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日益重视当下的、个体化的生活体验，且致力于追求多重目标之下权衡与选择的自由。生育行为逐渐从传宗接代的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并日益服从于美好生活的追求。”
最近，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2期的一篇文章指出，需要承认农民价值体系整体变迁的基本现实，并正视农民对于生育成本日益增加的敏感性。要真正让年轻农民敢生且愿意多生的关键是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尤其是要减轻生育行为对于女性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影响，通过适度分担农民家庭的生育成本，释放农民的生育动力。
文章称，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地区的消极生育意愿较低，很少有人主动选择终身不生育，即大部分农民家庭都会选择至少生育一个孩子，但对于二孩及以上胎次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该文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作者李永萍为南开大学周*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皖南Y村距离当地乡镇集镇3公里左右，是一个普通的农业型村庄。相对于偏远中西部农村而言，Y村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较高，50%以上的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其中有不少村民在外办厂或经商。
李永萍注意到，当地新生代青年的二胎生育意愿并不强，很多年轻人明确表示不愿意生育二胎，更不可能生育三胎。如果将调研范围内新生代青年视为一个整体，其生育二胎的比例为50%左右。如果将“80后”和“90后”分开来看，还会发现“90后”的生育意愿还要明显低于“80后”。
年轻农民的生育意愿何以降低？从“女性生育成本”出发，李永萍表示，由于夫妻之间已经没有“谁主内、谁主外”的刚性分工，生育以及抚育的漫长周期限制了女性参与市场的机会和空间，并影响女性的职业流动和职业晋升。如此一来，年轻女性在面对生育抉择时会更加慎重，生育意愿普遍降低；
由于夫妻平权以及年轻夫妻之间的强情感关联使得年轻男性在生育问题上大部分都听从妻子的意见，而家庭权力由父代转移至子代也使得公公婆婆在生育问题上难以对儿媳妇直接施压，生育决策逐渐演变为年轻女性主导的个人决策；
另外，互联网时代快速的信息传播和方便的信息获取，使得女性群体主动或被动了解了很多与高生育成本相关的信息，进而导致年轻女性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会更加谨慎。
在“家庭教养成本”维度，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在提高。在李永萍看来，家庭教养成本提高使得年轻女性的生育意愿很容易得到其丈夫的积极回应，年轻夫妻在生育意愿上更容易达成共识。
“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李永萍文章分析称，传统乡土社会中农民的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人们倾向于多生且具有很强的男孩偏好。然而，随着乡土社会变迁和现代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传统生育文化对人们的影响逐渐式微，生育主体的自主性增强，生育价值由家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体本位。
此外，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生育决策是家庭本位的，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在生育决策上并不具有太大话语权。而在当前的乡村社会中，生育决策虽然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但年轻女性在生育决策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作为生育主体的年轻女性在生或者不生、生多生少等问题上都具有较大主导权。这意味着，相对于由父代主导的家庭本位的生育决策而言，由年轻女性主导的个体本位的生育决策使得生育行为具有更多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成为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理由。
文章最后总结道，生育价值观由传统乡土社会的终极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为主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情感性价值为主，这为农民家庭接受“少生”奠定了基础；而家庭生育决策权由父代主导的家庭本位逻辑转变为年轻女性主导的个体本位逻辑，使得年轻女性的个体生育意愿有了更多表达和实现的空间。可见，对于农村新生代青年而言，他们在决定是否生育二孩时主要是从生育成本出发，生育政策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式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