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关于同性恋的定义，其具体内容如下：
同性恋，指的是每个人对与自己相同性别的个体，产生情感吸引、性吸引以及与之建立亲密关系和性关系的能力。
同性相吸，不是近代才有，而是古已有之；同性相吸也不是普通人才有，古代帝王也挺常见。
人的性别分为男女，同性恋当然也分为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在中国古代，对男同性恋的关注，远远要高于女同性恋，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靠前，中国古代社会重男轻女。男子的同性恋行为，特别容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女子在这方面的行为，则不太受到人们的关注；第二，女同性恋一般不易被人发现，女性之间的亲密行为，往往被看作正常现象。
男同性恋又叫男风，我觉得男风这个词特别好，一方面它比较简约，就两个字，好记；另一方面，我总感觉，使用这个词汇的人，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不像男同性恋这个词，听上去太通俗了，总觉得不太雅致。
因此，下面的文章中，用男风代指男同性恋。
在正式开始本篇文章前，我还要声明一点：对于同性恋，本人的态度是：以一种平常心去看待，不支持、不排斥。
疯狂的汉代皇帝男风之盛
关于中国古代男风的最早记载，一般认为在商周时期，在《尚书.商书.伊训》中有：“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的说法。这里的“比顽童”就是指男风。
在汉朝，几乎每个皇帝都是同性恋，都有一个或几个花样美男，代行夫妻之事，这些都是记入了正史的。
举几个例子，比如刘邦的同性恋籍孺，文帝的同性恋邓通，景帝的断背山周仁等等。
有人做过专门统计，从西汉的刘邦，到东汉的宁帝，期间，就有10个皇帝有同性恋的记录。英明神武的汉武大帝，有名有姓的花样美男就有5个。
之所以这么泛滥，跟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是有直接关系的。刘邦同志开了个很不好的头。
靠前个例子：刘邦同志有一件“枕戚夫人”的着名情事。
话说有一天，刘邦病了。要说这皇上病了，当臣子的是一定要去看看的。但，大臣们都被拦在了皇宫外。太监说，你们不能进啊。
有一个叫樊哙的，不管这套，推开了几个拦路的，就闯了进去，只见刘邦同志正美滋滋地躺在一个太监的大腿上呢。
樊哙当时就哭了，为啥哭？要说他也是位忠臣，忠臣就是要说实话的。樊哙说，您这可就不对了，您想想，当初秦二世就宠幸太监赵高，大秦才被咱给灭了的啊，这才几天啊。
刘邦同志听了哈哈大笑，老樊，你也太敏感了，我能和秦二世那个混蛋一样吗，我把他当成我的戚夫人，还不行吗？（戚夫人是刘邦的爱姬）
第二个例子，宠男邓通活活穷死。 汉文帝是西汉皇帝中最节俭的一个，连一件衣服也舍不得丢掉，但却为宠幸男宠邓通，花了大把的钱。
有一次，文帝让一个有名看相大师，给他的断背山邓通看相，大师说，这个邓公子啊，将来得活活地穷死。
文帝一听，你这他妈，说的啥话？有我在他身后作靠山，他会穷吗，还穷死？
为了不让邓通穷死，文帝大手一挥，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赏给了邓通。古时候是用铜铸钱的，有了一座铜矿，请问和金矿有啥区别？这邓通当然就是天下第二富豪了。
要说这算命先生看相还是很准的，景帝死后，邓通失宠，后来又有人告发他，跑到境外铸钱。这还了得，追究责任，没收财产，一分也不给剩，这不就活活地穷死了么。
第三个例子：董贤与汉哀帝如同夫妻。 连放假，也舍不得让董贤同志回家一次。董贤同志后来真想家了，不回不行了。哀帝只好让董贤的老婆进宫和董贤一起住。
当时，董贤一门大富大贵，妹妹被立为昭仪，称为“次皇后”，董贤其他亲属都拜**。
当时董贤才20岁，汉哀帝为与男情人日夜相守，世代不分，竟然让人在自己的墓地旁边，也找了块地方，等将来，两人都埋在一起。这真是比梁山伯、祝英台的爱情还要真挚啊。
明朝那几个娱乐至死的皇帝
唐朝陶榖（音谷）写了一本书，叫《清异录》，书中写了这么一句话：京师男子，举体自货，迎送恬然。这就是说，在当时的首都长安，男风已经开始刮了。
在这个时期，“香火兄弟”、“旱路英雄”等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具有和“龙阳之好”、“分桃”、“断袖”同样的含义。
宋代的男风不太突出。到了明代，男风很盛。 男风、艳情小说和春宫画的流行，是明代性风尚的三个明显特点。
明朝的皇帝好男风的很多，其中明武宗朱厚照就是一个典型代表。这是一个一辈子好玩乐，结果也把自己玩死的娱乐至死主义者。
这家伙对一切正经事都不感兴趣，但说起射箭、骑射、曲乐等，就两眼冒光，挡都挡不住。
武宗对一些年少英俊之才非常有兴趣。有一次，在宫中，他一口气封了120个青年官吏作他的干儿子，并赐姓朱。
武宗在南巡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歌童。随从人员以为武宗要纳这个歌童入宫，就把歌童阉割了。结果，好心却办了坏事，根本原因在于，这个随从没有真正领会领导意图，把事办砸了。
清代毛奇龄所着《明武宗外记》记载：武宗与后妃同住的时间，每个月不超过四五天，其他时间都是和宫中的太监一起玩耍，因过于放浪形骸，这家伙31岁就驾鹤西游了。
万历皇帝也好男风，宠幸的男人有小珰（音当）、孙海、客用等，在万历十七年以后，又开始宠幸十个外表俊美的小太监。
明熹宗朱由校也是搞同性恋，甚至双性恋的皇帝。他把长相美艳的宫女，收到一个叫不夜宫的地方。把征召的娈童，收到一个叫长春院的场所。两地分别位于北京城的花柳街和胡同巷。
人都找齐了，但是，皇帝是不能随意出宫的，于是，就在紫禁城中，又设立了一个女院和一个男院，把这些人按性别召入其中，供自己玩乐。
玩乐的时候，是女人的，就让她们穿上男人的衣服；是男人的，就让他们穿上女人的衣服。
风花误入长春苑，云月长临不夜城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的一些贵族、大臣也好男风。
比如世宗时期的名人严嵩和严世藩父子。严世藩喜欢一个叫金凤的优童，无论白天黑夜，都需要其陪伴。
后来，严世藩被杀，严嵩也倒台，金凤又开始了演戏的正业，就扮演严世藩，把严世藩演得惟妙惟肖。
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有人犯罪，其家中的美女会被卖为娼，长相好看的男童，则卖为被人玩弄的娈童。后来严家犯事了，他们的家人也被其*治对手仿效，流入倡业。
当时，把同性间的交往称为“外交”，把异性间的交往称为“内交”。
在明代，男妓馆开始在各地开设，一直延续到清朝。
明朝正德年间，北京已开设有男院了，挂的是长春院的牌子，女妓的场所则挂的是“不夜宫”，此匾额源于苏东坡的诗：风花误入长春苑，云月长临不夜城。
据史籍和相关笔记的描述，福建是明朝男同性恋比较多的地区。
当时，福建海运发达，主要目的地是菲律宾、日本等。而航海的人都有一个讲究，那就是海运船上不能有女人，否则，船就会出事，女人不能带了，那就带男人吧。
中国传统的同性恋关系，要受社会承认时，需要举行一种“契”的仪式，建立契父和契儿，契兄和契弟的关系，在当时的福建地区，这种关系很多，它和广东孤婆庄的妈祖阶层，都是中国传统的同性恋关系。
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非常重视家庭伦理，因此，同性恋关系也要以父子、兄弟、姐妹相称。
这种契兄、契弟关系，不但为当时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所认可，而且权利、义务关系也很明确，即契兄应受到契弟父母的爱护，就像他们的女婿一样，而当契弟到了一定年龄要与女子结婚时，契兄应在财力上予以支持。
你以为所有的清代皇帝
都那么一本正经，勤奋敬业吗？
到了清朝时，男风更盛，不论是在统治阶级内部，还是在民间，男风都很流行。
清朝靠前个有男风记录的是胤礽，胤礽是康熙和考仁皇后之子，胤礽出生后不久，考仁皇后就死了。
康熙十分悲痛，对这个儿子更是疼爱有加，很早就册立其为太子。但让康熙恼火的是，这个儿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搞同性恋。
1667年，康熙亲征噶尔丹回来，就下令将长期以来和胤礽有同性恋关系的四个人（两个御厨、一个小童、一个茶叶店伙计）处死。
1702年，康熙准备南征，把当时生病的胤礽，委托索额图照顾。后来，康熙又听说胤礽在此期间，同性恋这个毛病还不改，下令废除了他太子职位，处死了和胤礽有关系的索额图的六个儿子。
在干隆十几岁的时候，一次，到后宫拜见他老妈。老妈没见到，却见到了他爸雍正的妃子在梳头，干隆突然就想起和妃子开个玩笑，就从后面捂住妃子的双眼，并不说话，让妃子猜猜，究竟是Marry,还是Sunny。
这妃子倒也挺配合，就扬起梳子，朝后打去，正打到干隆的额头上，干隆害怕了，赶紧跑回了自己的住处。
第二天，见到他老妈，老妈就盘问他，额头上的印迹是怎么回事？开始时，他当然是不说的，可架不住总问啊，干隆同志就如实招了。
老妈听了非常生气，说，这妃子怎么能调戏太子呢？赐死吧。
要说干隆同志那时候也是个好人，一边往回走，一边想办法拯救那个妃子。
办法没想出来，不知不觉间，就又来到妃子的住处，看到妃子已上吊自杀，非常悲痛，就拿手蘸了朱砂，往妃子的脖子上按了一下，说：都是我不好，害了你啊，你若在天有灵，就转世投胎，二十年后，再来找我吧。
后来干隆继位，和珅负责管理皇帝的出行礼仪，干隆见和珅有些似曾相识，思前想后，这和珅分明就是那妃子的模样啊。
于是，密召和珅入宫，当场验证，果然，和珅的脖子后面有一朱砂印迹。从此后，明里将和大人步步高升，暗里把和珅当作自己的董贤了（董贤是汉哀帝的断背山）。
咸丰也是同性恋。当时，给宫里唱花旦戏的有个叫作朱连芬的男子，就常常被召进宫去，侍候咸丰。有个姓刘的大臣看不惯，就给皇上提建议，咸丰很生气，心想，老子的私生活，要你管？就给革了职。
后来的同治也是如此，不但微服出宫，去烟花柳巷，还假扮富商，在一个酒店中，认识了一个从河南来的书生，两人当晚即同床共枕。
以郑板桥为首的大臣
其实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
清末的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立山，公开登报与伶人于庄儿相好，并把这看成为风雅之事。当时，在京师的大臣们，几乎都有召伶人陪酒的习惯。
干隆年间，陕西巡抚毕秋帆（后来官至总督）在*治、军事、文学等方面都相当有造诣，当初还是个状元郎，但偏偏这个毕秋帆就是个同性恋。
毕秋帆虽贵为总督，但从不把妻妾放在眼里，陪伴他左右的，是他在落魄时结交的伶官李桂官，两人朝夕相处、密不可分，人们就称这李桂官为“状元夫人”。
一般有事找毕秋帆的，都不找毕大人的正牌夫人，都是要找这李夫人的，于是一时间，李夫人在京城就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了。
清朝钱泳在《履园从话》中记载，毕秋帆在陕西任巡抚时，幕僚中有一多半都是同性恋，足以说明清朝此风之盛，以致清代描写男同性恋的着名小说《品花宝鉴》，其中的主人公田春航，就是以毕秋帆为原型塑造的。
你可能更想不到，那个清朝着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居然也是一个同性恋者。
这个可是板桥先生自己招认的。他在《板桥自叙》中说：我这一辈子酷爱山水，也喜欢娈童，我知道我自己年岁大了，对于那些还喜欢我的娈童，我知道，他们喜欢的不是我，是我的钱啊。
这话说得很坦率，一点也不做作。
板桥同志有一个小书童，叫五凤，陪伴了他多年，后来死了。
又过了很多年，有一次，板桥同志在路上走，看到前面有一个“喝道”的衙役，和死去的五凤长得特别像，就黯然神伤起来。
想起五凤生前的好，再想想现在自己的处境，于是板桥同志诗性大发，挥笔写下《县中小皂吏有似故仆五凤者每见之黯然》一诗，其中“口辅依然性亦温，蹉跎吮笔墨花痕”是对二人往事的美好回忆，“楚王幽梦年年断，错把衣冠认旧臣”一联，是板桥同志对小书童的极致思念之情。
干隆朝还有一个着名诗人叫张船山，他诗写的很一般，之所以说着名，是因为就是他，在《赠高兰墅同年》的诗序中，靠前个指出了高鄂是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
清朝有个叫梁绍壬的学者，在《两般秋雨庵随笔》中说：船山同志诗情飞扬，性格风流，因此，有很多的文人墨客非常敬仰船山同志，怎么个敬仰法呢？这些人都愿作一个美妇，陪伴在船山同志身边，侍候他。
清代的民间男风也很有特点
官场如此，民间当然也就亦然了。
纪晓岚所着《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新*吉本萨地区，有一个叫张鸣凤的守卫，看中了一个种菜的60岁的老头，于是就把老头灌醉，二人同床。
清代大学者袁枚在《子不语》中，记载了一个少年车夫临终前，向年轻美貌的男主人表白的故事。
同样是在《子不语》中，记载了两个美少年同性恋，被一个当地恶霸看上，欲行不轨，二人拼死反抗，被恶霸所杀，当地招待所的所长知道了，为这两个少年筹款，立了一座庙。
清朝的男风之所以刮得这么厉害，据学者们分析，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统治者怕被汉人同化，于是严禁满汉通婚，但实质的性关系往往又会发生，同性恋作为一种方式被认可了。
二是清代吸取了前朝亡国的教训，在一段时间内，禁止官员狎妓，但未禁止同性恋。
三是明朝灭亡后，一些文人空有反清复明的壮志，却深感回天无力，于是寄情酒色，玩出了新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