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县老常哥
纪实小说*发
那是在1936年4月白色恐怖下，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省重建省委，对外叫"工委″。经北方局决定黎玉以北方局代表身份兼职省委书记，我任组织部长。
九月二十三日(阴历八月初八)的下午二点钟，省委交通员孙洪在青年会找到了我，他告诉我负责印刷工作的章士劳(刘懿样丿和交通员徐宾，在省委印刷机关(原东杆面巷八号)同时被捕入狱。因章士劳是寿张乡师调来的，需要立即通知该校组织支部书记王福昌同志。我在记事本上写了个电报草稿，电文是:⺀寿张民生饭庄王福昌，祥病无大妨，特电知。″经黎玉同意后发出电报。
九月二十七日上午，在小西门外东流水亍和铜元局亍交会处，一个人突然抓我的自行车子把，抓住说:"我可找到你了，找你几个月了，跟我走！"我说道:"我不认识你。″我诧异地问道:"你认错人了吧？
那人说道:"我没认错，你就是赵健民，我在胶东听过你得演讲我是房春荣。″房春荣抓着我的右臂不放。这时丁字路口上的警察也紧忙走来抓住了我的左臂不放，他们架着我往北走。
往北走了几百米，到了警察所。房春荣就打电话报告说把我抓到了，让特务来解我。房春荣又对我全身做了搜查，把制服上边兜里的小记事本等东西全全部搜去。大约十点钟左右特务队两个特务乘汽车来到警察所，同房春荣一起把我推进车内，押往省政府内的特务队。……
后来特务把我的小记事本突然摆出来，指着上面的电报稿说道:"你这什么电报？这个`祥`是什么丶祥＇？什么人？″
在当时我是在急中我说道:"是同学有病，告诉他家知道，祥是`周保祥丶″。敌人又问:"周保祥、″在那住″？我随便说道:"东城区一街门牌二十五号″。敌人马上又乘汽东去搜捕了。搜捕的人回来，说那根本没有周保样这个人。
敌人对我进行更凶残的拷打。
到下午四点钟，我已被特务摧残得不相样子，敌人看着从我嘴里弄不出什么来了，就用人力车把我送到第三路军军法处拘留所。
一天上午，我突然看见王福昌被押进拘留所。"他也被捕了！"
这使我大为惊讶。敌人从我的小记事本上发现了电报稿后，我也想到王福昌有危险。 但又想到王福昌接电后躲避一下，就不会出问题了。怎么他也被捕了呢？
王福昌看见我就掉了眼泪。
他说道:"你也被捕了！特务说你被捕了，我以为是诈我的。你被捕，损失大了。"我问他被捕的情况和其他同志的情况。
他说道:"接到电报，知道刘懿祥(章士劳)出了事，也想躲一躲，又感到大要紧，就没有躲。前天晚上，特务带着民生饭庄掌柜的抓的我，才知道是电报出了事。特务在县政府审问我的，说我是党组织的，我说不是，特务光是压我说我是党组织的人，看他什么也不知道，就是硬压。我就说:"不是。″后来特务提到我接的电报是党组织的，我说的表兄，是说亲戚有病的电报。″
我说道:"你表兄吗？
他笑笑说道:"急了，我就说你是我的表兄。就捕了我一个人。旁的同志都没事。"
我把章士劳被捕的情况，刘白戈，房春荣的叛变投敌，房春荣抓我和特务审迅的情况，以及特务从我小记事本上查出电报稿，我说样是"周保祥″，"周保祥"是我的同学，有病告诉他家知道、造假地址等等情况，我都告诉了王福昌。
后来，我们俩研究怎样把说法一致起来。我决定按他说的，他同"周保祥"是亲戚，我同他是表兄弟。王福昌提出我改说法行不行的问题，我说道:"我就这样了，是凶是吉不管他了，对你有利就行、把你弄成了嫌疑犯也好，为了更确切一些，我说我的姥姥娘家(祖母娘家)是阿城马家湾姓崔的，而马家湾离王福昌家(阳谷富安镇)二十来
华里，王福昌也说是马家湾的姓崔的外甥，因此我同王福昌是表兄弟。
随后，王福昌又想起他一个可以说成是表亲戚的人吴关成在济南卖馒头，他没法联系他，叫他装"周保祥"，说是害伤寒病让我给王福昌打的电报。
一天上午，军法处把我和王福昌传去在果*当省府内大过厅里边的西北部一个用木格子隔开的房间审问。先问我。问我时王福昌在木格墙讣边，问王福昌时我在木格墙外边听。里面问的话，外面可以都听得见。
军法官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后，又问我:"你是党员吗？″我答:"过去参加过组织，现在参加**救国会，进行**救国工作。″
他又问:"王福昌是不是党员吗？"我说道:"不是。″
他说道:"你是党员，你给他去电报，他就是党员。″我说道:″不是，是他一个亲戚有病，我打电报告诉他的。他是我表弟。″
随后，军法官又传问王福昌，也是先问姓名，年龄，籍贯，然后问王福昌是不是党员？王福昌答:"不是。″
军法官说:"赵健民是党员，他给你打电报，你就是党员。″
王福昌说道:"不是，赵健民是我表兄。因为我一个在济南卖馒头的表兄周保祥有病，他打电报给我的。″军法官说:"算了，不抓住你的手，你是不承认的″。
预审就这样结束了。
军法处预审以后，就等着韩复矩最后过堂了。听同监的老犯人讲:"韩复矩过堂很简单，他事先也不看案卷，就是坐在那里听军法官给他念案由。韩在听了军法官念后，三言两语即断一个案子。
一天军法处的军法官来检查一些案子，内中有我的案子，通知明天下午三点由"省主席″过堂。
第二天下午两点钟一军法官带执法队押送五，六十名"犯人"去省府过堂。其中有我和王福昌。进大门后，在前院西边停下来。这里停着俩辆汽车，老犯人说这是押被韩复矩判死刑的人到纬八路刑场用的。
另外，有二十多个武装执法队在东南边等着。不久，执法队押着我们过天厅(即现在珍珠泉招待所的饭厅)，到南北走廊的西南角下，让我们南北成行坐下等着。
我向北一望，走廊两边是红漆明柱，走廊北头是一座宫殿式的大瓦房，门口挂着"主席办公室"的牌子。门前放着一张大桌子，两边肃立着近二十个挂武装带的军法官，军法处长史景洲面东站着，军法官袁道田面西站着，再往南，两边笔挺地站着执法队七，八十个，一派杀气腾腾的场面。
过了一会，韩复矩出来了坐在桌子中间，审讯开始了。……审讯王福昌时更简单了。军法官袁道田只是说:⺀这个人是寿张乡师学生，特务队报告是党员″。韩复矩说道:"送**。″王福昌就下来了，他连句话也没有说。大约在下午六点多钟，执法队押犯人回军法处拘留所。回到拘留所后，我问王福昌:"你怎么不说几句？″不说你不是党员。福昌说道:⺀当时为你紧张，送**就不错了，我没有再说″。
下一步，我们就准备去**斗争了。
韩复矩审完以后，过了三，四天，十月上旬一天上午，我被送往普利门外山东高等**。后来，王福昌也来了。由检查官雷书章过侦察庭。然后把‘我们送往**后院的西南部看守所。看守所有礼，义，廉，耻四个号，另一个西大楼。我被押往往西大楼北头向南的一排独房间里。……
为了预防方敌人调查"周保祥"的的间题，我们也做了安排。王福昌通过接见亲友，找到他们县那个在济南卖馒头的人。王福昌和他有点粘连亲属关系，和他谈好，等敌人去调查时，他就承任是"周保祥"，因为得了伤寒病，让你打电报告诉王福祥。我们还利用接见的时间，我和他见了面。就这样，我们人事做好和敌人斗争的一切准备。
一天上午，我被传去过辩论庭。辩论庭过了两三天，又传我去接受判决。
判决只有推事一人，纪录一人。推事宣读判决主文:"赵健民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处有期徒刑五年"。″
宣读后，推事问我服不服。我说道:"不服″。
他说:"不服你就上诉。"
对王福昌的判决也是近一样一套形式。王福昌也不服判，要求上诉。为了坚持和敌人进行斗争，我们按原计划对**判决进行上诉。我和王福昌的上诉书，都是我们自已写的。我的上诉主要是说:"由于民族危机，由于爱国心而参加学生**救国会，王福昌无罪等等。
王福昌的上诉主要讲他和"周保祥″和我的关系，电报完全是因为亲戚生病等问题。
上诉书递上以后，我们就可
以在看守所等他们的批復。这样，我们就赢得了时间和看守所的同志们团结起来，同敌人进行斗争。
这时，先被捕的徐宾和章士劳被敌人判处。敌人因没有抓到徐宾的什么证据，**让他保释放了。章士劳有油印机，有党的文件等证据，但当时他年纪小，只有十六七岁，**判了他两年半徒刑，马上高等**看守所拨出去了。
到了1936底，在看守所被押的组织人员，已经有十五个人，需要建立支部领导学习和斗争。我提议在后窗子开会建立狱中支部，狱中支部建立以后并一致推选我为支部书记。我们除在各房间自学外，每周还集体讨论一两次，有时讨论学习理论问题，有时讨论时事问题。
1937年5月，6月间，王福昌同志得了病，发高烧几天不退。后来他说睡不着觉。看守所名义上是有中医的，也有西医。但是他们医治均不见效。后来他病的更重了，起不了床了，敌人把他拨到廉字号一个专门关病危犯人的房间中。我向看守所长写了申请，准我去服侍表弟王福昌。所长也同意了。
我到了兼字号的病房间时，王福昌己不会说话了，处于昏迷状态，只能喝水和牛奶。夜里我看着他，给他捉捉臭虫。到后来，他连水，牛奶也不喝了。我坚持要看守所的医生来看，中医来了给了一点四消丸，顺气丸类的药，根本不解决问题:我坚决要西医打针，西医来了听一听，摸摸也不给打针，我一急骂了他，就更不给打针了。一天下午，王福昌同志离开了人世。
事先，我给王福昌的父亲去了信，告诉他王福昌病重的消息，但等他来到时候，王福已去世五天了。我告诉他找看守所掩埋人的去，王福昌掩埋在什么地方，却一直没有找到。
新中国解放后，1955年我在山东省委工作时告诉省民政厅在四里山烈士陵园给王福昌同志修了一个象征性的陵墓。
本文我写在纪实小说《齐鲁英烈传》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