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记者 张小玲 如何真正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建议从教育体系、知产保护和科创体系改*三方面着手，注重发挥民企在创新领域的灵活性、自主性和持续性作用，促进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体制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认为追赶是一个持续的升级过程，深圳政府的干预最大程度降低创新成本，提高创新收益，在创新过程中政府的有为非常重要。
如何真正发展新质生产力 建议 推进改*科技创新体制
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今天，为深入剖析2024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机遇，马洪基金会近日举办“问势2024”理事报告会。深圳智库联盟理事长、深圳市决咨委专职常务副主任高振怀在致辞中向马洪基金会十年来坚持打造“问势”理事报告会品牌活动表达了敬意，并期望持续关注深圳的发展，聚焦深层次改*和高水平开放，探索更多引领性、战略性、具有长期价值的改*，探索从政策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为国家发展创造深圳模式、提供深圳样本。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教授以《克服短期波动，推进长期增长》为题做专题报告，具体围绕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展开。短期问题即中国宏观经济当前面临的需求疲软、房地产市场波动、地方债务、经济增长失速等问题。在新出台的政策当中，值得关注的有鼓励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居民汽车家电等以旧换新，以及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两个方面。
樊纲指出，国有资本作为公共资本，重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增加公共利益，而现在最大的公共品，就是宏观经济稳定，提高宏观经济效率。中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有大量的国企国资，这时哪怕收益低一些，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也是值得的。关于超长期特别国债，樊纲认为地方债普遍存在“时期错配”和金融债、专项债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的“功能错配”两方面的问题。长期国债将有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债务期限延长，也有利于加大财政政策的支撑力度。
长期问题即生产力的创新发展问题。樊纲认为，在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问题上，要防止以下几个思想误区：一是忽视传统产业，一味强调高新产业。传统产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需要利用新技术获得更好的发展，而不能不去大力发展。第二，创新发展不是说就要靠政府要集中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政府在这方面的首要职能是创造有利于创新和企业发展的体制、政策环境，鼓励企业创新，使企业能够有效运作，并实现盈利。
第三，新型举国体制，是指我们统一集中发挥稀缺资源的作用，而不是各级政府、各地政府都要上同样的项目，搞同样的企业，那样反倒把稀缺资源碎片化了，适得其反。第四，创新发展，不是所有地区都不顾各地的具体条件，去搞同样的产业。我们是个大国，难免存在地区差距，需要因地制宜，有些地区可能较好的产业结构是承接沿海地区传统产业的转移，而不是也一窝蜂地扎堆热门。
第四，新技术会带来新问题，需要及时进行监管，例如AI、基因技术等应用过程中一些新的风险。但也需要以创新思维来面对创新风险，防止过长审批、过度监管。
对于如何真正发展新质生产力，樊纲强调应推进改*科技创新体制，形成创新生态从而使新技术能够源源不断。他建议从教育体系、知产保护和科创体系改*三方面着手，注重发挥民营企业在创新领域的灵活性、自主性和持续性作用，促进以企业为核心的创新体制的形成。应以长远眼光看待问题，注重改*，保持开放，发挥后发优势，提升要素结构，才能有效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追赶是持续升级过程 形成新兴产业的后发优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马洪基金会第1~2届理事唐杰做了题为“转型升级与后发优势的形成”的主题演讲。他认为追赶是一个持续的升级过程，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能否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即通过学习、引进、吸收和利用世界上已有的知识与技术，以较低成本和较快速度增加自身的知识要素，实现可持续的较快增长。
唐杰认为，后发优势则是通过产业升级和空间差异的扩大来发挥作用。特别地，政府在形成后发优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促进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的形成。比如，广东通过转型升级在保持传统制造业优势的同时发展新兴产业，如集成电路；传统玩具和AI等新技术相结合，创造了新的技术和知识，“只有传统的技术，没有传统的产业。”
唐杰还以广东及深圳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为例，如何通过政策导向、技术创新和产业链集聚，形成新兴产业的后发优势。深圳政府的干预最大程度降低了创新成本，提高了创新收益，在创新过程中政府的有为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马洪基金会理事长郭万达认为，这些讨论对深圳发展的重要性。深圳作为改*开放的先行探索者，其在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方面的实践，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具有示范效应。嘉宾的分享为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