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7日，山东大学法学院举办了“山东大学法学学科复办四十周年纪念大会”，西北政法大学副校长王健教授在会上发表了题为《有一千条理由把山东大学法科办好》的致辞，并于2021年1月2日在“法学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号*发。在这篇致辞中，有几句与整个纪念活动的主题其实并没有多少关系的话，倒是引起了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伟先生的高度关切——
第三，从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和现代法学教育发展的方面看，山东的现代教育，如果从狄考文在登州办学起算，至今已有将近160年的历史积淀了。登州文会馆在1880年代初就已进入到大学程度的办学阶段，开设了高等科，她是我国最早的一所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有些介绍中说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靠前所教会大学，这完全是误解。圣约翰开设大学课程至少要比文会馆晚十年，而完全升格为大学，已是1905年的事了。
王伟教授当时发了一条很长的朋友圈，随后，“经邀稿由法学学术前沿*发”，并被命名为 《登州文会馆是中国靠前所大学？∣法史教授与历史教授的争论》 ，后面还附上了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大松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晚清靠前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若干史事考辨》的学术论文。
据王伟教授所言，在看到王健教授的发言之前，“我压根不知道还有登州文会馆大学说这个新提法，居然都已经出书了”。于是，他便上网查阅了一些关于登州文会馆的资料，并简单地分析了一下其“属性和办学层次”，最后得出结论——登州文会馆根本就不能算作“大学”，自然也更不能被视为“中国靠前所大学”了。
登州文会馆究竟是不是中国靠前所大学，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由于本人最近两年多以来参与了一项名为“中国近代大学通史”的课题，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根本就无法回避，不论是从个人的学术兴趣来说，还是就现实的学术任务而言，我都必须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认真、仔细地看完了王伟教授的相关分析与论断之后，我的结论是——其主要观点基本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然后，我就用最快的速度写好了反驳王伟教授的万言长文。
不过，为了谨慎起见，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尽量多查找一些一手史料，这样才能将相关史实理解得更加清晰、透彻，正因如此，我便没有急着将这篇文章发到网上去与王伟教授进行辩驳，而是沉下心来，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我要特别感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崔华杰老师，向我提供了一些查找相关原始史料的重要线索，还有卢辰、谢意（男）、崔雪莲等几位武汉大学校友，均不辞辛劳，通过各种方式帮我找到了大量的中英文史料，另外，武大校友谢意（女）也就“”一词的使用范围这一问题对笔者多有赐教，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谢意！
最后，笔者便以通过上述渠道获取的大量原始史料为据，对今年年初时就已经写好了的那篇驳论文章进行了全面的修订，现在，就正式发布出来，以此与所有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广大学界同仁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一、关于“College”的性质认定及其中文译名
在王伟教授看来，所有认为登州文会馆是中国靠前所大学的书和文章，其实都只能列出唯一的一条理由——
这几年不读这方面的书，难免孤陋寡闻，上网一查，居然立即找到一本——《中国靠前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当然还有不少附和的文章。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说了半天， 只有一个大杀器：考狄文 （注：此乃“狄考文”之误，下同）1881年向美国长老会差会总部提交将登州文会馆建设成为正式大学的计划书，以及1884年美国长老会差会本部 “授权” 登州文会馆为“大学”且 冠以英文名称 或者 。 其余证据几乎为零。
在此基础上，王伟教授接着指出：
以我的经验，但凡这种从英文翻译而来的“大学”，我都 有罪推定 之，几乎百试不爽，很少冤枉好人。手头没有 考狄文 的计划书，更没有美国长老会的授权书，但是我仍然大胆推测，所谓“大学”是英文翻译成中文时的错误，甚至很可能是一个美丽的、故意的误译——浑水摸鱼，混淆概念，误导读者。 考狄文 所谓正式“大学”的英文原文 很可能是 ，而不一定是大学，有可能是大学，也可能是中学。我的这一推测是否正确，现在不好说，等有时间查到 考狄文 的计划书以及美国长老会的授权书，究竟是还是，一望而知。
写到这里，王伟教授就已经有点 前后矛盾 了——他自己在前文中明明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所有关于登州文会馆的文章都明确指出该校的英文名称是“ 或者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篇文章曾经用“”一词来称呼登州文会馆），但后面又说什么“考狄文所谓正式‘大学’的英文原文很可能是……等有时间查到考狄文的计划书以及美国长老会的授权书，究竟是还是，一望而知”，这不是 纯属多余 吗？！
王伟教授指出，“college不一定是大学，有可能是大学，也可能是中学”，既然如此， 从逻辑上来讲，我们固然是不应该在没有进行任何鉴别的前提下，就无比轻率地直接将所有的“college”都一概默认为“大学” ，但在另一方面， 难道我们就可以仅仅因为一所学校被冠以性质存疑的“college”，而不是明明白白的“university”，就断然将其排除在“大学”之外吗？ ——关键还是要看具体的语境，以及其他的一些相关证据。
所谓1881年狄考文向美国长老会提出将登州文会馆升格为“大学”的申请报告与计划书以及长老会后来的授权书，笔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看过原文，我甚至都不敢肯定这些原始史料现在是否依然存在，不过，从一些相关的着述中，我们也能窥见一点蛛丝马迹。
早在1908年狄考文刚刚去世之后，他在大学与神学院时的同窗好友 费丹尼 （ ），就花了两年的时间，阅读了其生前的大量日记和各类信函，最后着成一部名为 : Years a in , China. A 的传记，1911年在美国出版。非常凑巧的是，2009年，该书的两个中译本先后面世，一是中国文史出版社的《狄考文：一位在中国山东四十五年的传教士》（ 郭大松、崔华杰 译），二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 关志远、苗凤波、关志英 译）。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广西师大版的这几位译者当时还不知道该书作者的中文名叫作“费丹尼”，于是便直接将其姓名“音译”成了“丹尼尔·韦伯斯特·费舍”。
笔者现将该书（英文原版）中与登州文会馆的办学层次有关的部分内容分享如下——
另外，19世纪末在中国山东出生、长大的美国学者，燕京大学的创始人之一 郭查理 （Charles Hodge Corbett）先生，1955年在美国出版了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cloo) 一书（其中译本《齐鲁大学》则于1999年由珠海出版社出版， 陶飞亚、鲁娜 译），该书中与这一问题有关的部分内容如下：
由上可见，1881年2月14日，美国长老会山东差会寄给长老会本部的关于申请将登州文会馆更名的计划书中明确写道：
That the Boys High be into a , to be "The of ".
我英语不好，但我很想请教一下——这句话中的“College”一词，到底应该翻译成什么样的中文词语，才不是 “浑水摸鱼，混淆概念，误导读者” 的 “美丽的、故意的误译” ？
笔者专门去查找了一下部分国内学者在不同场合对此处的“College”的翻译，结果如下：
史静寰——“大学”、“学院”；
陶飞亚、鲁娜——“学院”；
郭大松、崔华杰——“大学”、“学院”、“书院”；
关志远、苗凤波、关志英——“大学”、“大学堂”。
难道说，上述几位学者，都是在“故意”误译，“浑水摸鱼，混淆概念，误导读者”？
当然，王伟教授说得很对， “college不一定是大学，有可能是大学，也可能是中学” ，那么，我们再一起来看看郭查理书中的几句话——
以上文字，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国门初开之时，某些外国教会曾先后在中国沿海地区最早的一批通商口岸如香港、上海、福州等地创办过一些以 “英华书院” （Anglo-Chinese College）命名的近代新式学校，但它们均为中学性质，而并未达到大学程度（full college grade），但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登州文会馆则是在1882年真正被“认可”为“大学”，也因此而被普遍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总之，此“college”非彼“college”也，在以上 两种“college”的意思对比如此明显 的语境之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误译”的可能——难道我们能将上面这个红框中的三处“college”统统都翻译成“中学”吗？！
我们还可以继续分析费丹尼书中的更多内容，由于长老会山东差会的计划书内容太长，该书未能详述，于是费丹尼便将山东差会请求为登州文会馆更名的主要原因概括为两大要点——
由此可见， 在长老会山东差会看来， 一方面，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省需要设立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而另一方面， 当时的登州文会馆，从课程、建筑与设备等方面来看，在事实上已经是一所“college”了 ，故希望其能够实现“名实相符”。
此外，山东差会还在其申请书中特别强调，登州文会馆已 拥有一套良好的物理与化学设备 ，并认为这是 全中国规模最大、分类最完善 的。另外，1897年，狄考文在给他的大学同学写信时，也充满自豪地称，登州文会馆当时已 拥有与美国普通大学一样好的仪器设备 ，其 数量 是他们早年在美国就读的母校——宾夕法尼亚州卡农斯堡的 杰斐逊学院的两倍多 ——
对于登州文会馆申请改名为“college”的主要原因，王伟教授曾指出：
最后，感谢我的同事陈立老师的帮助，他刚刚告诉我， 考狄文 使用college这个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学校形象以方便学校筹款。我回头再找陈老师要个出处。
事实上，具体出处就是费丹尼书中的这句话——
不过， 狄考文“使用college这个词”的用意究竟何在，与登州文会馆在当时究竟有没有达到高等教育办学水平，以及这个“college”是否可以翻译成“大学”，本身并没有直接的逻辑关系 ——我们总不能说，因为狄考文“使用college这个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学校形象以方便学校筹款”，就能证明这所学校并不是大学了吧？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费丹尼书中的这几句话：
也就是说，在费丹尼看来， 登州文会馆在1884年被美国长老会总部正式“授权”为“大学”之前的几年间，其事实上已经在高等教育领域做了不少工作，足以配得上“大学”的名号 ，与此同时，该校也 没有停止过对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继续维持 ——多么清晰而明确的 “三级学制” 体系！在这样的语境里，“college”一词到底应该意指“大学”还是“中学”，还有任何的疑问吗？！
综上所述，王伟教授所说的 “大胆推测，所谓‘大学’是英文翻译成中文时的错误，甚至很可能是一个美丽的、故意的误译——浑水摸鱼，混淆概念，误导读者” 的观点，很明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二、关于登州文会馆的“课程层次”与“入学条件”
王伟教授还认为：
虽然没有这两份文件，但丝毫不妨碍我得出结论，因为我有更加直接的证据。
登州文会馆究竟是否为大学层次的学校 ，在缺乏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登记的情况下（清末政府对于教会学校一般不予登记，任其自生自灭；登州文会馆既未在**登记，好像也没有在外国政府登记）， 最可靠的办法是根据该实际开办的课程层次以及入学条件等综合判断。 有意思的是，《中国靠前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一书一方面坚称登州文会馆是中国靠前所现代大学，另一方面也老老实实地全文收录了 登州文会馆1891年的官方 ，让我有机会一览其课程，这是 最大的证据 。结果果然不出我的预料，即使在1881年以后，在所谓 考狄文 通过长老会山东差会向美国差会本部正式提出“大学”申请，并且在1884年美国长老会差会本部“授权”登州文会馆为“大学”且冠以英文名称 或者 之后， 在1891年，登州文会馆的课程仅仅包括两个层次：备斋、正斋。 其备斋3年，相当于小学；其正斋6年，相当于中学。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所谓“高等科”、“大学科”，更没有文史哲、数理化等系科（）。
王伟教授在《中国靠前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一书中找到了登州文会馆1891年的课程内容，并据此认为其仅仅只包括“小学”和“中学”两个层次。不过，他并没有注意到，该书所收录的1913年出版的《文会馆志》一书 （笔者已查到《文会馆志》原书，以下所有的相关引文均以原书为准） ，在介绍该校历史沿革的相关内容中，还有这样一处记载：
自一八**年至一八七二年，计设学九载……
九载而后，学生之程度渐高，其品德日益进，来学者亦日益多。狄公知六年之期太迫，不足以竞造就，遂毅然 议添高等科 ，于是因时制宜，分置正、备两斋。 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于内； 备斋视高等小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
也就是说，按照狄考文在1872年之后“议添高等科”的办学计划，他所设置的 “正斋”实际上包含了“高等学堂”与“中学”两个办学层次，且以前者为主，故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相当于中学”。 至于何谓“高等学堂”，按照清末的学制规定，相当于 “大学预科” ，也就是高等教育的靠前阶段，其“属性和办学层次”显然已经超出中等教育的范畴了。
对于这个问题，《文会馆志》另有多处记载，如《学科》一节指出：“盖备斋之设，以尔时学界太稚， 别无小学、中学足备高等学堂之选，故不得不设备斋 ，以为储材之地。”
《收录》一节又指出：“文会馆成立之后，山左教会日见进步，潍县、烟台俱设有中学，乡间支会设有蒙学，故 正斋学生或由备斋擢入，或由中学选取 …… 持中学堂荐书来者，尽数收入正斋。 ”
《狄先生传》一文更指出： “向者之初等小学，一跃而为高等大学，相去只十余年耳。”
由上可见，登州文会馆的“正斋”以“备斋”毕业生或当地中学堂学生作为招生对象，其培养目标显然不会仅限于帮助这些中学生继续完成中学学业吧？否则的话，某些文会馆的毕业生也就不会以“高等大学”自命了。
王伟教授在后面还曾提到——
民国留美*治学博士张汇文先生在其文章《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中记载……张汇文先生的文章还附有一张 登州文会馆的毕业证书式样 ，是否是大学，从中亦可以清楚地判断出来。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登州文会馆的毕业证书式样”——
这个文凭式样上一共列出了30门课程，不过，在文会馆实际的办学过程中，也并没有让学生将这些课程全部修完，明显有所“缩水”。笔者在网上找到了一张文会馆学生 曹昆 1894年所获毕业文凭的照片，虽然不够清晰，但上面的信息还是勉强可辨。该文凭的实际内容与上述式样略有差异，而且只列出了20门课程的名称——其数量正巧与后来的北洋大学堂首名毕业生王宠惠1900年所获“钦字靠前*”“考凭”上的所列课程完全相等。
单纯从这些课程的名称上看，有些到底是属于高等教育还是中等教育的程度，尚难作出比较准确的断定，还需要结合每门课程所具体使用的教材情况作出进一步的考察，不过，有些课程如 微积学、心灵学 （即心理学）、 是非学 （即伦理学）、 富国策 （即*治经济学）、 测量学 等，别说是在100多年前了，哪怕是就我们今天的教育发展水平而论，全世界能有几所中学可以同时开设出这几门课程？而能够开设这些课程的学校，即使用100多年后的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再不济也是个大学专科程度吧！
对于登州文会馆的这套课程体系及其实际程度，旅美学者 刘广京 和 王忠欣 都曾有过较高的评价。1960年，刘广京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 Early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的论文，文中明确指出， 中国早期的基督教大学有4所建于1890年之前 ，它们分别是 （原文中有些地方表述不够精准，笔者已略作修改） ——
1882年 被认可为“大学”的 登州文会馆 （ ），为齐鲁大学（ ）前身；
1886年 开办高等教育的 北京汇文书院 （Peking University）与 1889年 开办高等教育的 通州潞河书院 （North China College），均为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前身之一；
1879年建校、 1890年 （另有1891及1892年说）正式开办高等教育的 圣约翰书院 （St. Johns College），为圣约翰大学（St. Johns University）前身。
刘广京先生认为，上述4所建立最早的教会大学，均有一个 6年课程 （例如 登州文会馆的“正斋” ），其内容及程度与当时 美国大学的预科及本科一二年级 大致相当。换句话说，这4所高校的毕业生水平，基本上可以达到同时期的 美国大学本科二年级 程度——放眼全国所有建于 19世纪末 的少数几所官办或教会大学，其 毕业生程度能够超过这一水平的 ，也只有一个 北洋大学堂 了。由于在这4所程度均与美国大学本科二年级水平基本相当的中国首批教会大学中， 登州文会馆正式开办高等教育及其最终被认定为“大学”的时间都是最早的 ，正因为此，它才会被很多教育史学者认为是 中国近代靠前所教会大学 。
至于王忠欣先生，他对登州文会馆的评价就更高了，1995年，他在其所着《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一书中指出：
在西方科学方面，登州文会馆设有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等课程。其中数学包括代数、几何学、三角和微积分，另外还有测量学和航行学。 这些科学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 除了自然科学，登州文会馆还开设一些社会科学课程，包括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学生在最后一年还要学习心理学、 逻辑学 （注：此处有误，应为伦理学）和*治经济学（当时称为 心灵学、是非学和富国策 ）。这3门课 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课程。
学校提供的课程与美国一般大学的课程不相上下，在中国则代表了较高的学术水平，该校成为早期基督教大学的佼佼者。
两相比较，笔者更倾向于认为，王忠欣先生对登州文会馆实际办学水准的评价可能略有拔高，而刘广京先生的观点可能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一些。事实上，《文会馆志》中的《狄先生传》一文曾明确指出： “先生设文会馆，授以高等学堂普通之学科。” 这也说明，登州文会馆当时的课程以普通的基础课程为主，尚无比较精深的专业课程， 其毕业生的实际程度至多相当于美国大学低年级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189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根据广大学生在四年本科期间不同学习阶段的基本特点，开始尝试将本校划分为前两年的“基础学院”（ ）和后两年的“大学学院”（ ），1896年又分别定名为 “初级学院”（ ） 和“高级学院”（ ），并于1900年开始向初级学院毕业生授予 “协士学位”（ ，又译“副学士学位”）。 后来，美国各地开始出现**的“初级学院”（ 两年制大学 ）。在笔者看来，登州文会馆的基本性质与办学层次，大抵与之相当。
有意思的是，在郭大松、杜学霞编译的《中国靠前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中，还有这样一段译文——
经笔者查阅，他们所翻译的 of 一书中的相关原文为：
The of study was now fully drawn out, the and the into a with a .
事实上，虽然登州文会馆在当时确已初具高等教育性质，但该校实行的显然是一种 “通识教育” ，而 并未开设任何一门学科专业 ，因此，这里的“classified”一词翻译成 “分了专业” 肯定是与史实不符的，它更有可能表达的是 “分层设学”、“分级教学” 之意。前面已经说过了，登州文会馆仅仅只是“授以高等学堂普通之学科”，其所开课程至多相当于美国大学本科二年级或“两年制大学”的水平，还没有足够的能力为学生提供较为精深的专业教育，也就暂时不可能设置专门的学科专业了。
1904年，文会馆迁至山东潍县，并改组为广文学堂。当时，清政府已在全国施行“癸卯学制”，教会学校虽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以其作为办学的重要参照。按照“癸卯学制”的规定，全国的高等教育共分为高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分科大学堂（大学本科）与通儒院（研究生教育）三个阶段。现在，我们来看看文会馆更名之后改定的 《广文学堂简章》 中对于该学堂学制的有关规定——
由上可见，广文学堂的“正班”以中学堂毕业生作为招生对象，因而毫无疑问属于高等教育办学层次。其学习年限定为四年或者五年，学生完成四年的学业之后，即可获得毕业文凭，并有三种出路可供选择——直接就业，继续留校学习一年，或是升入其他大学深造。据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广文学堂的四年毕业生 ，大致相当于当时全国各地“高等学堂”毕业生的程度，即 大学预科 水平，至于留校多学习了一年高等课程的 五年毕业生 ，则大致可视为 大学专科 程度。
综上所述，笔者对于登州文会馆办学层次的基本结论是—— 毫无疑问已经初步具备了高等教育的基本性质，但还没有设置专门的学科专业，也不能提供完整的大学本科教育，故其大致相当于美国的“初级学院”，或者我们今天的“大学专科” ，至于此等程度的学校能否被冠以“中国靠前所大学”之名，我们大可见仁见智，进一步开展讨论。
三、“老一辈学者”的认识真的“更为接近史实”吗？
王伟教授还指出：
对于登州文会馆的定性，还是 老一辈学者对此的认识更为接近史实 。民国留美*治学博士张汇文先生在其文章《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中记载，其父 张松溪 先生 1898年毕业 于登州文会馆。张汇文先生的文章还附有一张登州文会馆的毕业证书式样，是否是大学，从中亦可以清楚地判断出来。 请注意张汇文先生文章题目的措辞——“学校”，而不是大学。 张汇文先生在文章中也提到“大学”，但那是1904年登州文会馆与广德书院合并之后组建的广文学堂，张汇文先生特别提到一个情节： 有登州文会馆毕业生“升入”广文学堂。 如果登州文会馆早已是大学，为什么还要升入 另外一所大学 ？难道广文学堂在1904年就有了中国最早的研究生教育？到了这里， 任谁也无法再自圆其说下去。“中国靠前所大学”的故事到此为止。
很遗憾，这段文字开头的靠前句话，就是非常明显的 “先入之见” ——凭什么说“老一辈学者对此的认识更为接近史实”？！这与前文中所说的“以我的经验，但凡这种从英文翻译而来的‘大学’，我都 有罪推定 之”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此赤裸裸的 “双重标准” ，显然极其容易成为一种很有可能会严重干扰到作者本人对相关问题获得正确认知，并作出客观、公允的判断与评价的 非理性因素 。
事实上，张汇文先生的 《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 一文我以前也看过，现在又借此机会重温了一遍，但是，我对该文的观感与王伟教授恰恰相反——在我看来，张汇文先生这位“老一辈学者”关于登州文会馆的很多说法，哪里是什么“更为接近史实”，分明就是在 歪曲史实 。
该文开篇靠前句话就是——
先父张松溪（子清），生于一八七一年，原籍山东临朐县， 一八九五年毕业 于登州（今蓬莱县）文会馆……
由此可见，王伟教授所谓的“其父张松溪先生1898年毕业于登州文会馆”，实乃粗心之误。
张汇文先生接着写道：
一九六五年，他病逝北京。我于他遗箧中发现一本由文会馆校友王元德、刘玉峰主编的 《文会馆志》 ，引起了我很大兴趣。
……这本《文会馆志》，虽然 限于主编者的世界观，不可能反映它的本质和真实面貌 ，但也未尝不能 据此以充研究帝国主义者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侧面材料 。为此，我试 就该志所载材料，结合先父生前对我讲及的有关文会馆的点滴情事，提供史料 如后，供请有关方面参考。
虽然张汇文先生说的是“提供史料”，但更准确地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 他个人对于相关史料的介绍与解读，而非史料本身。 至于王伟教授颇为不屑地数次提及的 《中国靠前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 一书，反倒是将《文会馆志》一书的全部内容编辑、整理成了一个“排印本”，相当于是一件近乎原汁原味的 准一手史料 ，只要该书的编者没有蓄意地弄虚作假，篡改史料，那么，该书难道不比张汇文先生在遵照“据此以充研究帝国主义者对我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侧面材料”的原则指导下所作出的一篇 “二手”文章 “更为接近史实”？
我们先来看看《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一文在开头部分是如何介绍登州文会馆的历史沿革的——
至于文会馆，则又是广文学堂的前身。它是由美国教士狄考文夫妇在登州所办的蒙养学堂的基础上扩展办起来的。蒙养学堂创办于一八**年（同治三年），程度相当于尔后的小学。九年后，即一八七三年，添办了相当于尔后中学程度的所谓“正斋”课程，从而成为包括中学和小学两级制的学堂。办了三年，到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就正式定名为 文会馆 。以后，于一九〇四年，同英国浸礼会设在青州的广德书院 合并，迁到潍县，改组成文理科大学 ，这就是上述齐鲁大学的前身 广文学堂 。
诚如张汇文先生所言，登州文会馆的前身——登州蒙养学堂在1873年达到了中学程度，然而，对于文会馆究竟是如何发展为“大学”的，他却完全没有交代清楚。 假如文会馆在1904年之前一直都只有“中学程度”的话，那么，光靠与另一所中学（广德书院）进行简单的“合并”，就能“改组成文理科大学”吗？ 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我们还可以反问一句—— 既然张汇文先生认为由文会馆“改组”而成的广文学堂是一所“文理科大学”，那文会馆又凭什么不能算作“大学”呢？ 如果广文学堂这所“大学”是由文会馆这所“中学”“升格”而来，那么，证据又何在？事实上，张汇文先生在后文中也引用了《文会馆志》中的“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于内；备斋视高等小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于内”这句话，那又为何要对其中的 “高等学堂” 四个字完全视而不见呢？
其实，基本的史实再简单不过了——1873年，原本只有小学程度的文会馆刚刚设立“正斋”之时，当然只能刚刚达到中学程度，然而，在办理了几年的中等教育之后，自然也就慢慢地积累了继续开办高等教育的基础，最终，从1881年开始申请“升格为大学”，到1884年最终获得“授权”，完成“升格”的法律手续，这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如果没有1884年的这次“升格”，请问1904年的那所“文理科大学”又是从何而来？
至于王伟教授所说的“张汇文先生特别提到一个情节： 有登州文会馆毕业生‘升入’广文学堂 ”，据笔者查找，其原文如下：
文会馆前后办了卅一年，其入学人数无统计。但《文会馆志》附有一个《文会馆毕业生同学齿录》，列有历届毕业生姓氏、别字、籍贯、履历甚详。根据齿录名额一百七十人，加上 《广文学堂毕业生同学齿录》所载，由文会馆升入广文学堂而在广文毕业的前四届毕业生 名额卅六人，两计为二百零六人。
据笔者查阅《文会馆志》一书中的相关内容，《广文学堂毕业生同学齿录》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
文会馆之迁潍也，所有生徒而同迁之，故广文学堂首四班毕业生无一非文会馆所养成者，再后各班间有非文会馆人，然异源同归，未可区别，取而同列，盖示亲慕，非盗美也。
据笔者揣测，张汇文先生所谓的 “由文会馆升入广文学堂而在广文毕业的前四届毕业生” ，大抵是对《文会馆志》中的 “广文学堂首四班毕业生无一非文会馆所养成者” 这句话的准确含义产生了严重的 误读 ——将其中的“养成”一词，错误地理解成了提供“生源”、“升学”之类的意思。
我们试想一下，既然文会馆要迁址并改组，那么，该校原有的那些尚未完成学业的广大在校肄业生，当然就得随着学校一起迁入（或者说转入）更名、重组后的“广文学堂”，以便继续完成学业了——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文会馆志》中的原文也说得非常清楚—— “文会馆之迁潍也，所有生徒而同迁之” ，请注意了，是“迁之”！可不是什么“升入”。
另外，在1904年文会馆合并、改组为广文学堂之际，当年以该校名义毕业的最后一届毕业生又去了哪里呢？在《文会馆志》一书中，《广文学堂毕业生同学齿录》前面，还有一个 《文会馆毕业生同学齿录》 ，里面交代得清清楚楚——
这就尴尬了——在登州文会馆1904年的全部13名毕业生中，不仅没有任何一人“升入”广文学堂就读，反倒有3人成为了广文学堂的教习！言已至此，借用王伟教授的一个小小的措辞，他所谓的 “有登州文会馆毕业生‘升入’广文学堂。如果登州文会馆早已是大学，为什么还要升入另外一所大学？” ，是不是可以 “到此为止” 了呢？特别是后面那句话，其表述本身就是很不严密的—— 登州文会馆与广文学堂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所学校 ，又何来“另外一所大学”？
事实上， 在1904年文会馆的最后一届毕业生毕业之后，紧接着，1905年，广文学堂便产生了靠前届毕业生 ，完全可以说是“无缝对接”，而这也充分说明文会馆此次的迁址、合并与更名，并没有影响到学校 办学的连续性 ——仍然是文会馆的原班人马在更名后的广文学堂继续按照以往的教学进度正常办学。我们试想，假如广文学堂这所由文会馆更名、改组而来的“大学”的学生系由文会馆“升入”的话，又如何能做到开办仅一年便产生了靠前届毕业生？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广文学堂系由登州文会馆与青州广德书院“合并”而成，但“广文学堂首四班毕业生无一非文会馆所养成者”，其主要原因便是——当时与文会馆合并的那所 广德书院 ，乃是一所真正的 “high school” ，该校在与一所“college”合并后的头几年里，原有的那些学生自然根本无法跟上后者的教学进度，因此，直到4年过后，广文学堂的各届毕业生中才 “间有非文会馆人” ，这一现象不也正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文会馆的高等教育性质吗？
综上所述，张汇文先生一方面指出广文学堂系由文会馆“合并”、“改组”而来，并将其性质认定为“大学”，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将广文学堂的主要前身文会馆认定为“包括中学和小学两级制的学堂”，至于文会馆后来究竟是如何通过“合并”和“改组”摇身一变成为“大学”的，却未作任何说明，留下了一处巨大的空白，对此，笔者再次借用王伟教授的一句表述——这才是真正的 “任谁也无法再自圆其说下去” 吧！
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张汇文先生的文章中还指出：“据《文会馆志》所载该馆第三任校长（原称“监督”)柏尔根的英文序言，称：该馆是 中国靠前所教会学校。 ”于是，笔者又去查了一下《文会馆志》，发现柏尔根的原文其实是这样的——
The book a labor of love, and is to keep in the which was the first of in China , and where so many young men a of both and .
此处的“Christian Colleges”，到底是应该翻译成“教会学校”，还是“教会大学”呢？说实话，我们完全可以不考虑翻译问题，仅仅只是从历史常识的角度出发，就可以下结论了——在登州文会馆诞生之前，中国的土地上早就已经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教会学校”，这可以说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基本常识，身为堂堂的登州文会馆第三任馆主、广文学堂靠前任监督的柏尔根，绝对不可能犯下自认为本校是“中国靠前所教会学校”这种极其低级的常识性错误，而只有可能认定本校为“中国靠前所教会大学”。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中国靠前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一书对柏尔根这篇英文序言的翻译——
言已至此， “老一辈学者” 张汇文所写的《一所早期的教会学校——登州文会馆》一文与 当今的学者 郭大松、杜学霞编译的《中国靠前所现代大学——登州文会馆》一书，到底哪一个 “更为接近史实” ，具有更高的可信度，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已经明白无误地揭示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张汇文先生的文章，对《文会馆志》这一史料出现了多处 误读 或者 曲解 ，而且在字里行间对他父亲的这所母校多有 刻意贬低 之意，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最真实的原因，恐怕只有张汇文先生自己最清楚了，笔者实在无法、也无意去臆测——我只负责揭示这种确凿无疑的蓄意贬低的行为本身。
结语 呼唤理性 尊重事实
综上所述，王伟教授关于登州文会馆到底是不是“中国靠前所大学”的此番论证，不管是从 证据 还是 逻辑 的角度而言，都存在着诸多漏洞，可以说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在笔者看来，王伟教授最大的错误，便是其 “立场先行”、“先入为主”的巨大偏见 所直接导致的赤裸裸的 “双重标准” —— 对于所谓的“老一辈学者”就自然而然地过度尊崇与盲目信从，而对于同时代的学者就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有罪推定”， 也就是说， 针对不同的特定群体，分别将“有罪推定”与“无罪推定”的相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滥用。 这种 非理性的学术态度 ，所造成的错误结果便是——张汇文先生的文章中通过 歪曲史料 而在客观上形成的多处 “伪证” ，被王伟教授不加分辨地 轻易采信 ，而众多同辈学者对登州文会馆申请升格为“大学”这一事实的完全 正确、合理 的翻译，却被一概 “有罪推定”为“误译” 。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我们试想，假如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司法实践完全被这种 预设立场的主观偏见 、而不是价值中立的客观态度所主导，而又不能得到及时的矫正，那该会制造出多少 冤假错案 啊！！！
不过，对于王伟教授的这条长长的朋友圈，有一点我还是表示高度赞同的——
以前的大学都不敢往教会大学身上靠，唯恐粘上崇洋媚外的嫌疑，现在时代不同了，教会大学突然成了香饽饽，谁都想往上 考 ，反正1952年院系调整时一团乱麻，最适合乱中取胜，就看谁的 胆子大 ，谁的 脸皮厚 。平心而论，山东大学与登州文会馆的确有 拐弯抹角的关系 ，这无须否认，但为了拔高形象而把登州文会馆推举到“中国靠前所大学”的高处，恐怕就是狄考文也不敢接受这顶高帽子。
一点没错，我们中国的某些大学，以前对教会大学可以说是唯恐避之不及，如今竟然又变成了唯恐“抱”之不及，真是从这个小小的侧面把某些国人 “只计利害，不问是非” 的反科学精神与浮躁、功利的不良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拿刚刚举办了120周年校庆的山东大学来说吧，最近十多年以来，该校对于事实上跟本校的确只有一点“拐弯抹角的关系”的登州文会馆，简直就是极尽 过度攀附 之能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 错误、虚假和浮夸的校史宣传 （包括对清末的山东大学堂亦是如此），就差没有彻底改换门庭、直接宣称自己1864年建校了！（所幸山东大学的领导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最终迈出这危险的一步，倒挺令人欣慰的，还望山大校方继续守住这个“底线”）事实上，不管登州文会馆到底是不是“中国靠前所大学”，这顶“高帽子”也无法“拐弯抹角”地戴到山东大学头上来啊！
总之，虽然笔者在关于登州文会馆的很多具体问题上跟王伟教授观点相左，但我也完全相信， 真理一定是越辩越明的 ——只要我们大家确实都是真正地把“求真”视为学术辩论的终极目标，而不是把功利与虚荣置于事实之上。在这一点上，笔者和王伟教授理应是一致的。
最后，如果说登州文会馆究竟是不是“中国靠前所大学”仍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话，那么，当我们将这个问题稍微缩小一点范围，严格地限定于“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靠前所现代大学”的话，答案就是确信无疑的了——1895年诞生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朋友，可参阅笔者去年写的一篇科普文章（现已修订、扩充为专业的学术论文，即将正式刊行）——
最后的最后，这已经不是我靠前次公开批评法学学者在“跨界”谈论教育史时所留下的种种“硬伤”了，上一次的批评记录可参见—— 《“源流百年”的“珞珈法学”，和张之洞有什么关系？》
2021年1月草成
2021年10月改定
于武昌珞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