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姻缘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画面：母亲租了一部单车，简单的行李放在车筐里，我坐在车前面的横杠上，母亲背着两三岁的妹妹坐在单车的后座。 租单车的人骑了六七十公里，从农村的小路把我们送到邕江边。我们在江边的客栈住了一晚，第二天母亲带着我和妹妹上了大船，一天晚上后到了南宁。母亲原想从这里转道回湖南老家，但在这里停住了脚步。她用一枚金戒指，在南宁的津头村开了间饺子铺，落脚谋生。
那是1955年，我8岁。我对父亲一点印象都没有，也没见过他的照片，就追着问母亲，父亲去哪啦？母亲也回答不出，战争的事情她也不懂。
湘女多情，母亲爱上我父亲之后，从衡阳跑去贵州找他，后来跟着到了广东。我那时也小，心里只是好奇，一个湖南女子为什么要嫁给个广东人？那么远。看见母亲长得那么好看，父亲一定也是个大英雄吧，不然怎么会嫁给他呢。
母亲叫蒋淑云，家是湖南零陵的，大户人家小姐，从小都有仆人侍从照顾她。她家在农村有田，在县城里有生意，有卖布的，卖盐的，卖酱油的，好几个铺面，几乎整条街都是他们家的。 母亲过得就好像是红楼梦里面的生活，在家里就是打牌看书玩乐。她父母还有兄长都宠爱她。她在长沙读的初中高中，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1937年，母亲认识了我父亲。
父亲叫容定华，广东灵山睦象村人，毕业于广州黄埔军校第12期炮科。抗战爆发后，他常到湖南零陵工兵学校、第五军荣一师驻地教书，于是认识了我母亲。 我父亲穿着军装、皮鞋，非常帅气，他对母亲一见倾心，母亲下馆子打牌看戏，我父亲都陪着去，最后追到了母亲。母亲的家人都不让她跟军人恋爱，今天生明天死的，可怎么都拦不住母亲。
长沙会战打起来后，父亲跟着部队撤到贵州，母亲就经常跑到贵州去，有时在那里一玩就不回来了。 1946年，母亲怀上了我，后来跟着父亲到了广州，住在军营里。1947 年8月 23 好，我在广州出生，不久我的妹妹也出生了。听母亲讲，父亲在部队出操时，我才两三岁，也跑出来跟着部队出操列队。
父亲失踪
1949年，父亲从部队退役，脱下军装，带着我们和警卫杨德志回到老家灵山。老家有大半个足球场这么大。但已经没什么人住了，爷爷奶奶都已经不在了。只有父亲的原配大妈和四五个长工守着偌大的房子，大妈和父亲有一男一女，是我的大哥大姐。 母亲跟大妈性格倒是合得很，从没有吵过架，就是不在一起吃饭，因为口味不通。
1950年解放不久。有一天，广州的解放军突然来找父亲，说缴获了果*当很多大炮，知道我父亲是炮兵出来的教官，让父亲去帮检验。 父亲带着杨德志去了。从此，父亲就消失了。
不久土改了，父亲不在，母亲和大妈少不了受牵连。他们把我母亲吊起来打骂。后来母亲搬到镇上去，在姑婆家里住，可能是身上还有点金戒指，摆了个小烟摊，靠卖香烟照顾我们两兄妹，很艰苦。 母亲后来说，她想过跳河自杀，但是为了两个孩子，挺了过来。富家千金，远嫁千里，二十多岁丈夫还消失了，这日子肯定是难熬的。
母亲改嫁
坚持到1955年，母亲就想带着我们回湖南老家，没想到中途留在了南宁，在这里落地生根了。 我们当时住的地方还是个小山村，靠近广西**大学，现在是广西医科大学。那个时候物质条件很落后，母亲虽然开了个饺子铺，但生活也很艰苦，有时候还到附近的菜市场、学校食堂去要剩菜剩饭回来热着吃。
饺子铺的小店其实就是在稻田旁边搭了一些木头，上面盖的草，天上下雨，里面也下雨。附近广西**大学上学的解放军干部，常常来店里吃饭。其中有一个姓倪的解放军叔叔，三十来岁，是南下的北方人，讲普通话，和广西当地人语言不通。那时候，我妈妈才二十多岁，长得大气又好看。这个叔叔就和妈妈在一起了，1957年母亲生下他俩的靠前个妹妹。
继父曾经是第四野战军的，参加过三大战役，一直打到南宁解放。他从中国人民解放军13兵团到了龙州公安大队，然后又调到广西商业厅，好像当了个科长。为了提高文化，被派到广西**大学读书，这才跟母亲相识。结婚后才知道继父性格不好，没什么文化，老是觉着之前打战吃苦，现在应该大吃大喝，所以不仅借别人家的钱，后来还贪污买了一辆单车，被劳改了三个月。母亲刚刚生下小弟，还得去牢里看他。
他还经常打我，我想毕竟不是他亲儿子，心就不在这个家了，经常在外面学画画、玩，晚上也不回家。每次我回家，母亲和继父就吵架。我在家睡觉没有床，就睡在一个桌子上。所以继父一打我，我就跑出去流浪。最长的一次，我流浪了一个礼拜才回家，母亲就抱着我哭。 每次我跑出去之后，母亲都会去找我，怎么都找不到我。因为我不是睡公园，就是睡同学家，睡无定所。
我的母亲是大户人家出身，有教养，从不会跟外人吵架，也不跟别人计较。但她为了我，不仅和继父吵架，也经常跟继父干仗。 这时我就会想，亲生父亲会是什么样呢，肯定是个大英雄吧，不然母亲怎么会爱上他呢。
1957年，母亲不开饺子铺了，到一个巷子里参加妇女的车衣服厂。 一开始只有12个人，12部缝纫机，全在厂里面车衣服。母亲车东西很好，经常得到表扬，一个月有二十来块钱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把一个家料理得井井有条。
母亲小时候没吃过苦，妹妹去要零花钱她都给，知道我热爱美术，找她要钱买原料，她也尽量给。母亲嘱咐我一定要学好，教我们善良，不能打架，不能偷东西。 母亲在教育我这方面，一点也不含糊，稍微做错事就真的揍你，拿手打，拿擀面杖打。我如果去打架，打赢了回来也要挨打。母亲一打，我马上就跪下，跪了认错了就不打你了。我感觉母亲是鼓着一股劲，想要给我那失踪的父亲，照顾好他的骨肉。
可父亲到底去哪了呢？ 对父亲，我心里会偶尔想想，因为没印象，想得也不具体，我每天想的还是如何过自己的日子。所以经常跑出去，十天半月不着家。
父亲有了音讯
大概是1960年，有一次我回家，母亲悄悄告诉我，我亲生父亲找见了。说是父亲去了香港，这次是偷偷回大陆的，躲在战友家住，找到了母亲，想把我带去香港生活。母亲这边也成家了，有三个孩子，母亲是走不了的，只能把我带走，可惜找不到我。
1964年母亲和继父终于离婚了，继父丢下两个妹一个弟给我妈抚养，他自己搬走了。从此我回家，家里都很安定，没有人跟母亲吵架，母亲埋头苦干去车衣服养活我们兄妹5个。
那时，我在南宁二中读完了初中，想要报考广西艺术学院附中。因为我从小就喜欢艺术，虽然是自学，但多年在社会上跟那些老大哥学画画、学美术。报名的时候靠前页，填家庭成分，父亲职务一栏，我回去问母亲，就老实填了果*当伪军官。我连伪军官是什么意思都不懂，结果自然是不予录取。
务农时知道了昆仑关
读不了高中，1965年我到七塘附近的伶俐插队，那是南宁市团委办的农场。第二年，妹妹也插队下乡。
农场一个月的生活费刚刚一块五，买一碗粉都要一毛五，母亲经常给我两三块钱帮补，那已经很多了。她还托人带一些猪油和酱油给我。我用这些猪油渣，就着南宁酱油吃点青菜，饭就很香的。 晚上睡觉时，我突然很想母亲。就偷偷回家去，母亲一见我就哭了，我也哭起来。她说她晚上睡不着，想着我，担心我在农村过得不太好。母子间像有一种灵性，虽然相距很远，彼此还是心连心的。
我在的农场大概 500 人，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家庭出身不好，但也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都满怀**热情，在农场里真心想改造自己。 我最擅长的是画画，就想通过画好人物来表现这个新社会。可农场就是学习种板栗树、种果树，对我来讲没什么兴趣。
偶然一次机会，我看到了昆仑关的资料，知道那是一场民族战争，就开始研究起来。 昆仑关在我们农场的西北边，离我们大概走一天半的山路。我约了其他的插队同学，一起走路前往。记得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整个昆仑关很惨淡，一片荒凉肃杀。好在当地人都保留着这场战争的记忆。到1967年，很多红卫兵经过昆仑关，当地农民拿着棍子拿着锄头在昆仑关站岗，不准红卫兵去破坏。
我对昆仑关的情感很特别，昆仑关的存在，证实了我后来知道的父辈参与过的民族战争，他们在这里打日本人。见到昆仑关，好像父亲就在身边。
1969 年，农场解散，我插队到附近的农村。刚到农村时很奇怪，晚上总有一些老乡跑来找我，跟我聊天。后来一打听，这些“坏家伙”都是参加过抗战的果*当老兵，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我是国军后代，就来找我。其中有个姓陆的，花名叫大脚八，这个人粗粗壮壮的，当时也有五六十岁了。他经常来找我，一聊聊到晚上 11 点钟。熟悉后得知，这个大脚八参加过钢七军，隶属于 11 集团军。在河南、安徽、上海都打过战，在上海的时候，跟日本人肉搏战，一个晚上下来，一整个团都不见了，连团长都牺牲了。后来11 集团军188师、135师、131师，三个部队全部回广西重新招兵。回到广西，那年是1939年，他们又遇到了日本人从北海登陆占了南宁，然后占了昆仑，大脚八又参与了昆仑关战役，也是肉搏呀。
大脚八人长得高大，犁在他手里面就好像一个玩具一样。他经常帮我，村民杀猪的时候叫他过去，他也偷偷割一块肉给我。相处多了，发现这些坏分子，其实都是普通的好人，很多不是自愿当兵，有被绑去的，有的是顶替其他人，但上了战场那都没话说，很勇敢。他们五官长得很端正，身体很健壮，谈吐也有文化，就算在农村干活也很有礼数，身上有种说不出的豪气。看着他们，我也在想，我的父亲会是什么样子呢？
1970 年，我到了村对面的糖厂当车工，一个月有30块钱，生活就好多了。半年后，先后去小学和初中当图画老师，最后被借调到县文化馆创作。
我的速写很好，因为我比较勤奋，从农场开始就不停地画画。县文化馆派我到生产队里面采访，叫我去描绘一些“老愚公”。但我与那些抗战老兵接触之后，就想去画他们。他们也像平常人一样去干活，踏踏实实的，做工很卖力，和愚公没啥区别。农闲的时候，他们也会领我到昆仑关去，带我走一下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我更想把他们的内心世界画出来，还想通过他们来表现那一场民族战争。
回城获知父亲确切住址
1975年，我从农村回到城市，在工厂做车床工人，那个时候我的画画已经小有名气，经常给报纸投稿画插图，有稿费。有时候到电影院帮别人画广告，帮他们画毛**像，五层楼这么高，挂在火车站上，都是我一个人画的。
我母亲见了高兴，我自己也高兴啊。当时母亲车衣服的工资还没涨，我能弥补母亲十来块钱。母亲带着弟弟妹妹住在一间9平米的小房子里，转身都没有办法。
我回城后，每天看母亲在这9平米的小屋忙进忙出，也想为母亲画一张肖像。我让母亲就坐在门口，阳光照进小屋，我就坐在对面，隔着一米多的距离画她。我一面画她，一面观察，觉得母亲的眼睛很美。 心想，难怪我这个父亲会爱上我妈妈。
我母亲的鼻梁高，大眼睛，鹅蛋的脸型，年轻的时候好活跃，很调皮。爱唱花鼓戏，头发披开来的，像个明星一样。我就在画面上表露我妈妈的眼睛、嘴巴、鼻子。我妈妈也看着我，嘴唇往上翘起来，流露出那种慈爱，爱她自己的子女。她其实心里面骄傲，这个儿子很有出息。 所以我也把这种感情画在画面上，通过颜色来表现我的母亲。画母亲的时候，我内心也很辛福。我可以说一直在流浪，但有母爱，有这9平方的小屋，我就是有家的人。
1981年8月，我突然收到广东老家大姐的信。我才确定，父亲真的还活着，就在香港。原来大姐从六十年代就与在香港的大哥通了信，联系上了父亲。他们还从香港寄东西回来给姐姐，结果在广西日报社工作的姐夫，因为这层海外关系，也被下放到县的公社工作。有了前车之鉴，大姐很谨慎，就没告诉我父亲的事，不想让我因此受连累。 这么多年过去，两岸已经有老兵回来了，大姐觉得我们可以和父亲通信了，这才来信告诉我。
我拿到父亲的地址后，立即写信给父亲，说我现在知道你在香港了，母亲很想念你，我也想你。我心里真心想写的是，我从小都没得到你的父爱……信发出后，没想到几年过去都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我又忍不住写了很多信寄往香港。
父子团圆
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了香港来信。信是哥哥转寄来的，是父亲给我的亲笔回信。父亲写道，已经知道你们兄弟通信了几年，但是你哥哥一直不给我看，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后来我知道，大哥一直不愿意认我母亲，担心我们联系上后会去香港生活。
我和母亲把自己的照片放在信里寄给父亲，父亲也寄照片回来，我终于知道父亲的长相了。从此，父亲的照片一直就放在我的书桌上。
1984年，我终于得到批准，可以到香港去见父亲。去香港前，我还要把名字改回来。以前我在学校、在农场和农村，都姓倪，是继父的姓，母亲是想保护我才给我改姓的。但现在要去香港找亲生父亲，于是就到派出所改了姓，办了护照和通行证，倪杰就变成容杰了。
我先到深圳，那个时候深圳刚刚开发，晚上还是一片漆黑，隔着口岸，香港那边是一片亮光。我就住在罗湖的大旅社里面，5块钱住一铺床。 第二天就过罗湖，办了手续等我父亲来接我。结果等了一天，等到下午四五点钟，都不见父亲来。
于是我就过香港去找他。我拿着父亲的地址一路问过去，大家也给我耐心指路，说往前走，前面那个是旺角，下车一过去就是…… 我就按照他们说的走，找到了父亲所在的大厦。进去之后问一个老人家，我说我找荣定华。老人家一看，哦，你是他的儿子。他刚刚出去，你在我屋里等吧。我谢了老人的好意，就在门口等。
等了大概20来分钟，看见一个老人，西装革履的，头梳得滑滑的，穿着皮鞋走过来。我马上叫了句，爸！他也叫我，儿子！父子俩就拥抱起来，很高兴呀，我们父子都分别35年了。之前因为父亲的身份我吃了那么多苦，但拥抱的那一刻，我感觉我的根是斩不断的。
父亲先带我到对面去吃了一碗12块钱的米粉，然后等他下班。父亲就在十二号工业大厦干活，管理大厦，其实是看门的。他的身边还有十个黄埔同学，父亲在黄埔军校级别不低，感觉不会给他安排看大门这样的岗位，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对我也有所隐瞒。
父亲下班后，他打的士带我回他在西贡的家，到家已经11点多了。父亲的床不大，我们两父子不可能睡在一铺床上。父亲就在床边支出一架行军床，说是他以前在部队用的，让我睡。我们父子就躺着聊天了。先互通个各自家庭情况，接着父亲讲了怎么到香港的。
父亲1949年就已经退役，解放军知道了他教官的身份，就派人找他去看缴获的炮。检查那些大炮时，解放军说少了什么就派你们出去买，开了证明放我父亲出去。我父亲觉得行动受限制，很害怕，于是跟自己的警卫杨德志出来后，就偷偷躲起来。俩人躲了三天，趁天黑就从广东灵山溜到广东广州。 先是住在果*当军营一个老熟人家里，找机会就溜到香港去了，那时我大妈生的大哥就在香港。父亲回了香港，自然就归部队了，还是军人，有工资领。
讲完这些，父亲问我，你将来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想不回去了，留在你身边照顾你，在香港打工。他说，这不行，他们都会叫你按时间回，不然以后不会叫你过来了。
第二天早上跟着父亲去喝茶，碰上他的两三个同学。父亲讲，这个是我儿子，从大陆过来的。大家都很高兴，问东问西，话题离不开大陆的生活怎么样啊。
过了几天，父亲有个同学聚会，50多个人，一见面就叫我大脚仔，因为我这个人手大脚大。刚好他们的老师，邢策老将军也到了。这个老将军 80 多岁了，肥肥的，个子不高但身板直挺壮实，操着一口浓重海南音的普通话。他一讲昆仑关战役、黄埔军校，就很激动，兴奋得口沫横飞。他说，参加昆仑关战役总共有9个军，下辖25个师、4个**步兵团的兵力，杜军长根据战况的需要分别采取了“关门打狗”和“要塞攻击法”的战术，消灭日军的有生兵力。他说许多黄埔军人都是为了民族牺牲的，哪个地方死得较多的，都是黄埔军人。
还有父亲的军校同学徐图先生，也向我谈到昆仑关战役。当时他在第66军任少将军需，军长是邓龙光，有两个师，共四个旅的兵力，也参加了昆仑关战役。66军在广东开拔时是穿着短裤单衣去广西昆仑关参战的，被友军奚落说66军是叫花子军，能打胜仗吗？结果呢，66军打得非常好！
父亲和同学们在舞台上一起唱黄埔军校校歌，我也是那时学会了唱黄埔校歌。后来，我遇到黄埔后代的人，问他们会不会唱黄埔校歌，他们说不会唱，我就唱给他们听。他们听后惊叹说，你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唱黄埔的校歌，这么振奋人心。因为我在香港看着父亲和他的五十多个同学齐唱黄埔校歌，他们唱得那么振奋人心，令我无比敬仰。
在香港三个月，我们父子虽然住在一起，但只有晚上睡前的一两个小时聊天。因为两人白天一早就走了，他去上他的班，我去干我的活，抓紧时间打零工赚外快。晚上聊天，父亲回忆较多的还是和母亲的相识。
我跟父亲讲起在农村遇到的抗战军人，还为他们画肖像。父亲说很好，你能够在农村接触到我们这些战友。 父亲还对我详述了昆仑关战役。抗战前，我父亲在广州燕塘的黄埔四分校读第12期炮科，经过6年多严格的军事学习和训练，于1937年12月24日毕业并留校任炮科区队长。抗战开始后，父亲随军校西迁至广西宜山、贵州独山一带。
日军侵占桂南昆仑关，学校派出黄埔第16期的学生军，从宜山、独山等地迅速开赴广西忻城红水河西岸构筑工事；同时派第15期七总队学生守护桂黔公路后方交通，配合前方作战。父亲带着一支支雄纠纠、气昂昂的黄埔学生军高唱着黄埔校歌，在紧急关头出现在广西桂南前线。
父亲给我讲了很多昆仑关的历史，比如12月31日，敌机低飞扫射时，战士们伪装成死者蒙骗敌机。到下半夜，炮兵、战车以及各守备阵地上的部队同时对日军发起猛烈的进攻，突击队一举冲上山顶，与日军展开搏斗。激战约半个小时，突击队就全部占领了敌阵地，并乘胜冲进山东南侧，这才夺取了昆仑关。
父亲参加过昆仑关战役和长沙会战，也跟我讲了很多南京大屠杀的情况。他告诉我，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军人死了这么多，拼命去跟日本人打仗，为什么？就是为了中华民族不灭亡。
父亲给我的印象是很直率、很坦率、很善良的。他是个军人，有什么话就说什么，从来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也跟父亲讲了我研究昆仑关的事，他非常认可，觉得我会画画，可以把这场战役画出来。父亲的建议，像一粒种子种在我心里。
三个月一晃而过，我就要回大陆了。就像是为那些抗战军人画像一样，我也想为父亲画一张水彩肖像。我让他坐着，我为他画像，仔仔细细端详了父亲一遍。
临别前，父亲给了我一个箱子，箱子上写的“定华”两个字。里面有一件英国产的军大衣，父亲很珍贵，也送给我了。这箱子和大衣，是跟着父亲一辈子的，现在被我一直珍藏着。
情怀昆仑关
我回到大陆后，继续对昆仑关的研究。我利用周末时间，独自走遍了昆仑关战区的所有阵地、指挥部、战地医院。山上没有路，自行车也上不去，只能靠双腿。背囊有40斤重，里边装着锅、米、咸菜、行军水壶、帐篷、睡袋、衣服、吊床，还有指南针、哨子、绳子。我自己烧饭，露宿野外。在丛林里面没有路走，我就用镰刀开辟一条路来，不能站着走，就趴下慢慢爬。有一次山洪暴发，水淹到腰，如果我不是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树上，很可能就被冲走了。
当地的村民了解很多历史，从一个山走到另一个山，遇到一个放牛的人都不放过。他说不定就会告诉你很多事情，说哪里原先是杜聿明的作战指挥部，哪里原先是防空洞。要和他们交朋友，向他们了解历史，一点点拼凑出昆仑关战役的路线。我还经常能挖出骸骨、子弹等战争痕迹。村民告诉我，当年昆仑关战役之后，整座山都是臭的，味道留了三年。可想而知战争有多么惨烈，有多少军人牺牲在**战斗中。
站在昆仑关上远眺，四面环山，我知道，每一座山头都有激烈的战斗。 这边是石牛岭，这边是罗伞岭、**岭、仙女山，这边是北尖山，这边是草帽山。当年，这里的每个山头都打过仗，死过人。
日本人占了山头，就控制了山下的路， 山上星罗棋布的都是日军修的明碉暗堡，布满射击点。 我们必须要抢山，抢了山才能把路抢回来，抢到路才能打到昆仑关来，所以每一个山头都是要拼的。
我常常步行从南宁来到昆仑关，一个人待在草帽山上搭个吊床躺着，静静思考着感受着当年战役的情景。有的晚上，我就睡在纪念塔下面，有老乡说，晚上这里会看见鬼影，听见冲锋的喊杀声，问我有没有见到。我说，只听到风声。倒是希望能看到烈士的英魂，我就可以和他们对话。
母亲对父亲自然是念念不忘，想去香港见一面也去不了。 有时候我跟我妈讲，我说你们好像一对鸟一样，各自飞，一个住在头，一个住在尾。
一直等到1987年，母亲去世，才68岁。她长期做手工车衣服的工作，在那个满是灰尘的环境里面吸尘，最后得了肺气肿，肺部被棉絮的纤维填满了。母亲去世的那天，倒在厕所里了，还吐血。我和妹妹送她去了广西医科大医院，已经抢救不了了。母亲去世那个晚上，整个晚上我都在火化场外面哭。她要是能再活几年，肯定也能去香港见到父亲。我替母亲遗憾呀。
1990年11月份，父亲也因为肺气肿去世了。父亲是一个**的黄埔军人，留给我最宝贵的就是他的精神了。每次唱黄埔校歌，我就很自豪，敢在人前大声地唱，替父亲他们这些黄埔军人唱。
父亲去世后的第四年，我历经十年时间完成靠前幅长2.73米、宽1.4米关于昆仑关战役的画作。画作参加了台*海峡两岸名家书画展，得了金奖，在广西博物馆靠前展厅进门靠前张的位置展出。如果父母还在世，一定会为我骄傲。来看展的有很多抗战老兵，他们觉得里面画的就是他自己。
后来，我有幸认识了黄埔同学会的陈庆斌前辈，昆仑关战役中，他是66军159师477团靠前营的营长。他和我父亲一样，都是广东人。当时主峰久攻不下，通向昆仑关的多个小山头上日军固守据点，配备重火力，互相呼应。他让战士们深夜出击侦查敌情，摸清敌人的暗堡和兵员火力配置。待到总攻那天，村民送了1000多个粽子，陈庆斌组织突击队，每个战士带上两个粽子，悄悄潜行至预定位置，装死躲过敌机侦查。攻击信号发出，所有部队一起对敌发起猛攻。野战重炮、榴弹炮轰隆轰隆打过去，把日军的碉堡打掉大半，战士们与敌血战，最终在1940年元旦夺回昆仑关。
我陪陈老重回了昆仑关，等我准备帮他拍照，回头一看，发现他已哭倒在地上。我这辈子不能奉孝父亲，这些老兵都是父亲的战友，我要拿儿子的态度去孝敬这些老人家。每次看到他们，我都能想起和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
很多老兵跟我提过，想要魂归昆仑关，埋在当年浴血战斗的地方，埋在战友牺牲的地方。我正在努力促成在这里建一座陵园，祭奠烈士，也让老兵有个归处。如果可以实现，我希望在角落里留一小块地方，让我百年之后也陪着这些烈士，永远守在昆仑关。
(《真实战争故事》思聪 霞姐记录编辑 陈说往事改编 图片提供：容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