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李宗仁将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从海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李宗仁到达北京的当天，周恩来总理不仅亲自到机场迎接，而且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
周恩来欢迎李宗仁
审会上，有一桌嘉宾是新中国的电影界人士，周恩来在给这桌人敬酒时，专门对着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院长成荫说：“成荫同志，今天李先生从海外回来，我看他有两件事今后可以拍成电影，一是1938年李先生指挥国民党杂牌军在徐州会战中的台儿庄大捷，一个就是今天李先生归根。”
成荫一直牢记着周恩来的嘱托，但因为当时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一直没有拍摄关于台儿庄大捷的电影的机会。1982年，广西电影制片厂的编剧陈敦德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成荫专门向他提到了此事，成荫说：“李宗仁先生是广西人，台儿庄战役时他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希望你将来回广西电影制片厂后，能配合我进行这部戏的拍摄。”
但遗憾的是，成荫在两年后不幸病逝，没能完成“台儿庄大捷”这部电影的拍摄，这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成荫
1985年，陈敦德被任命为广西电影制片厂文学部主任，这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他正式决定把“台儿庄大捷”拍成电影，既歌颂我们的先烈，同时也告慰成荫的在天之灵。
这年3月，陈敦德首先花3000元的高价买下了《血战台儿庄》的电影剧本，剧本是由两个年轻人——田军利和费林军合作完成的。与此同时，陈敦德又从八一电影制片厂“借”来了杨光远出任导演。杨光远是一位集导演与摄影于一身的着名电影艺术家，由他担任导演的《再生之地》、《老板哥和电妹子》等影片，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5月初，田军利和费林军带着剧本的第6稿来到了南宁，这个剧本把张自忠将军当成了主角，因为作者认为张自忠的事迹戏剧性强，而且他没打过内战，审查容易通过。
但陈敦德看完剧本后，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台儿庄战役的最高指挥者是李宗仁而非张自忠，如果按此剧本拍摄，不但与历史不符，同时也不能为成荫“还愿”。最后陈敦德提议，把剧本改为以李宗仁为主线，把写人物的命运改变为表现整个事件的背景、过程与结果的纪实性风格，按照历史事实来写，使影片具有一个宏大的历史感。
陈敦德
两位编剧于是开始认真修改剧本，仅修改稿就达17本之多。重新修改后的剧本着力刻画了李宗仁善于用人、运筹帷幄的魄力，同时台儿庄战役中的种种悲壮动人之笔，在剧本中也得到了艺术的体现。
但这样做在当时有着很大的风险，电影拍摄之前，有人就提出：“共产党怎么能去表现国民党抗日？而且还打了胜仗？”“我军三大战役还没拍完，怎么能先拍国民党抗日？”也有人担心：“拍这样的影片不仅经济上冒风险，政治上恐怕也难以通过。”
11月1日，国家电影局局长石方禹专门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血战台儿庄》的剧本座谈会，除了一些相关的领导和专家外，曾长期担任李宗仁秘书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和郑洞国、覃异之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应邀出席会议。
会上郑洞国一开始并不相信杨光远能拍好这部电影，他说：“你们一拍国民党就是歪戴帽，斜眼，都是反面角色。”
郑洞国
杨光远真诚地说：“我是直面历史的，是实事求是的，你放心，我不会歪曲这段历史的。”郑洞国这才放下心来，他将自己所知道的台儿庄战役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了杨光远。
会议的最后，石方禹表态将鼎力支持影片的拍摄，程思远激动地说：“未来的这部影片，将拍出两个人物的形象：一个是在银幕上拍出国民党官兵当年抗战的形象，另一个是在银幕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的形象！”
1986年2月5日，广西电影制片厂《血战台儿庄》摄制组正式成立。由于这部影片有着浓厚的纪实色彩，这就要求片中的演员们不仅要形似，更要神似。
剧组经过一番认真的挑选，很快确定了剧中人物的扮演者，由赵恒多出演蒋介石，翟俊杰出演王铭章，初国良出演张自忠，宋广汉出演孙连仲，但李宗仁这个主角的演员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就在杨光远因为找不到李宗仁的合适扮演者而烦恼时，他收到了青岛话剧团演员邵宏来寄来的一封信，邵宏来在信中毛遂自荐，主动要求出演李宗仁。
邵宏来
邵宏来是国家一级演员，1981年，他在电影《南昌起义》中出演陈独秀而一举成名。杨光远也早就听说过邵宏来的大名，但他担心如果让“陈独秀”来出演“李宗仁”，观众会不会跳戏？
杨光远经过考虑，还是邀请邵宏来前来面谈。邵宏来到了以后，经过化妆，不仅在外形上非常像李宗仁，而且很有一种英雄人物的气质，杨光远当即拍板，决定让邵宏来出演李宗仁。
电影开拍以后，邵宏来因为此前大多在演话剧，他担心自己的一些舞台习惯会影响人物的塑造，所以一直有些放不开，杨光远鼓励他说：“你的气质很接近这个人物，你无需表演啊！”
邵宏来在放下心理包袱后，果然很快进入了角色，为了塑造好李宗仁这个艺术形象，他翻阅了大量史料，并走访了许多当年与李宗仁有过密切接触的人，细心探究这位儒将的内心世界。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邵宏来终于使一个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李宗仁”跃然银幕。
邵宏来剧照
影片拍摄期间，杨光远始终做到力争真实，影片里有这么一个镜头：当守城的军官给敢死队员发钱时，队员们大喊：“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什么？”他们直接把银元扔在地上，然后默默地向敌人的阵地出发，最终57名敢死队员仅有13人生还……
影片结尾的那个镜头更是惨烈：城头，水边，日军丢弃的铁甲坦克旁，成百上千具尸体铺成一条血路，中国军队的灰色军装和侵华日军的黄色军装几乎斑驳难辨；余火还在燃烧，浓烟还在弥漫，一面残缺不全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城墙的最高点……
剧组在影片拍摄期间也得到了许多单位和友人的帮助，济南军区政委迟浩田专门派出在全军都响当当的优秀部队参加拍摄，这让敌我两军拼刺刀的戏，拍得真实感人。杨光远曾感叹说：
当时，济南军区步兵营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从济南军区派出来的战士都非常好，他们参与了影片的拍摄。为了节省，在拍摄战争场面时，我们力争少用兵。我用长镜头拍摄，能把200人的部队，拍得感觉像成千上万的人。
《血战台儿庄》剧照
1986年6月，李宗仁在美国定居的独子李幼邻得知大陆在拍《血战台儿庄》的消息后，马上乘飞机赶回祖国。陈敦德亲自去机场迎接了李幼邻，李幼邻一下飞机，就对陈敦德说：“我先不去宾馆休息，现在就带我去看《血战台儿庄》。”
陈敦德说：“电影正在最后制作之中，音乐还没有最后合成。”
李幼邻却坚持说：“没关系，我就想马上看到。”
陈敦德于是在报请国家电影局同意后，给李幼邻看了没有音乐剪辑合成的样片。李幼邻才看了10分钟，就感动得泪流不止，他紧紧地握住邵宏来的手，激动地说：“太像我父亲了，太像我父亲了！”
1986年10月22日，《血战台儿庄》完成了后期制作，终于要送审了，这天杨光远十分紧张，他在去参加审片会前专门带了一本《毛主席语录》，因为毛泽东曾说过这么一段评价台儿庄大捷的话：
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杨光远事后回忆说：“我怕万一有人指责这部片子的主题，就把《毛主席语录》翻开，给他看毛泽东对台儿庄战役的评价。”
杨光远
这天《血战台儿庄》顺利通过了审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位中央首长紧紧握住杨光远的手说：“谢谢你拍了这部好影片！”
《血战台儿庄》正式上映后，很快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并先后获得了第十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最佳化装、最佳烟火奖，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等诸多奖项。
从1987年6月11日开始，《血战台儿庄》在香港、澳门的16家影院举行盛大联映。首映那天，香港万人空巷，轰动一时。此次在香港公映，影片的票房收入达343万港币，进入了大陆电影在香港上映票房成绩榜的前三名。
《血战台儿庄》
当时台湾“中央通讯社”在香港的负责人谢忠侯看完影片后， 马上给蒋经国打电话说：“我刚才看了中共在香港上映的一个抗战影片，讲的是国军抗战打胜仗的，名叫《血战台儿庄》，里面出现了先总统的形象，跟他们以前的影片形象不同，这次形象是正面的。”
谢忠侯说的是影片中的这么一个情节：国民党师长王炳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追悼会。这时，天空上日军的战机飞来轰炸，蒋介石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地发表讲话。陈敦德介绍，这场戏是根据历史档案拍摄的。
蒋经国听后十分震惊，于是指示谢忠侯说：“找一个拷贝来给我看看。”
谢忠侯马上找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该负责人经过请示中央同意后，复制了一盘影片的录影带给了谢忠侯。
蒋经国看完《血战台儿庄》以后，非常激动地说：“这个片子有几点是可以的，第一共产党认为我们是抗日的；第二，对我父亲是正面报道，没有抹黑和歪曲他。看来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有所调整，我们相应也要作些调整。”
蒋经国
蒋经国不仅自己看了这部影片，还把它推荐给了宋美龄等国民党中常委观看。一些国民党军将领看完影片后，连声称赞说：“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胸怀来拍摄台儿庄大战，真是了不起！”
这年11月，蒋经国终于决定同意开放国民党部队老兵回大陆探亲，海峡两岸同胞在骨肉分离了37年后，终于把苦苦的乡愁化作了喜悦的重逢，从而揭开了海峡两岸公开互动往来的序幕，《血战台儿庄》对此功不可没。
杨光远也没想到，《血战台儿庄》竟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他曾回忆说：“我只是个导演，影片能够拍摄并公映，完全来自于共产党客观对待历史的胸怀和决心，来自于祖国大陆对海峡对岸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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