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忠德老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汉川善书代表性传承人、汉川善书北派的第五代传人、当地知名的“善书先生”、汉川善书老一辈艺人。
农历正月初八,寒意正浓,位于江汉平原腹地的汉川双马村还笼罩在浓浓的年味当中。村头刚搭建成的乡台上正要举行一场特别的仪式。书着“圣谕广训”的牌位被请上了高台,善书先生徐忠德在裁切好的红纸上毕恭毕敬地写下对子。清,叫清泰,吉、吉祥,平、太平;安、家家都安然无事。这是在汉川各村各镇流传了百年的习俗,唢呐声里“清吉平安”被送到了家家户户、无一遗漏。春节将“清吉平安”贴在自家门楣、是本地趋吉避凶、祈求来年平安的方式。收到彩纸的乡亲总会诚心诚意地回馈一碗米,或者是其他财礼以表感谢。同样的“清吉平安”也被工整地贴在了乡台台口,徐老先生要确保每一个细节都合规合矩,因为今天、是汉川善书开讲的大日子。汉川善书是清代中叶湖北孝感汉川一带民间的说书传统与官方的“圣谕”宣讲活动相结合,发展形成的一种采用汉川方音进行“说唱”的曲艺说书形式。善书好的很,善书就是劝人为善,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为人要讲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个好曲种,所以自己这个人就喜欢这些道理,喜欢、爱好这个文学,所以就跨进这个门槛。它叫善书,不言而喻,它的内容就是善,归根结底到结束的时候、还是恶人受到了惩罚,善人得了美报,这就是个善书,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是什么善书了。每一本善书,它都是善人得美报,恶人、旧社会被杀,新社会被枪毙,没有恶人得好处的,恶人都得了好处,那还鬼来行善、那是哪个行善呐。
1934年出生的徐忠德打小喜欢听善书,由于对善书的喜爱、1969年、他辞去了教书匠的工作,拜当时着名的汉川善书北派第四代传人卢维琴为师。徐忠德记得年轻的时候,善书在汉川就像如今看电影一样受欢迎,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汉川人都必定请人来讲书。在我们汉川市的周围,善书最流行的时间,是正月、二月、三月,这三个月、一般来说都有搭台,高台教化、讲善书,历代以来、除非不讲,开讲就是三天三夜。
敬香、作揖、升表,在乡亲们虔诚燃香祝祷时、熟练地唱诵向关圣帝祈求平安顺遂的《桃园明圣经》,也是善书先生们必须牢牢掌握的功课。一系列仪式过后,唢呐、锣鼓再次喧鸣。善政为民民致富,书藏黄金金满堂,在这片土地上盛行百年的汉川善书就要开讲了。善书先生徐忠德今天要讲的是《红萝卜顶》,这是他最拿手的善本之一,如今整个汉川善书界也只有他、能完整讲出这个故事的神韵了。汉川善书的表演,主要是徒口“说唱”、没有伴奏乐器、没有特定服装、也没有舞美道具,只有一名“主案”先生凭借具有故事梗概的善本和一方小小醒木、往案台上一站、便可开演。民国以来的百余年间,增加了一人、称为“辅案”,与主讲人分成不同的行当、辅助表演不同的角色,一宣一讲、一唱一和。汉川善书的表演形式看似简单,功夫却并不简单,最短两至三小时的故事、仅凭一个人、一张嘴,如何通俗易懂地生动再现故事环境和背景、如何在讲书人与对诸多故事中人物的模仿式“再现”中、自由切换,主案与辅案如何默契搭档,用清晰的说表、动情的唱腔和丰富的表情、吊起观众的“胃口”、勾住听众的神经,无一不是对善书先生宣讲能力的巨大考验。与其他民间技艺的传承大不相同,汉川善书的教授并不靠师父“闭关式”的教学。熊乃国说:“我们讲善书都是“徒歌”的形式,这个带徒弟呢、也不并是说在屋里要搞个培训班,主要是什么时候教呢,台上台下、台上就是实践,你在前面就唱,师父就有责任、这是我的徒弟。口授和实践相结合,并冇得什么培训班、再或者锻炼啊、训练啊、吊嗓子啊、没这个事。台上就是试练场、台下就是言传身教的位置。”教徒弟讲书的时候,你的口齿要明朗一点,说出那个连环句,当说快的地方要说快、当说慢的地方要说慢,当高声的要高声、当低声的要低声,比如说、两个人在阴谋诡计、低耳附言、拢着耳朵,你也去大声地说、那不说的别人都听着了。拢着耳朵,低耳附言,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就要小点声气,都小声也不行哪,一个贼子杀人、“着刀”、那也小点声音,那又感不动人,所以说、做先生的、做老师的 教徒弟,这些方面等等都要教,这说的就能感得动人。还有些话要说快的,三步当作两步走、两步当作一步走,不管道路高低、颤颤跌跌行走如飞、到了,这就要快些说。
到徐忠德的师父卢维琴为止,汉川善书的讲述表演主要是平铺直叙和流水账的方式,徐忠德在悟性和灵性之上大胆创新、着力提升汉川善书的文学性。读过八年私塾的他,看小说、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在这其中不断地琢磨、学习和借鉴,巧妙地安排层次、编织矛盾、预设伏笔、制造悬念,用种种心思、将观众吸引到故事的情景中来。自己说要发展,非要写,要创,要创新,这个善书要不断地创,好人好事、尽量地搜集、搜集材料,能够写书就写成书,就是这、为了发展,自己就死写,一有空就写;还有一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句话自己搞不通,没得办法,还是从辞海上面把它翻出来的,故事发生在上古以前、地点出在印度,印度的佛家门第、在水面上修了一个三层台阶的楼房,在上面看经念佛、诵经的,这么样的个故事。救人一命呢,救了一条人的性命,胜造七级浮屠,因为那个时候又没有钢筋水泥,做那样一个三层楼的台阶、那个东西起得起来、那个楼房起来,晓得得几大个功德;如果你救一条性命,比那个功德还大,这个成语蛮狠啊,成语你要搞通、首先你写书的人、你不懂、你这不要弄、不要写得、你写着他有人反驳的,人家听不懂、他不问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个什么话啦,他问你、你怎么答复呢、你不像个苕,这是我的个性。
凭着这股子钻研劲儿,徐忠德在师父卢维琴的基础上“青出于蓝”、成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汉川善书的“顶梁柱”。《白鸡公》、《卖子奉亲》、《嫌丑报》,一部部出自徐忠德之手的创新作品、成为风靡汉川叫好又叫座的善书经典节目。
徐忠德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汉川善书,不仅带出了得意的徒弟、甚至把自己的爱人也拉进了善书行。女人登台讲书,这件在旧社会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徐忠德不仅做了、还做出了声响。在善书最红火的年代,徐忠德两口带着徒弟熊乃国常年游走各地演出,争相被各个乡、村请去宣讲善书,教化村民、颇有名气。熊乃国言:“那个时候该有几多人呐,没有电灯、连电都没得,没有话筒,都是凭个喉咙讲,他们几个人,那个台下面呐、黑压压的一片,都是自带板凳的,那有长板凳、可以坐两三个人嘛、都是从家里屋里背、在各自屋里带的去,正月间还是蛮冷的温度,有时候零下、那个时候又没有餐棚,都是把大衣,把风帽、靴子,还有手提的烘笼、那个烧窑火的烘笼、那个烧瓦的烘笼有个把手的、里面是麦引子、烧棉梗灰,都像这样捂着烘着听,那几冷呐,那吓死人的人。经常的有人呢,那个农村的呀、比如说家家都有土茅厕、厕所嘛,那晚上经常有人掉到厕所里去,那一收了场哦,就放鞭炮、打锣,有这个风俗嘛,把鞭一放就起身,人多了一涌啊,那个路窄了的、有人就掉到厕所里去了的,那几多人呐,盛况空前,一直到自己一九八六年呐呐,八五年、八六年,自己拜师学艺那个时候、那都还是黑死巴的人、成堆的人。”那里有个传说,伙计们,去听书啊,汉川来了两爹婆,还有他的儿子跟着在、熊乃国,他们都以为是自己的儿子,一家三口人啊,了不得啊那个婆婆、那个女的多会哭啊,他说宣词、唱词,他说多会哭啊。徐忠德口中的“哭”也就是宣讲善书中的“宣”、由此而来的大宣腔,是善书先生们最常使用的腔体之一。所谓的善书唱腔是形容民间妇人的哭声、而形成的一个调子,看哪一位先生的喉咙好,宣的好听,就学哪个的,这是我们的善书。往日有叫花子,喊街、告哀鸣讨饭,那叫流浪腔,双膝、跪地,告街邻,各位、善人,要施点恻隐,爹爹们、婆婆们,是讨米的,善书里面的腔不少咧。
汉川善书在近三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融入了楚剧、花鼓戏、湖北小曲、渔鼓、道情等地方戏曲、曲艺的特点,灵活地穿插进叙事讲述中,给故事增添了许多色彩,也因此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唱腔曲牌,它们大多婉转悲切、哀怨忧苦、道尽了故事人物的委屈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