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正月，我回到枣强县,同志们见到我非常高兴。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传达了上级给我们的开辟故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并告知大家,行署杨秀峰主任说,除了叫肖国昌回行署,其余全部可以随我一同去故城。大家听了都高兴地跳起来,最后我又把整个战争形势简略的介绍了一下,要求大家要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去迎接未来的艰苦斗争。大家都举手表决心：不怕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
我找到王东初县长,他说地委的扈惠民已在这里等你,随后他把扈惠民和王筱石找来谈谈去故城的准备工作,他说：县政府的大印已刻好,并给你筹划了200元的经费,县大队给你们拨一个班,王筱石团长借一个连护送你们进故城,配合你们行动，一个月即回来,扈惠民同志代表地委随你们去故城,接上地方党的关系。扈同志把故城的大概形势和地方党的基础作了个简单介绍。他们很客气的问我还有什么要求和困难,并说今后他们有了可靠的东邻了,有事就和我们联系。我感谢了大家的支援,说:“眼下还提不出更多的要求,进去以后先调查一下才有发言权,我最大的希望是以后你们能抽调一些干部帮助我们。”他们都热情地答应了。这天正是阴历的正月十五,王县长还特意给我们去故城的同志,包括送我们的李连长和冯指导员,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算作给我们大家出师东征的饯行礼!
十六日上午,我们告别王县长和王团长出发了。我们的队伍前后有百十余人(护送的连队只有60多人,给我的那个班一共7个人，3条枪,再加上我们抗院的同学们),一直向东来到清凉江的西岸,枣强的最东边沿,我们选择了个大村住下来。扈惠民同志是本地人,又常到故城活动,比较熟悉当地情况,就先行一步去联系，约定今晚过境到故城西北的一个大村朱往驿会面。我把抗院的同学和李、冯二同志召集在一起作了布置：晚饭后9时出发,由李、冯二同志负责封锁该村的街口,由郝诚同志指挥一个班负责住所警戒,抽3名同志找村长号房子,筹措被褥。暂不宣布是县政府,只说是八路军游击队,什么时候宣布,等与地方党接上关系研究一下再定。
我们进入村子以后,马上封锁了各条路口,禁止行人来往。群众看到我们,又害怕又疑惑。村长找人给我们筹备晚饭,我们向村长说:我们是八路军,请转告老乡们不要害怕,我们是来打鬼子、保护老百姓的(据说当时故城县境内还没见到过八路军)。
刚刚安排好了住所,正准备吃晚饭，警卫员报告说,扈惠民同志来了,还带来几个人,我马上迎接出去,扈惠民同志一一给我作了介绍,有县委书记陈登昆同志,原县师范校长王修斋、教员韩化普,还有陈芳洲、李文轩等人。他们很高兴,异口同声地说：“可把你们盼来了！”大家象老相识一样,没有客气,坐在一起共进晚餐,边吃边由陈登昆同志介绍情况。
故城县的情况是：自从卢沟桥事变以后，敌人很快占领了北平和天津，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主义，故城县政府早已望风而逃，把当地老百姓弃而不顾,这时土匪盗贼四起，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有些地主富农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利用权势组织起封建会道门,为自己所利用。1938年春,太行山开来了八路军东进纵队,司令员是陈再道,政委是宋任穷。有些人听了这一消息很高兴,觉得抗日有望了。也有人受国民党宣传之毒害,对共产党到底怎么回事弄不清很疑虑。也有些人说不管怎么样,反正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总比日本鬼子占领了当亡国奴强。各种各样的猜测，也代表了各阶层人士的反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到达冀南以后,广大的农民都高兴。冀南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李菁玉等同志,马上公开身份，成立了冀南区党委会,由李菁玉同志任党委书记,宋任穷同志兼副书记，各县地下党都公开出来活动,团结上层知识分子成立抗日县政府,组织战争动员委员会,发动广大群众进行抗日,马上形成了抗日运动的高潮。故城县的青年学生、知识界人士纷纷响应，由故城的党员陈登昆同志串联了董郁庭、王修斋、韩化普等人,来到南宫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抗战学习班。两个月后,他们返回了故城县,在郑口组织了抗日政府和战委会。因为董郁庭在地方上颇有声望,又是战前的高小校长,陈登昆等人都是他的学生,人们就公推他为抗日县长兼战委会主任。当地许多青年都出来参加了工作,并收编了部分溃散的民团警察武装,改组整顿后派党的同志去领导。在全县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新高潮。
这时的日本鬼子,正沿津浦铁路南下，由于兵力不足,只是占据了一些铁路上的主要车站与重要城镇,广大的平原它无力去占领。这是我八路军游击队发展地方武装的大好时机。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的残留队伍,也利用这个机会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他们执行的是假抗日、真反共的政策。就在1938年的夏季,国民党溃散的杂牌军胡和道的骑兵团逃到故城。他到故城后根本不去打日本，反而袭击我抗日政府与群众团体,依靠他暂时的优势兵力，摧垮了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武装，继而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国民党政府，整个故城县的抗日武装斗争,一时进入低潮，我们在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中暂时遇到挫折。但故城的党组织和广大革命的群众,并没有因此而灰心，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更积极地积蓄力量,决心继续斗争下去。
1938年冬,日本的主要兵力占领武汉与广州以后,就抽调部分兵力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鬼子从德州进兵郑口,胡和道的骑兵团和国民党的县政府闻风而逃。鬼子攻占了郑口,大肆烧杀、奸淫、抢掠,几条主要街道全部烧光,真是疮痍满目,惨绝人寰,一片恐怖笼罩着郑口镇。在这种情况下,盗贼四起,民不聊生,一些地主豪绅组织起会道门,诱骗和强迫农民参加,保护他们个人的财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怨声载道。
这时我们奉上级党的指示,继续举起抗日大旗,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情况下,来到故城县,公开了共产党的县委会,成立了抗日县政府,组织起群众团体,建立了县大队武装，召开了群众大会与士绅座谈会,号召青年志士参加抗日,保家卫国，顿时一扫死气沉沉的气氛,呈现出一片轰轰烈烈地抗日景象。
县委会成立后，仍以陈登昆同志为县委书记,我是县委委员、县长,仍以统战面貌出现,以便对群众、士绅和友军进行工作。我兼任县大队队长,郝诚同志为大队副,张志同志任县大队特派员,韩志新同志为县妇救会主任，农会主任是陈芳洲同志,王修斋同志为县政府秘书,韩化普同志为财政科长,胡敏同志为总务科长,张耕野同志为公安科长，荣青同志在青救会,其余同志都分配到战委会。架子总算都搭起来了,首次县委扩大会议研究了故城的目前情况,以及当前的主要工作与任务：一、出安民布告,公布抗日县政府的成立,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二、筹备组织各区政府与救亡团体。三、发展党的组织，扩大人民武装,号召各阶层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四、维护地方治安，打击汉奸、土匪、毒贩(因为不肃清土匪，打击毒贩,群众不肯交出枪支弹药)。
会后我们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救亡工作，办了以下几件事：
一、镇压汉奸、土匪。据地方的同志报告，敌人在旧故城成立了维持会,是北林子姓朱的当会长。我们就在一个拂晓包围了这个村,想扣留他,晓以大义,劝他不要当汉奸。结果因这个人头一天已回旧故城,捕了个空。他家的人把信传给了他,以后再没听到他当维持会长的消息。我们队伍转移到东化村,听说附近有个大土匪叫孙二虎,住在寒布村姘头家里,郝队副就带一个排包围了这个住宅,天将拂晓,孙二虎发觉被围,打了一梭子弹后,从窗户里跳到院内,想越墙逃走,被郝队副一枪打中,死于墙下，接着又把几个土匪都收拾掉。老百姓都拍手称快,说抗日县政府为民除了一大害!后来又把几个贩卖毒品的人抓了起来，并号召吸毒的人戒烟戒毒,否则严加管制。这样一来社会秩序安定了下来。我们又通过地方干部和开明士绅动员出来一些枪支弹药,县大队的武装逐渐扩大,这样，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政府的威信大大提高。
二、破坏道路,进行宣传。在敌人尚未出来扫荡以前,为防今后敌人快速部队的突袭,便于我军民活动转移,我们发动各区各村破坏道路,挖沟,使各村相通。由近而远地向敌占区扩展。同时召开根据地村干会议,宣传抗日救国纲领,号召他们协助八路军抗日政府工作,供应军队、政府、群众团体公粮,救护伤员，传递消息,当向导。教育群众敌人来了不当汉奸,封锁消息,坚壁清野,不经抗日政府批准不能资敌,不送情报。以后又以武装配合到靠近敌占区的村庄,在夜间召开村干村民大会，宣传抗日主张,教育青壮年不当伪军,有当伪军者通过家属将其动员回来。
三、反对会道门。封建会道门如六离会、白吉会、一贯道等,都是提倡迷信欺骗人民的。这些组织常常被坏人所利用,有的与坏人勾结,开始以保家为名,继而鱼肉乡民,强迫群众入会,如果你不同意,就把人马带到你村庄去大吃二喝。乡民为了避免过重负担,就被迫入会。对此群众怨声载道,但敢怒而不敢言,屡有村民、干部向政府报告诉苦,我们也曾派人打入其内部探其真相,开始我们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教育其至少不能影响抗日工作；如果与敌人勾结就要按汉奸论处。后来他们势力一大,就有点忘乎所以,甚至抗拒政府法令。顽固军队也利用他们与八路军为敌，抗交公粮,不让游击队进村等等。这些会道门在各村设坛摆场,招摇撞骗,以至聚众闹事,对抗日救亡工作影响极大。有一次县大队的管理员空手去杨梧茂催办公粮,该村的白吉会聚众抗拒,并要把管理员扣起来。管理员一看形势不好,就往回走。会道门小头目持刀追赶,管理员急跑,不幸栽倒把腿跌断,急呼我岗哨,被战士救回,才免遭毒手。郝队副得知此消息后,立刻集合了一部分队伍,到杨梧茂把会道门首要分子抓来,新战士看到管理员受伤,愤慨已极,就把会道门首要分子痛打了一顿。会道门头子很猖狂,扬言他刀枪不入,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到故城来。我得知此事以后,与县委几个同志商议,认为会道门是受国民党顽军的指示才敢这样大胆妄为。此事关系重大，弄不好会使各村会道门群起,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当即决定：用杀一警百的办法,公开布告取缔会道门,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当场处决首要罪犯,胁从不究,敢有违抗者以危害抗日罪论处。
第二天正好是三朗镇大集,有成千上万农民来赶集,在上午10点钟左右,我县大队来到,把赶集的群众都集合到一个广场上，然后让村长搬来几张桌凳,临时搭起了讲台。我以抗日县政府的名义,把杨梧茂会道门的头子破坏抗日、反抗我军游击队罪行在大会上加以公布，并将管理员抬来当场作证,揭发会道门坏分子的反动罪行。最后由我宣布:抗日县政府提倡信仰自由,对宗教信仰并不加干涉,可是反动的会道门与正当的宗教信仰不同,他们受到敌人的指示,反对抗日县政府,破坏抗日,已达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并持械追杀我县大队干部,我们对此必须严加惩处。他们要抗日县政府离开故城,让鬼子来统治人民,还说什么刀枪不入。今天我们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开一个审判执行大会,严惩反动会道门头子,同时请大家看一看他们是否真能刀枪不入,对反动的会道门必须坚决取缔,随着叫人把执行枪决的布告张贴台前,本来决定只是枪决了事,可是县大队士兵气愤已极,早已把大刀磨快,临刑前先把头砍掉了,并要广大群众验证。群众对会道门无不愤恨已极,对这次镇压都举手称快。
原来会道门的总坛设在南岭踪,首犯是韩六。他的叔父也来赶集，参加了公审大会。散会后,他顾不得赶集一口气跑回家中,捣毁了韩六的总坛，并告知韩六说：胡县长发火，已把杨梧茂××砍头,你再不跑,休想活命。从此韩六就偷偷地逃到关外去了,再没敢回来。其余各村会道门都一哄而散，并向政府认错。
四、深入敌穴，索取经费。进入故城境内后，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武装部队逐渐增多，枣强县又支援了一些干部,其中有石大洲、李善民、周朝华、王荣珍、李敬符、何宗海、王承审等同志。总救会的王向五同志也来帮助工作。政府机构又进行了调整、充实,石大洲同志任县政府秘书,李善民同志到公安科工作,张耕野同志任二区区长,何宗海任税务局长,王承审、王荣珍、李敬符到妇救会工作。又成立了参议室,动员董郁庭和吕守元临时出来工作。王修斋因事变前是师范校长到教育科工作。又成立了武装科,由贾××担任科长。总之，党政军群共有二百多人,各区也都搭起了架子,三、五、十人不等。吃粮只能取之于民，可是每人每月一元的津贴不能不发,每人每天三分钱的菜金不能不用，在工作尚未开展和深入以前,总是不愿向群众派款,可是政府除了有部分税收以外,财政上毫无收入,我们在枣强动身时借来的二百元钱早已用光，并且夏季已到,棉衣也得更换,经过县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吸收财政科税务局负责同志参加,研究筹措夏衣和经费的办法,财政上可以说毫无出路，税收每月总可收入二三百元不等,他们还扣留了走私商人的部分布匹,建议把没收的部分布匹制作夏衣,以救燃眉之急。开始想从敌占区村庄筹措部分经费,又觉得影响不好。正好在这时得知一个确实消息,郑口的鬼子开入内地扫荡,据点内只留有少数伪军看守。我们新成立的武装，还没有攻占据点的把握。因此,我提议乘机化装进入郑口,到敌人维持会去借经费。开始陈登昆等同志有些不同意,经过我的说服才决定下来。我们这样办不只是为了借经费,而是从精神上给敌人以打击,借机给敌人宣传抗日政府的政策。散会后我把郝队副找来,大家商议办法。第二天是郑口大集,鬼子一个也不在,伪军胆小,龟缩在炮楼内不敢出来活动。我们分四组行动,第一组是侦察组,三个人化装首先进入郑口,探听虚实动静。第二组由我带一通信员和警卫员直接进入维持会办交涉。第三组由郝大队副带几名同志化装成商贩、农民,内藏短枪,在西门外接应。第四组由张志同志带一部分便衣武装持长枪埋伏在堤口。大家规定了联络暗号,按规定时间采取行动。拂晓,侦察员就混进了郑口,大约在9时左右我带两人一前一后来到西门,与侦察员接头,了解到情况未有变化。我们单个顺利地进了西门,后边郝队副和张志同志也都到达了指定地点待命。我们三个人都骑着自行车,腰间扎着搭布,长袍大襟掖在腰间,由侦察员直接带我们到维持会大门前。门前并无警戒,我们把车放在院内,我带着警卫员郝胜林直入公堂。屋内只有两个人,我很客气的问道：你们哪位是会长?其中一个白胖的40岁左右的中年人站起来说：会长没有来,你们有什么事?我说：我们是抗日县政府派来的，找会长来借一部分救国经费，因为故城的老百姓生活都很苦,不好向他们开口，才来麻烦你们。那两个人看来有些紧张,但还不失大体,忙说：我们尽力帮助，我们这里没有多少现金,我们可以到商店去借一借,你们请坐。我们当然不能放他们出去,以防跑掉或去送消息。我说：咱们大家都是中国人，谁也不愿当汉奸,你们拿出诚意来尽力而为，门口有岗出不去。他便指示那个人把库门打开,搜集了200元。我接过钱后接着说：我们并不是专为借钱而来，是向有良心的中国人讲明抗日救国的主张,要大家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都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更不要帮助鬼子苦害老百姓。我给他们开了收款证据,要他们锁上门送我们出寨门。郝队副见我们三人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便上前迎接我们。
很快,侦察员来报告说,郑口传开了一个特大消息。说胡县长化妆进入据点,大闹维持会，以后那位会长再也不敢上班了。事后不久,王修斋同志告诉我,那位给你钱送你出来的,是他村同族的，名叫王秉璋。王秉璋经常对人说：胡县长一点也没有吓唬我们,教育了我们一顿。他和警卫员连枪都没有拿出来,真有点胆略。就在那天下午,鬼子就回到了郑口，他们也没有敢报告鬼子,秘密地把款摊派到各商铺,并把我们讲的话告诉了大家,此后会长就躲到天津去了。看来在政治上的收获要比经济意义不知大多少倍,自此以后抗日县政府的威信无论在群众中,还是在友军方面都大大提高了一步。
五、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救亡运动，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有着广泛的统一战线基础。我们时刻记住:“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到抗日战线方面来，这样才能巩固发展壮大抗日的力量,最大限度的孤立敌人。基础薄弱的地方更为重要。我们不但仅仅依靠基本群众——贫下中农,而且注意团结赞成抗战的上层分子。对上层分子我们也进行必要的斗争，斗争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达到团结。不但对待上层分子是如此,对友军也是如此。统一战线政策是党的重要法宝,哪里这一工作做得好,那里的工作开展的就比较快，否则就会碰钉子，甚至犯错误。这种错误我在工作中也不时出现过,对工作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尤其在环境艰苦的时候,常常是头脑不冷静，急躁冒进,出现左的倾向。事过以后回顾起来,无论是在镇压会道门和处理一些村干给敌送粮款等问题上都有些不妥之处,缺乏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而采取行政命令和强制的办法。这样对党对政府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与危害。
六、进行反扫荡。阴历的四月二十四日,召集全县党政军团干部在小梧茂以北的一个树林里开会,总结几个月来的工作,布置新的任务。主要是抓紧时机,乘敌人未扫荡以前再把路彻底破坏一下。干部们从四面八方按时到达,从大家的情绪看对前一段工作很满意,精神都很振奋。这时干部已有一百多人,大家聚拢在一起又说又笑,有的人纵声歌唱。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些,可是所有的同志都喜形于色,从这一群有为青年的身上看到抗战的必胜希望,令人神往。
大约9点钟左右,人员已经到齐，刚刚宣布要开会,警卫员告诉我说：有一股敌人从西北方向而来,正由苏庄向南,这股敌人是从枣强境内窜过来的。我们预先没察觉,眼看敌人已从苏庄直奔南来,我马上宣布停止开会,各单位疏散转移。我留下两三个同志,准备打扰它一下。同志们走远以后，我带着几个同志沿着破坏的道沟，绕到敌人的侧面，利用地形地物不时地向着敌队射击几枪,敌人听到枪声也警觉起来,先是奔向大梧茂,后来又转向刘庄、宋庄。因对我情况不明,未敢继续前进。其实我县大队并未在此。敌人进驻刘庄、宋庄以后即放出警戒,准备午饭。我带领警卫员和李善民同志来到孙坊庄,也吃午饭。到下午3点左右,敌人好象没有撤退之意,我恐怕敌人在这里安上据点,那将会对我们工作极为不利,便打算去二区带回游击队来袭扰敌人。刘宋庄与大梧茂之间相隔一里多路,中间有一条自然沟自南向北,我带着警卫员和李善民同志从坊庄出发,想从中间大沟里过去。警卫员在前面骑马前进，我在中间，刚刚跑过刘宋庄,觉得已经平安过去了。李善民同志下了马在后边向刘、宋敌驻村连发了几枪，敌人以机枪和掷弹筒还击,我催李善民同志快快离开，奔正北方向催马前行。不料敌人在刘宋庄的西北面设了一个班哨,听到李善民的枪声就向我们顺路射击。我们的三匹马在路沟一跑敌人也看不出我们有多少人,又朝我们打了几枪就跑掉了。我正打马前进,猛觉象掌击一样打在我左上胸,鲜血流出。我还以为是游击队错把我们误认为敌人打的,我骂了他们一句混蛋。这时警卫员喊道:“首长,是鬼子!”我叫他们下马,向敌人射击。这时前进不能后退,我示意跳上沟向西走,于是我们骑上马一跃而上,三匹马在平地上飞奔,踏起飞尘一溜烟。敌人以机枪小炮向我们射击,子弹打在前后尘土飞扬。当我们跑出射程以外,我的左臂已垂了下来,用皮带把它挂在脖子上继续前进。险境脱离,伤势沉重起来,我让李善民带三匹马一直向西跑去,我和警卫员下马躺在坟场稍事休息后，再转向小梧茂走去。因北风很大,伤口进风,我掏出手帕，拧成绳叫警卫员给把伤口塞住,再往前走腿也沉重起来。我叫警卫员进村找担架,我躺在坟头上等着。不久警卫员带着魏庄的韩村长和几名民兵到来，把我放在担架上,很快抬到了村里。村长一面派人去于庄找大夫,一面给我找衣服换,因为流血已从上身顺腿流到鞋里，血又和衣服粘连在一起无法脱下来,再者找来的衣服都瘦小的不能穿,村长又去找布匹动员妇女粗针大线的缝制了一身。于德茂大夫来了后用剪刀剪开血衣,洗净了伤口和身上的污血,马上敷上了药。因为这村离敌人还只有数里地,不太安全,就把我转移到鹿豕村去了。
陈登昆同志得知我负伤消息以后马上赶来,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又有很多同志都赶来看我,他们见了我都含着泪水,特别是进故城时带来的同志更是感到难过,我看到他们这样,就劝他们不要难过。我说:“我们是中国的优秀儿女,为了革命和抗日死都不怕,受点伤又算得了什么,大家对工作更应该勤奋努力,这才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和鼓励。”
由石大洲同志、李菊同志和于大夫等人成立了一个护理小组,专事对我加以照顾。县委马上把我受伤的情况,派专人报告了行署和区党委,杨主任给我写来了慰问信,还特地奖励给我50元的补养金。在这一段敌人大扫荡期间，冀南就有四个县长负了伤,其中有杨德震、张西三、杨洪殿和我,冀南日报刊登了我们四个人的抗日功绩,并授予模范县长的称号。后来知道杨德震同志因伤重牺牲了。
自此以后,区党委派王向五同志来协助工作,魏光同志得知我负伤的消息后,也随同王向五同志来看望我。我这次负伤虽然部位很重要,但并没有伤到主要器官。上级领导、故城县的干部和广大群众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怕部队、干部和群众情绪上受影响,在养伤期间尽量和干部接触,并经常在广大群众面前露面,免得敌人和国民党政府造谣生事。事实上自此以后抗日政府的威信更大大提高了一步。群众看到抗日县政府是真正抗日救国救民的,相对之下国民党的政府却不敢与敌人接触,整天藏藏躲躲,向老百姓要吃要喝。当时国民党的县长姓朱,老百姓都称他为“猪县长”,说他整天躺在“猪圈”里吃喝睡。我们的武装人数与装备都不如胡和道的骑兵团优良,但我们的行动对他们震动很大,他们对我们总是怀有戒心,怕我们消灭了他们。但我们为了照顾大局,却主动去团结他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我负伤休养期间,许多群众都来慰问我,尤其是齐庄的一位老大娘,远道而来请求护理我,经过一再劝说,她还是守候了我一夜,她说:“胡县长为了抗日,为了故城县老百姓,不怕艰险,为我们负了伤,我们当老百姓的应该表表心意。”就连非常守旧封建的故城县知名人士沈四爷的孙女沈芳庭也动员她母亲买了一些慰问品送来,并写了慰问信。我在她家养伤,她还在楼上偷看医生给我换药,这可能对她后来参加抗日有所影响。正在养伤期间,郑口的敌人又出来扫荡,来到南獐鹿村,离我养伤的沙窝庄只有一里多地，我带着伤找到了县大队,由郝队副带队袭扰敌人,我一直跟在后边。到下午4时敌人开始出动,敌人怕我们有埋伏没敢走大路,出了南獐鹿直奔大月庄方向。我们利用敌驻我扰,敌退我追的战术,开始尾追敌人。这时,九旅的一个骑兵连正在我县活动,我要求骑兵连绕到大月庄去堵截敌人,我们正好把敌人压缩在两村之间的开阔地中心,从两边瞄准敌人射击，迫使敌人停止了前进。不料敌人的掷弹筒打伤了骑兵连指导员的右臂，骑兵连撤走了。敌人等到黄昏才绕过大月庄，狼狈地逃回了郑口。
七、拔除夏庄据点,袭击武城河东伪区公所,活捉伪区长。县大队随着局面的开展逐渐壮大,士气旺盛,但多数人既缺乏军事常识，又无战斗经验,必须抽空训练，也必须在实践中锻炼。敌人在一区夏庄安了一个据点,抓来了一部分群众,准备在那里修筑工事长期驻扎。侦察员报告,这个据点有伪军三四十人,武器多是破旧枪支。我们决定拔除这个据点给敌人以打击。事先调查了地形，作了战斗部署与动员,在拂晓以前进入阵地给敌以突然袭击。我们组织了一个突击班,翻墙进入敌队长院内，除布置一部分火力向敌队长屋内射击外,另派一爆破小组登上敌队长的屋顶，打开屋顶向内投手榴弹,给敌人来了个措手不及，这些乌合之众的伪军，一听枪声就四散奔逃,只有少数敌人在逃跑中偶尔还击。敌队长正与他老婆熟睡在正房屋内,一听到枪声来不及穿衣服,持枪逃入房后的厕所,揭开石板藏在粪坑中。这时天已大明,我军开始打扫战场,搜集丢散的武器、弹药等物资，捉住了敌队长的老婆但没找到敌队长的下落。因为这里离县城很近,唯恐敌人增援,就迅速撤出夏庄返回二区。后来才知道敌队长等我撤离后,才从粪坑中出来,跑回了故城,对俘虏的伪军和敌队长的老婆都予以教育释放回家。这次战斗是全胜而归,对提高士气极为重要。
又有侦察员报告说,运河以东山东武城县有一个伪区公所,那里纯属敌占区,还没有抗日政权的活动,这个伪区公所设在腾庄,除伪区长外只有少数乡警,大都是各村派去的，没有什么武装。我们经过研究,决定奔袭这个伪区公所，由郝队副带一个排,在头一天的晚上泅水游至河东岸,然后长途奔袭,打他个措手不及。因为他们以为这个地区属山东,又纯系敌占区毫无准备。天将明我军就围住了伪区公所,活捉了伪区长，带回河西我驻地。这个区长怕得要死，我们讲明大义，告诉他只要你不真心当汉奸，我们不会杀害你。不久河东有人来保释，我们要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善于应付鬼子，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并向他讲明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要他给予抗日政府以协助。他们答应给我送枪支和弹药。我们把他放了,他非常感激，事后果然送来几支枪和弹药。这样一来,我县武装的声势越来越大，越传越远，同时也鼓舞了我县军民的抗日情绪。
八、反磨擦。1939年秋末，敌人暂停对国民党军的进攻,调重兵来后方扫荡,并在我县北獐鹿扎下了据点。这个据点正处在我军活动中心,有鬼子兵四五十人，伪军一百余人,配有机枪和大炮,大抓民伕给他修围墙。我游击队也曾多次袭扰,并没有迫使敌人撤走,因此使我军活动大受影响。因为北獐鹿地处三区中心,地势很高,又修好了围墙，并有公路直通郑口，没有重武器是难以攻克的。这样就把我二区和四区隔开了。他们每天出来扫荡一次,叫周围村庄给他送情报，并要粮要款、要鸡、鸭、鱼、肉等。虽然周围的村长都是由我们选的,但群众怕敌人烧杀,又不能不应付。我们也只能将计就计,要村长表面应付，把情报随时报告我军，如有甘心当汉奸、出卖我军情报者则严惩不贷。这时胡和道的骑兵团不但不抗日反与敌人勾结，我曾亲自出面劝他以抗日为重,要相互联系。开始还好,后来由于随从副官的唆使，胡和道翻脸将我扣留并毒打(据说随从副官是国民党特务并与敌伪有勾结)。我当即据理力争说：“你们不抗日专事磨擦，打骂友军，使亲者痛仇者快,必须承担责任。”这个粗野的军官有些心虚，他害怕八路军,怕不好收场,就把我送到枣强县大营镇国民党十军团石友三处,当石友三接见我时反倒十分客气，并说胡和道是个大老粗，做事莽撞,他已接到杨秀峰主任和陈司令员的来信，请我回去向杨主任和陈司令多加美言,以大局为重，他一定对胡和道严加训斥,我把胡和道在故城境内的所做所为，欺压群众，破坏团结的事例告诉了石友三。石友三当即命令把我的枪支马匹和警卫员还给我,并送我回去。就这样我和警卫员小卢骑马返回了故城。后来才知道当胡和道扣留我时,房东就把消息送到了县政府,陈登昆和石大洲同志立即派专人送信到行署与冀南军区，杨主任和陈司令员当即致函石友三,要他立即把我放回,否则就要他承担一切责任。所以石友三见了我才表示出那样客气，他的这种客气当然是虚假的。
——摘自中共衡水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永恒的历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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