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一派的微博一微博
特别声明：本文为新华网客户端新媒体平台“新华号”账号作者上传并发布，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华号的立场及观点。新华号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
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孙键
引言
7月27日下午，国丝邀请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员孙键作客经纶讲堂，主讲“帆过浪有痕——‘南海一*’考古”。
在地球上，海洋的面积远比陆地大，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全球海洋的平均深度是3733米；全球90%的海域水深超过1000米。海里不光是沉船，也有许多水下遗址，蕴藏了非常丰富的宝藏。距今800多年前的南海一*遗址是南宋中期一艘外销瓷器的沉船，在广东省台山市海域被发现，它不仅是国内发现的靠前艘沉船，也是世界上目前比较重要的远洋贸易沉船，船上已出土18万余件文物，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材料。
海上考古背景
1. 欧洲海上考古
迄今为止，沉船占了很大一部分的水下文物内容，是最常见的遗址类型。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莱伊尔（ Lyell）曾说过：“在人类历史演进的过程中，海底聚集的人类艺术品和工业纪念物的数量可能比大陆上任何一个时期保存的还要多。” 考古学者雷纳克（ ）也说过：“古代世界最丰富的博物馆坐落在地中海的海底……然而这家博物馆却还无法进入。”说明了海底沉船中蕴藏文物的丰富。 20世纪初，头带硬盔的原始潜水技术问世，并运用在水下考古。例如，1900年代，希腊安提基希拉（）海域的中世纪沉船考古；1907年，英国肯特郡赫尔纳湾的罗马沉船考古。 40年代，当代最常见的轻潜配备“自携式水下呼吸器”SCUBA（ ），由法国海军库斯托（ ）发明，潜水员的装备更为进步，也为水下探勘遗址工作揭开了新的一页。 1960年，乔治･巴斯（ F. Bass）让考古学与潜水技术结合，他在土耳其格里多亚角（Cape ）发现沉船遗址，现场指挥并亲自潜水调查，完成了人类史上靠前次真正有意义的海上考古。库斯托的发明与乔治･巴斯的贡献，促进了“海上考古学”这门学问的诞生。
2. 中国的海上考古学
中国的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海域面积由原来的360万平方米增加到400多万平方米，境内又有众多的江河湖泊，航船历史源远流长。唐宋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来频繁，因此在中国的海疆不断发现历代沉船遗址，显示了当年蓬勃兴盛的海上贸易，也是今天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重要依据。 海上考古使人们对水下遗产有更多的认识，但频繁的水下活动也让文物易遭劫掠和破坏，因此目前国家十分重视水下文化遗产保存。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率先提出发展我国的水下考古事业。水下考古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与组成部分，结合了海洋学、生物学、环境学、工程力学、测绘、遥感等学科。
中国沿海主要沉船示意图
南海一*
1. 南海一*的发现
1987年8月，英国人向中国交通部广州打捞局申请，在南海川山群岛附近找寻18世纪东印度公司的沉船莱茵斯堡号。英国人没有找到莱茵斯堡号，却打捞了247件文物，意外发现了距离海岸线大约18海里、位于水下24—26米间的南海一*，引起了中国当局注意，政府立即介入展开调查。
打捞出的青釉碗、德化窑白釉瓶、金腰带
早期中国缺乏水下考古的经验，需要向国外学习，借鉴外国经验，经过一年多的筹划，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日本的“水中考古学研究所”合作，组成“中国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调查队于1989年11月，首次进行水下探勘，这是中国改*开放以来文物考古界靠前次与国外研究机构合作。
1989年与日本学者合作组成研究团队
当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即便高龄也亲自出海调查，当时的技术还无法将南海一*精确定位以及开展水下调查、发掘工作。 到了2000年，我们的设备也进步许多，才重启了这项工作。2007年，我们顺利将南海一*打捞上岸，2014年，我们开始全面发掘船上文物。
南海一*历史足迹
要将南海一*打捞上岸，首先必须确认沉船位置。 因为海底与陆地不同，无法直接参照定位或地标就能准确找到沉船，2000年时，我们利用GPS全球定位系统，特别是“差分GPS定位”进行了精确定位，我们做了6—8次的定位调查，才确认位置。 沉船位于一片漆黑的水下，能见度超越人的肉眼，除了差分GPS定位，还必须依靠“声学信号”的“潜力层剖面仪”，把声音的能量集中起来，再一点一点的向海面下传播，从回声信号来确认垂直深度与海底地形起伏高差，才能找到沉船。 我们在陆地上时，无线电、光波、雷达等电磁波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例如语言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大概是每秒340米左右，但在水中，所有的电磁波都会快速衰减，我们只能依靠声波，声波在水里比空气中传递大概快了3倍，但跟电磁波和光波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回声信号的误差，就是我们寻找沉船时要克服的困难。
南海一*沉船横剖面图
南海一*沉船纵剖面图
从事水下考古工作时，会在海面上搭建一个工作平台，供大家在海上日常生活及工作处理。 南海一*位于水深24至26米，有些地方超过30米，在这个深度下，考古学者如果采用不减压的潜水方式，也顶多只能停留30分钟左右，在水下大致测量后，再回到水面上工的作平台绘出示意图。 在陆地进行考古发掘时可以靠铲车，但在水底下只能靠抽泥机，抽干海底淤泥，才能见到海上遗址的面貌。
水下考古的工作示意图
2. 打捞出水方案
调查期间，先后采集了大约6000多件文物，作为工作前期的调查准备。
紧接着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该用什么方式将这艘船打捞上岸? 当时有两种主张，一派主张在水下直接发掘，一派认为应该像陆上考古一样，打捞回陆地后再进行研究，这两种主张都各有利弊。
现场出水文物之一
英国在发掘海底战舰玛丽露思号时采用了“整体打捞”的方式，他们先做了一个框架，将整艘沉船从海底抬出。1997年，美国德州历史学会采用“人工围堰”的方式，以金属构筑围堰，再用水泵抽干海水，使考古发掘由水中改为陆上，两种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70年代，中国在海边滩涂发掘了泉州的“后渚”沉船，这条沉船是废弃的空船，而南海一*是一条满载货物的沉船，如果在水下发掘，会因为能见度不足而忽略许多细节，也容易破坏到沉船。 “后渚”沉船以及后来的山东蓬莱沉船、浙江象山海船等发掘工作，都为南海一*的打捞提供了许多参考经验。 最后我们采用“整体打捞”的方式，先制作了一个长35.7m×宽14.4m×高7.2m的沉箱，整体钢结构总重为540吨，体积非常大。 我们必须先把这个沉箱分成两节运到海面，再将它套到沉船上。在海底20多米的深度下，要准确套入，是非常艰巨的工作。 南海一*顺利打捞上岸后，我们建立了“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尽量将它维持在水中的温湿度，可以尽量减少外部环境改变对沉船的影响，也是对水下遗产的保护更为慎重的做法。
美国人工围堰打捞法
南海一*整体打捞
打捞南海一*的沉箱
打捞南海一*的沉箱与人物大小比例
2007年启动整体打捞
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全貌
3. 文物发掘方案
2011年，国家正式启动南海一*文物考古发掘方案的编制，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南海一*物探结果、两次试掘成果以及沉船保存现状等资料，编制完成了一套包括水下、湿式等三套考古发掘方案。
水下的环境，每10米会增加一个大气压力，南海一*在海下埋了800多年，等于要承受14倍的大气压力。我们打捞上岸后，会改变海底恒温的环境，海水的腐蚀性也非常强，因此保护工作特别重要。 我们根据力学计算，沿沉箱外侧设置了两排、共22个支撑立柱的桁架平台，桁架可以加固沉箱本体，并为考古发掘平台提供支撑、建设运输、照明、通风等依托。 但是从2007年整体打捞上岸到发掘船内文物工作开展，已经过了8年，达到平台使用寿命的限制，因此各种安全项目都需要不断检测。
当初整体打捞时，我们确认船体套进沉箱以后，使用“双频测试声纳”，对整艘船进行综合扫描，确认箱体两边高差的数字值与密度。 南海一*的表面分布了大量的凝结物，整艘船的密度完全不同，保存状况也比预估的还差。 为了尽可能保护好船体，我们把沉船分成上表面和船体两部份进行文物发掘，同时一边控制保存船只的水位，尽可能不让船体受到温度剧烈变化的影响。 由于沉箱自2007年入馆后一直浸泡于海水中，箱体锈蚀严重，原计划利用箱体横梁改造，移动发掘平台的方式无法实现。但为了保障发掘工作进行，需将连接箱体作为支撑的十三道横梁拆除。 我们必须确保拆除时，沉箱顶部横梁及桁架整体稳定，监测点的应变最大值必须控制在在400个微应变内，才可保证文物的安全。
4. 水下立体模型测量
一般来说，水下沉船只有偶尔的机率会有相叠的状况，当初我们打捞时，建立了一套*的全站仪，采坐标法精密定位后，用了12个6×6的探方进行探测，尽可能总体测量，以确保没有相叠的情形。 海底的沉积物堆栈，并非陆地上文化层的概念，而是纯粹不同时期的自然堆积。
不同的进水量与泥沙含量也不同，需要有不同的保护方法。我们希望将海洋埋藏沉船的环境与水动力学之间的关联结合，先用“双频测深仪”从沉箱上测出水深和淤泥模型后，再从侧面测量出水深和淤泥厚度，最后得出沉船模型。
沉船测量方法示意图
正面测量方法
侧面测量方法
古代的船只遇到海难时，会在到达稳定的海泥层时停止下沉，船的表面会很快形成海泥，埋藏在海床之下。 我们国家沿海多为泥地，对于沉船有利也有弊，好处是泥沙层的堆积会形成天然保护，沉船不容易发现也不会再受到海洋潮汐冲刷。一般我们国家都是半日潮，每天会有两个高平潮和两个低平潮（海水的涨潮和退潮），如果沉船暴露在海底的话，会被大量的泥沙反复冲刷，例如我们在西沙发现的“华光礁沉船”，船只一直裸露在外，被泥沙海水冲刷，因此打捞出来的瓷器表层釉面多已磨损。 南海一*埋藏在海床之下，客观环境保护了船体。 我们采用“地层剖面仪”和“双频声呐”对沉船进行了初步探测，在沉箱四周，每隔30公分进行分区（A—G区域）探测。测量后发现，船艏、船艉已破损严重，部分船板严重腐朽；船艏、船舯、舷内都堆积了大小不一的凝结物；甲板上层的建筑也已解体，只有甲板下的隔舱、船体支撑结构保存尚可，因此船舱内的货物仍相对完好。
南海一*船体示意图
我们在发掘文物前，必须先揭除船体的泥沙土方。我国沿海的泥沙颗粒密度一般为2650-2700kg/m3，而南海一*的淤积时间长达800多年，淤泥颗粒较粗，干密度达到1400~1500kg/m，海泥的比重约为2.70-2.72。 沉箱的总容积约为3700立方米，我们估算扣除船货、船体体积后，整体打捞涉及的土方量会超过3000吨，沉船的土方里包含了大量遗留物的历史信息，我们经筛选整理后再将土方运送到填埋区掩埋。
发掘区域
5. 货舱包装
我们将表面泥沙揭开以后发现，每一个船舱装的货物不同，每个货物都有很复杂的包装，兼顾了运输安全和节约空间两方面。
分舱装载的船货
例如德化窑喇叭口瓶的包装，是8到10个一组交叉摆放，包装成一个长方体后堆叠，能有效利用船上空间；龙泉窑则是用古代文献上称为“一床”的方式包装，以竹片夹住后再捆绑，减少碰撞损伤；铁锅则用藤条捆扎；大罐子里面会塞有瓷器和铜器，符合我们在文献中看到的“货多陶器，大小相套，少无隙地”的情况。 当时的外销贸易环境中，普通的船员没有工资，因此船员自然会使用最节省空间的方式，尽可能多装载货物运送。
德化窑喇叭口瓶的包装
在中国的沉船考古里发现铁器相当寻常，但是南海一*发现的铁凝结物，重达130吨，数字非常惊人。船货中的铁锭、铁锅等物品在海中锈蚀得很严重，并与其他锈蚀融合，又有软足海洋生物、船体、货物附着凝结，使得发掘与保护工作较为困难。 体积较小和性质明确的凝结物，考古队在记录后已移除，大型凝结物在不影响安全的前提下暂时保留，凝结物本身的铁质文物已完全锈蚀，单价的铁多已不存在。
6. 船体结构
南海一*的靠前舱在沉船时有可能已断掉，第二舱的舱内装满货物，首舱多不装货。在南海一*中我们发现了以前中国所有沉船里都没有的垂直分隔板，这种分隔板，既安全，又利于装载货物，说明当时的造船工艺很能有效利用空间。
南海一*的甲板至今仍依稀可见，又称作承重甲板，上面有流水孔。船身的舵孔是一个“升降舵”，大约开角73度。“舵”是中国古代造船的重要贡献和发明，对于船的方向控制与推进力学有很大的进步。古罗马和埃及的战舰，都是使用尾桨控制方向，11世纪以后，中国船舵的发明传播到阿拉伯地区，15世纪以后，欧洲才开始普遍使用。
在古代，船的主桅会倒放，因为遇到大风浪时，船帆的受风面若受力过大，会破坏船的稳定性，如果把桅放倒，就可以减少船的受风面，也有利于通过限制高度的航道。这种将主桅倒放以维持安全的方式，在《梦溪笔谈》与《三十六蠹民》都可以看到相关介绍。
舵承与舵孔
桅夹
南海一*出土的石锚有400多公斤，中国当时已经有了铁锚，但南北方的泥性不同，北方的泥性利于铁锚，南方的泥性透过木石组合，锚能获得更大的抓力，因此南海一*是使用木石组合的锚，这种锚到明代还在使用。当时的大船都会带有小艇，作为停泊工具，南海一*也出土了40多公斤的小锚，供小艇使用。
南海一*的船锚
船在海上像是一座移动的房子，南海一*可以见到船的上层建筑的痕迹，例如漆有红漆的木板，在《宣和出使高丽途径》里有过类似的描述。
船艉上的朱漆壁板
2018年12月份，我们将南海一*的货物发掘完毕。我们尽可能把船货取出，减轻船舱内侧的压力再开始处理外侧。 我们从船身内侧测量，发现每个舱的高度都不同，*高的舱室大约2米6。从外侧水平测量，发现船身的高低落差很小，但在前期工作时，我们使用围加测量法，发现倾角高差达到15公分，这是因为船身碰撞后会倾斜，而非水平下沉，因此船体已变形不完整。
南海一*沉船空拍图
中国古代的船型有沙船、福船、广船三种，或称沙船、福船、广船、鸟船四种。南海一*是中国古代典型的福船造型，长22米15、宽9米85。 沙船是平底、没有龙骨的船，它吃水比较浅，装货量也比较大，适合航行于北方有滩涂的地方，自元代以后到建国之前，从长江口一直到渤海湾都在使用沙船。 福船出现于宋代，在福建沿海建造而得名，亦称“大福船”，史书上记载的福船，叫做“上平如横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 福船为尖底造型，方头阔尾，结构坚固，具有多重板结构与多水密隔舱，装载容量大，抗风力强，吃水深，性能优良，是中国古代风帆动力船类型之一，适合远洋航行，自宋元时期开始，福船就是典型的海上运输船，与广船同样多用于南海。 与今天的船相比，福船的造型比较肥短，在航行时横摇的周期比较长，比较平稳，但是航速相对比较慢。 福船的特点是“多重板”结构，除了有轮毂之外，船舷不是一块木头，而是用了不同的木板粘合在一起，类似鱼鳞的结构。 欧洲造船，特别是北欧地区，大多使用坚固的橡木和柚木，中国造船则使用杉木和松木，因为这两种木材生长周期快，虽然纹理松散不够结实，但是我们利用它利于弯板加工的性能，做出鱼鳞搭接的结构，方便更换与维修。
南海一*在宋代属于中等偏大的海船，排水量大约400吨。我们从船的抱梁肋骨可以看出船身有反复使用与修补的痕迹，它不是一条新船，修补也比较随意，材料多是就地取材。 目前发现船身使用了六种木头，其中五种是中国沿海船只常用的木材，另一种来自东南亚。按船体部位不同，南海一*分别使用了马尾松木、福建柏、海南榄仁木、柄果木、江南桤木等6个树种，其中裸子植物木材2种，被子植物木材4种，主要分布于我国华南地区（广东、广西、海南）和东南沿海一带（浙江、福建、江西）的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低海拔常绿阔叶林中。 我们从南海一*的木材纤维素含量及海水可溶盐的含量来研究目前船体结构强度。 松木、杉木等木材的纤维素含量一般在50~70%左右，聚戊糖含量为10~12.5%，而南海一*船体木材纤维素含量不足20%，聚戊糖含量仅为0.95~1.92%间。 木材含水率一般为112~348%，南海一*的平均含水率为245%，船尾木材含水率*高值已接近700%，代表木材腐蚀饱水情况严重，这会加速破坏木材的力学性能和支撑能力。 正常松木横纹抗压强度为3.5MPa左右，南海一*的平均横纹抗压强度仅为0.74MPa，最低只有0.29MPa，抗压强度仅为正常强度的20%。 各个数据都说明这艘船体已相当脆弱。
7. 船上生物遗骸
我们对沉船外侧的贝类生物标本做了统计，来推断南海一*大约是在12月—1月，东北季风盛行、利于航行的时间里出航。
考古学者针对南海一*出土的酒坛提取了生物样本，发现保存食物的酒类酵母菌，属于米酒，和现今二次蒸馏的白酒不同。
船上也发现大量动物骨骸，包含家鸡46只、家鹅40只、9只猪，绵羊的数量较多，高达86只。宋代以食用羊肉为主，北宋的宫廷，一天要吃到上千头的羊，因此南海一*也反映了宋代的饮食习惯，或者有些船员有特定的宗教信仰，需要食用羊肉。同时也可以提供羊奶等再生食物来源。 古代没有冰箱，出海必须带着活体动物，避免腐坏或影响风味，航行时也会通过捕捞海鲜以扩充食物来源。我们发现的动物骨骸上，有屠宰和烧烤的痕迹，船员闲暇时也将残骨制成骨器饰品。
在海上要保存食物，需要彻底风干，或以高盐、高糖腌渍。坚果属于干果，利于长期保存，而核果属于鲜果，不利于保存，但适于腌制，一般被腌制成梅子、橄榄和槟榔等，南海一*发现了咸鸭蛋和糖渍的植物果核。 这些植物都是为了远洋航海特意选备的，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其中又以岭南及福建地区特产的热带或亚热带植物最为突出，这一发现对于沉船可能是自福建泉州出发的观点提供了植物考古的证据。
胡椒何时传入中国，在学术界尚未定论，主要原因是缺乏考古实物证据。南海一*沉船出土的胡椒是迄今出土年代最早的胡椒遗存，说明在南宋时，胡椒已传播到中国。 胡椒除了作为调味品，在对外贸易中，也可当作货币。宋代曾有一名宰相贪污了800担胡椒后被杀头，可见胡椒当时是贵重物品。 船上也发现了观赏树种石栗的残骸，石栗在东南亚地区被当做调味品，因此也可能是供南海一*的船员食用。 船上也发现许多人类遗骸，我们分析船上可能有六、七种人，包含从事海外贸易的客商与一般船客。从下颌骨、肋骨、臼齿、趾骨、锁骨和颅骨分析，船上大多为青壮年男性。 唐代和明代盛行朝贡贸易，带有“厚往薄来”的概念，宋代则注重实用化的商业活动，从皇帝开始，就十分重视利润，尤其宋高宗本人，相当重视海上贸易。 唐代已开始输出越窑青瓷，宋代时，东南沿海特定窑厂开始大量外销，当时中国也已将指南针运用到航海，海外瓷器贸易带来了巨大利润。
瓷器生产与市场的扩大
《新唐书》记载的航海路线，是海南岛、东北侧的七洋州列岛海路，与汉代不同。宋代时，指南针已普遍使用，从泉州和广州出发对日贸易的船是直接跨越南海，到西沙之后分为三条路线，当时船舶也建造得够大，因此在远洋航线中，可以规避海盗与暗礁。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南海一*博物馆）
我们发现，南海一*从泉州出发后，偏离了航线。在宋代的海岸贸易管理上，有《关与关监控制度》，朝廷会派两名官员在远航贸易的船上监督，当船只出海时，官员就会返回，因为远洋贸易船当时不允许在沿岸航行。我们分析，南海一*有可能是为了路过广州接送特定的客人，才偏离航道。
结语
南海一*从偶然发现，到水下调查、整体打捞、文物发掘和展示保护，所有环节都贯穿了整个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见证了中国的国力和海洋施工能力的进步。
我们从南海一*的航线、货品以及船只建造形制做推测，南海一*来自福建泉州。它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很深的关联，我们对它进行研究，可以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中国航海史、造船史及陶瓷史。 南海一*的船体结构复杂，许多舱室存有水平分隔结构，在我国沉船考古中非常罕见，目前的考古研究并不拆解船体，对研究中国古代船型发展、造船技术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我们对船上的有机物、动物、人骨等，分别进行了保护、鉴定和初步研究，并开展了海洋沉船埋藏环境、沉船遗址的海洋生物影响、古代海上生活、古代中外生物交流等综合研究。 研究成果方面，2009、2011年度的南海一*发掘报告已经整理出版，2014—2015年度发掘报告也已经整理完成并出版，保护工作的相应报告也已发表。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完整展示这艘船，观众也可以从船的上方或侧面参观我们的研究工作。
来源：新华号 丝绸之路周
考古部落老几几微博
位于陕西省神木县高家堡镇东的石峁遗址，是陕北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龙山文化晚期的人类活动遗址。上世纪70年代，随着石峁遗址的发现，陕北也由此成为了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的焦点地带。石峁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城内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通过碳十四测年法及相关考古学证据显示，石峁遗址拥有4300年的历史。
但与此同时，石峁遗址被严重盗掘，一直是考古工作者心中的巨大遗憾。事实上，石峁遗址的最初发现可以追溯到百年以前。作为中国已发现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石峁拥有着太多值得去探寻的地方。
就在一个月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布消息，位于榆林市府谷县田家寨镇王沙峁行政村寨山自然村的寨山石城被认定为石峁文化的次级聚落，首次全面揭露了石峁文化的大型墓地，墓葬等级区分明显。这一墓地的发掘，弥补了石峁遗址大型墓地被严重盗掘的重大缺憾，为丰富石峁文化和研究石峁政体提供了宝贵的墓葬考古材料。
一个在中国的版图上消失了4000多年的城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遗址？历史上曾记载的三皇五帝，到底哪一位和石峁有着巨大联系？孙周勇说，“石峁具备了青铜器、城市、大型的宫殿，除了文字，早期国家所要具备的一切因素都有了”，并据此断定“石峁遗址是距今4000年前后在华夏版图上活跃的一支非常重要的*治力量的遗迹，在形态上已经具备了早期王国的必备条件。”在《4000年前的“皇城”》一文中，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孙周勇讲述了石峁遗址背后的故事。
以下内容经东方出版社授权节选自《知道中国》。摘编有删节。
《知道中国》，陕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编，东方出版社，2020年8月。
原文作者丨孙周勇
摘编丨安也
1975年的冬天，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戴应新先生来到了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他听说那里发现了很多玉器，他以高价收购玉器。十里八乡的老乡都聚集到了高家堡镇。戴先生以十倍的价钱收购玉器，老乡送来很多东西。戴先生后来回忆，他说他很遗憾，当时只捡选了127件比较精美的带回来了。这批玉器里特别引人注目的就是牙璋，牙璋被认作是中国早期*家*权物质化的象征。它的分布沿着整个东亚地区，包括二里头、齐家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发掘之前，这批牙璋是中国发现数量较多的玉器。
牙璋等玉器。
正是这批牙璋的出现，引起了人们对石峁玉器年代热烈的讨论。这批玉器是什么年代，它背后是怎么样的社会集团，有非常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是商代的，有人说是西周的。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在陕西的北端，从地理单元来说，在黄土高原的北端，在毛乌素沙漠的南缘。从地理区划来说，处于明长城的内侧。从这个传统的地理学意义上来讲，它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自古以来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是传统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过渡的区域。
遗址所在的具体位置，是在黄河的一级支流叫窟野河和它旁边一条小河夹击的一个三角形的苔原之上。如果各位去过陕西北部，特别是榆林地区，当踏上这个区域的时候，你会觉得满目疮夷，特别是20多年前，整个是黄沙遍野。石峁所在的区域可以说沟壑纵横，支离破碎，谁也无法想象地貌这么破碎的一个区域，在4000多年前存在一个文明极致的国度、极致的*家*权。戴先生征集的这批玉器资料发表以后，学术界做了一些探讨，还引起了海内外的一些收藏家，特别是海内外的文博机构和科研机构收藏玉器的反思和追溯。
这里我要提到一个人，一个德国人，1929年就职于科隆远东艺术博物馆。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初期他在北京，他在书中记述了1929年的隆冬，在北京郊外见到了从榆林府来的四个农民，这四个农民带来一批玉器。他当时非常犹豫，非常纠结，要不要亲自去北京郊外见这四位农民，因为当时的**已经沿路设卡盘查，严厉打击文物走私。而他又耐不住好奇心。于是他决定租用一辆摩托车去见见这几个农民，最后他征集到了大概42件玉器，其中最大的一件牙璋现在还珍藏于科隆的远东艺术博物馆。20世纪70年代戴先生资料公布后，人们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陕西榆林农民带来的神物，很可能是石峁遗址出土的。在此之后我们发现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日本的白鹤美术馆，以及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馆等很多机构的收藏都可以追溯到石峁的玉器。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世人关于石峁遗址的所知还特别少。2011年，考古工作启动以后，我们再去追溯以前的资料时，发现在神木县的档案馆藏有一份资料。1958年陕西省靠前次文物普查的时候，一个队员详细地记述了他们发现了一个三套城。在60年以后，我们的认识和1958年靠前批的文物工作者有着惊人的相似。
而在这五六十年间，学者们关于石峁遗址的所知是瞎子摸象，只是摸到了一个局部，根本不知道规模到底有多大。有人详细地记述了这个三套城的规模，也提出了农业社区保护。但是很遗憾，当时正值“大跃进”期间，文物保护的建议也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到21世纪的靠前个十年，由于榆林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涌现了一批私人收藏家。
神木县文博干部向省文物局报告，说是在神木一带，近些年发现了很多专门收藏石峁遗址出土玉器的个人藏家。我们在私人藏家那里看到了非常精美、数量非常庞大的玉器，包括早期的铜器铜环，还有一些彩绘的陶器。这批出土的东西，考古学家从专业的角度去观摩它的时候，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特别重视的、应该重新回到考古学者眼中的遗址。这个遗址的规模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但它究竟有多大？在真正的考古学工作之前，还很难去确切地知道它。从2011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榆林市文博单位组成了一支队伍，对这个遗址进行了详细的勘察。
皇城台地图。
考古学就像破案一样，我们的工作其实很简单，原理也很简单，但是需要栉风沐雨，披星戴月，去踏遍每一寸土地，才能得到翔实的证据。经过这样的过程，在这个石峁村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考古队员踏遍了每一寸土地。最后的调查结果显示这是一个三套城，它的核心区叫皇城台。这个皇城台的得名也比较有意思，老乡也不知道这个皇城台名字的由来，祖祖辈辈都这么叫。后来我们发现，老乡所讲的这个皇城台恰恰就是石峁遗址，王的宫城就是最核心的区域。
第二套城叫内城，内城区就是以皇城台为中心，以石墙为周界把它包裹起来。第三套城是把内城包括起来的，它是一个三重结构的城墙城池。经过我们的初步推算，这个城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现在看起来不大，但在4000年前，在整个东亚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来讲，它是整个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城池。皇城台，我们认为它是中国的金字塔，它在石峁遗址16个支离破碎的地貌单元里，是一个相对比较平缓的区域。无论你从何种角度去看，始终能够看见皇城台。皇城台作为遗址的核心区，作为高级贵族和王呈台阶状分布的的居住区，古人充分考虑了它的安全性和凝聚力。台顶面积是8万平方米，在台顶以下我们远远看过去，气势非常巍峨、壮观。台顶比较平整，周边能够看见台阶状的分布。
皇城台。
简单来形容皇城台，它顶小底大，周边鳞次栉比，一节一节错落有致的石墙把皇城台的台顶包裹了一圈，可以说是固若金汤，雄壮伟岸！顶部有大型的夯土建筑，可能是大型的宫殿，旁边还有一个数百平方米的池院，相当于蓄水类的设施。附近我们发现了鳄鱼的骨头，所以有的学者开玩笑说，这个池院是不是养鳄鱼的？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鳄鱼会出现在中国的北方，而且中国早期的鳄鱼普遍被鉴定为扬子鳄，是在长江流域生存的物种。它怎么突然会跑到北方地区？实际上这个也不奇怪。4000多年前只有在大型的遗址和贵族的宫殿或者墓葬里，我们才能发现鳄鱼，这些鳄鱼是从长距离贸易得来或者贡赋而来，代表了身份和等级。
皇城台三面临沟，一面通向内部，构成了自然的天险。它还有一条保存完好的黄龙大道，我们对其内部区域进行发掘，发现设计是非常精巧的。城门前有一个两千多平方米的广场，广场后面是瓮城。尽管有一个广场，却是一个半封闭的状态，只有门前是开放式的，进入城门后，广场逐渐缩小，走到皇城台的时候越来越狭窄，保证了皇城台的私密性。
皇城台内部建设。
在皇城台一处倒塌堆积物里，我们发现了一百多件薄骨。薄骨是什么？一般是羊或者牛的肩胛骨。薄骨上有很多烧灼的黑色小方块，烧薄骨是一种通过烧出的裂痕来占卜的宗教仪式活动。还有石峁的玉器，传说石峁的石头里有玉器，这也是考古工作者思考的问题，为什么石头里会有玉器？玉器现在仍然是奢侈品，如果把玉器作为建筑材料，放到石头缝里过于奢靡。后来经过科学的发掘，在倒塌的堆积物里发现了20多件玉器，印证了传说并非空穴来风。其中还发现了13件五六十厘米高的陶鹰。它的喙部用朱砂涂得非常精细，据我们推测，这些陶鹰可能是放在皇城台的边上，营造出皇城台的威仪感和仪式感。
石峁出土的陶鹰。
皇城台内还发现一类遗存，这几块石头看起来破碎不堪，却是解决中国冶金史问题的重要证据。我们发现了石头做的石坊，生产一种柄部带环的铜刀。商周的铜器非常精美，学界历来认为中国的青铜冶造业是从西方传过来的，石峁遗址的发现丰富了其传播路线。过去我们认为铜器是直接传到了中原腹地，这次发现证实了其实是经过中国的北端，沿着黄河南下再进入中原腹地。皇城台内还发现了大量陶瓦，现在看来是很普通的建筑材料，但是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史前时期，陶瓦产量不多，只有贵族才可以使用陶瓦。石峁遗址的陶瓦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数量较多的一批陶瓦。
刚才说的是皇城台内部的发现，现在看看皇城台的外部。内外城是以2.5米宽、4至5米高、总长度10千米的石墙为中介，将遗址层层包裹起来。显然不是短时期能建起的工程，也不是石峁遗址内部居民能完成的工程，它是调动周边群体，耗费数百年才建起的城池。
石范。
石峁最先引起学界重视的时候，考古发掘最先揭露出来的城墙是外城的东门，有人甚至欲称其为华夏靠前门，表明了这是一处规模宏大的城池。当考古工作者靠前次走进这个城池的时候，是一种瞎子摸象似的探究，我们最先考察城墙的角落。它的建筑技术非常先进，墙打磨得很整洁。地层学的证据证明了东门是公元前2200年左右修建的，大体结构是周边两道城墙，最中心的是两个用石头包裹起来的大夯土台子。
从城外进来要走一个S形的通道，南北是两个非常坚固的台子，后面有一个折进去的空间，类似于瓮城，延缓了敌人进入城门的时间。两边有两个门房，也是防卫设施。
东城门遗址。
还有一类设施——马面。马面就是西安城墙上的东西，这是中国冷兵器时代城墙上的一种必备设施，墙凸出去变为成组分布的登台，石峁的城墙上也发现了几组。马面一般认为是汉魏时期在洛阳城里发现的，所以石峁发现的这批成组分布的马面，可以确认为中国最早的马面。
马面。
石峁遗址内还有一类现象——杀戮祭祀。在东门的修建过程中，大量的人头被砍掉。我们最先发现的K1和K2两座坑特别有意思，这两座坑恰恰都埋藏了24颗人头。24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数字，让我们产生了很多的联想。经过人类学者的鉴定，这批人都是年轻的女性，头颅被锐器活生生砍下来，头部的枕骨部位有一部分被烧过。将这批人与石峁的DNA进行比对，发现她们的DNA结构不同于石峁人，这批人是来自石峁遗址的西北方——夏家店，很可能是石峁人潜在的敌人，也是防御的对象。
石峁的壁画也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从观者的角度来说，一进城门有一面墙，装饰得富丽堂皇。墙上的壁画都是几何纹的图案，颜色有褐色、红色、白色、青色。这批壁画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大发现，体量非常庞大，目前有300多片，修复完后大概有几平方米。用的颜料原料都是矿物原料，还有用软笔打底稿的现象，是中国艺术创造技法的先例。
石峁壁画。
石峁遗址发掘以来，很多学者对它的性质进行了探讨。这样一个在中国的版图上消失了4000多年的城池，是一个什么样的遗址？代表了一个什么样的集团？有一位学者最先提出来说，石峁遗址可能是我们寻觅已久的黄帝部族的都邑。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它也符合黄帝部族在陕北高原活动的文献记载。从考古学者的角度来看，石峁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池？史前时期的很多历史人物并非空穴来风，太史公记载的三皇五帝，在考古学上或多或少都找到了其部落集团活动的影子。石峁遗址分布在黄河的西岸，山西中西部偏北的区域。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说法：黄帝说、夏先祖说和大禹说，但还没有充分证据证明究竟是哪位传说人物。石峁具备了青铜器、城市、大型的宫殿，除了文字，早期国家所要具备的一切因素都有了。我们现在只能断定，石峁遗址是距今4000年前后在华夏版图上活跃的一支非常重要的*治力量的遗迹，在形态上已经具备了早期王国的必备条件。
石峁遗址很珍贵，我们也面临着非常大的保护压力，因为在国内，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这么大规模的古人遗存。该怎么去保护它？在陕北气候恶劣且变化无常的情况下，如何让它得到妥善保护，是考古工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我们进行了微观的化学保护，也进行了最简单的墙体加固和修复。从1958年到1976年，戴应新先生靠前次踏上石峁遗址，征集到举世瞩目的那127件玉器。到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对石峁遗址进行靠前次正式的考古发掘。但现在石峁遗址还没能为世人所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区域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2010年，我们去现场的时候，当地人住的仍然是窑洞，没有水，没有电，手机没有信号。手机只能挂在树上，下雨以后，老乡回去赶紧收衣服，我们赶紧爬出去收手机。考古条件非常艰苦，所以石峁到21世纪的靠前个十年，才走到了世人的面前。为此我们很遗憾，因为它没有更早地为世人所知，没有更早地得到保护。我们又感到非常幸运，在我们国家实力越来越强的年代，在文物保护手段越来越先进的年代，考古工作者可以去发掘它，研究它，保护它，展示它。随着石峁遗址各项保护和建设规划及时跟进，《石峁遗址保护条例》正式颁布，管理机构日趋完善以及考古发掘工作不断深入，毫无疑问神木石峁将会成为从历史斑驳的缝隙间见识中华民族散落记忆的圣地。
石峁这座孤寂的石头城，已经前行了4000年。如今考古学家的脚步终于叩响了这片史前文化的圣地。经过持续七年的考古工作，对石峁遗址的年代、聚落结构、性质以及兴废的过程有了初步的了解。然而面对如此庞大的一个遗址，传统的考古手段显然已经不能满足需要，我们仍然处在一个瞎子摸象的阶段。虽然关于石峁遗址的认识，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古动植物DNA环境等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石峁内部具体结构、修建顺序、道路设施以及皇城台顶的大型工事建筑的分布情况，等等，仍然处于求证发现的阶段，我们目前只揭开了冰山一角，仍需要不断探索。
作者丨孙周勇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丨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