分配上。所以我说，慈善事业别整天盯着慈善组织，我们还有广阔的蓝海。
康晓光、冯利所着的《中国慈善透视》
CFF：您提到社会组织跟着“起哄”的现象，可以理解成是因为我们缺少对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认可才追逐“热点”？
康晓光：可以这么理解，找不到价值不完全是社会组织自己的责任，而是环境所限。但是，条件不具备所以不能做，这是一回事；自己认为没必要做，或是根本想不到那些事，然后现在允许做什么就天经地义地认为自己应该做什么，这是两回事，完全不同。
现在很多人把不得已的选择当成了正当的选择，心甘情愿，这就成问题了。迫不得已是一种情况，可你乐在其中就是另一回事。很多人现在就是搞不清，也很享受。
CFF：您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中提出“好基金会”标准。包括正确的价值观、恰当的战略、有效的行动工具箱，以及外部网络、组织文化、团队、影响力等等。为了使中国有更多的好基金会，您认为基金会论坛、长青图书馆，包括行业各方应该发挥哪些作用?
康晓光：至少*思考还是应该能做得到的。
环境虽然有限制，但也没那么严重，我们还可以*思考、认真学习。当然不可能这么要求所有人。然而一个行业总要有一部分人能够站在那里，标志着这个行业还存在，还活着，这个行业还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思想、原则、主张、底线。人数可以少，也可以多，但必须有。不能说整个行业的人都整天起哄，什么热闹说什么，这不行。这个部门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凭什么存在于这个社会？别人为什么要给你捐款？为什么为你做志愿者？为什么要给你税收优惠？你享受了这么多特权，你要不要承担责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人不能为了活着就什么都干，为了点名利就没有底线，这不行。
一个部门就跟一个国家一样，至少在某些方面要有能挺立得住、在大是大非面前问心无愧的人。否则的话那是真的没希望了。所以组织多或少，捐款规模大或小，发展快或慢，这些未来都可以找回来。可是一个领域没有了自己的精神，没有了自己的灵魂，没有了自己的脊梁，那是真的完蛋了。就像顾炎武说的，王国改朝换代，肉食者谋之；但礼崩乐坏、道丧学绝、率兽食人，基本的天理人伦丧失殆尽，这就是亡天下了，这时匹夫也与有责焉，人人都应该担当起来。而我认为，一个行业的基本价值主张、原则底线都不知道坚守时，甚至说满盘皆输时，就相当于这个领域的亡天下，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家来承担这些东西的。
康晓光主编的《非营利组织管理》
CFF：您期待中国基金会行业在未来十年实现怎样的突破？期待青年公益人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中有怎样的作为？
康晓光：我还是希望这个领域有自己的思考，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功能和定位，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而不是整天跟着权力和金钱跑，要有自己的自主性。环境是需要适应的，但是适应也分类。是以我为主的适应，还是以环境为主的适应？现在依附的格局和程度越来越严重。早期依附政府，后来增加了对资本的依附。不过，政府和资本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促进了我们这个部门的发展。
在这样一个较为复杂的情境下，这个领域怎样保持自己的清醒，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坚守底线，做自己该做的事而不是别人希望你做的事，不成为给别人跑龙套的配角，这些是我们行业应该在未来5到10年，在越来越严峻的环境下该思考的问题。
对于青年人，我想从我个人说起。我们这一代人选择职业无非是三种考虑，最低的是为了饭碗，找一份工作，有收入，可以养家糊口。再高一个境界是出于兴趣爱好，喜欢做这个事，所以进入一个领域。*高的境界是出于责任、使命、理想去从事工作。如果你的工作既能让你吃饱饭，又是你喜欢的，又能通过这个工作实现你的理想，那是最完美的一种状态，你这一生就最幸运了，没什么可说的了。可是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变成了一个就业的部门，虽然这个行业对兴趣理想、价值需求的要求很高，更多人还是为了谋生才进入这个领域。
我特别希望在这个领域中的人，对这个领域的社会功能，自己应该发挥的作用，自己的社会角色、职业角色有更多认识，更加了解行业文化与职业文化。我们也应该宣传这些东西让大家知道。既然你选择了这个领域，就不能仅仅是为了谋生，起码你的兴趣、爱好、价值观，应该和这个领域有一定程度的匹配度。这样的话在这既能养家糊口，又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于少数人，真是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为他人、为社会、为未来做些积极的有价值的事，追求一些不朽的目标，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这些无法要求所有的人。因为大家还是要生活，必须找到单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有收入，才能继续活着。当一个部门成为职业时，你就不能要求大家都是理想主义者，都凭着我喜欢，那太任性了，还是要解决大家的衣食住行问题。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年轻人刚进入这个领域，往往也都是要啥没啥的阶段，非常艰难，生活压力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对梦想的追求，还能有余力做个梦，那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所以要说我对年轻人有什么期望，我觉得首先要保证身体健康吧！然后社会应该给年轻人创造更好的*治环境以及其他的行业发展条件，让每个人在这里，能够把“人之为人”，人性中光辉的那一面都发挥出来，这就是我的期待。
见习编辑：周南 主编：文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