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和，1920年生，宁夏海原人，不到16岁时即在家乡参加红军，亲历了红军会宁会师、山城堡战役、平型关战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八路军南下华中、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昌警备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5年3月晋升为大校军衔。2015年9月1日，张元和作为老兵代表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世界反**战争暨中国人民**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本文根据整理者2015年12月对张元和的采访写成，那也是老人生前最后一次系统地回顾一生。2016年6月，张元和在南昌病逝，享年96岁。
首战平型关
卢沟桥事变以前，我所在的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在宁夏、陕北、甘肃这个范围内活动，西安事变爆发后，在甘肃庆阳、平凉与陕西交界的地方集结训练。七七事变后，鬼子由北向南进攻，我们从陕西出发抗战，在三原县由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打的靠前仗就在平型关。
平型关那个地方靠近河北边界，过了太原往北大概有几百公里的样子。那时，我们从三原出发，先步行到韩城，从韩城渡过黄河到山西，由山西侯马坐上阎锡山的火车到太原以北，下了火车，再步行到平型关。当时下大雨，哗哗地昼夜不停。我们的部队没有像样的布鞋，而是从破衣服上撕下烂布条，像编草鞋那样编出鞋子来。山西地面到处都是石头，这种鞋禁不住石头磨，而且雨天泥泞，都泡烂了。没有鞋，我就把绑腿缠在脚上，到后来干脆就光着脚走，走了晚上，脚都磨破了。一直走到离平型关大概还有几十里的地方，有当地老百姓做了布鞋送给我们，我才拿了一双穿上。老兵们都有经验，脚上穿一双，身上还要背一两双。行军间隙，他们就把那些破衣服、破绑带拿来编鞋，我也跟着学。我们一路走一路下雨，衣服鞋子破的破，烂的烂，当时是怎么走过去的，现在想起来都搞不大清楚了。
抗战期间，要从行军来讲，打平型关是最急的，不仅翻山越岭，而且过河时都是直接过去。因为敌人要争取时间过平型关，而我们要抢在敌人前面赶到平型关抢占阵地。平型关是一道山口，北面是山，南面也是山，中间是一个走廊，走廊有十来里路的一段，是一个深沟，人、车都要经过这个深沟里一条不宽的公路。深沟两边是台阶形状的山地，一层层的，汽车既上不去，又下不来。鬼子的汽车有百十辆，运输物资的都有棚子，坐人的大部分没有，这些车就沿着那个山沟走。我们的部队先开了枪，把鬼子最前面的汽车打坏，整个车队就停下来了。部队一打枪，敌人都晕头转向，不知道子弹是从哪儿来的，有的站在车上东望西望，有的就慌忙跳车，钻到车子底下。我们很快就发起冲锋，一起扑上去，直冲到敌人跟前。平型关战斗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打**的靠前仗，消灭鬼子坂垣师团1000多人。
刚进中国时，**的武士道精神比较顽固，我们想抓个俘虏，那得好几个人对付他一个，连抓带拖的。被打伤的鬼子，我们抬回来给他换药，他却拒绝，叫他吃饭，他还用脚踹。但到了1942年以后，日军的老兵伤亡比较大，新兵比较多，年轻人的武士道教育不是那么深厚，还想家，战斗力就大大地削弱了。我们俘虏了日本人，经过教育，就让他们到战场上去喊话。喊话原先是我们学习用日语喊，但喊起来总不是那么真实，鬼子一听就知道不是他们本国人，所以后来就教育俘虏来做宣传瓦解工作。此外，还叫他们写传单，由我们的秘密人员带到敌人据点附近，通过伪军偷偷带进据点散发。
这些宣传瓦解工作，有秘密的，也有公开的。公开的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呢?就是围了敌人的据点以后对敌人喊话。我们要么把传单用小炮打进去、用弓箭射进去，要么就撒在据点周围。那时我们俘虏来的日本人不少，基本上每个单位都有日本人去喊话，也都比较熟练。但日本俘虏也不都在前线，有一些在部队领导机关做文字翻译工作。
粉碎“九路围攻”
1938年4月初，日军分九路围攻晋东南地区的**根据地和中国军队。于是，我们又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我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的旅长徐海东很能打仗，前些年有部电影叫《徐海东喋血町店》，讲的就是这期间的故事。反“九路围攻”中，张店和町店这两场战斗打得比较艰苦。
张店位于山西南部，靠近长子县。打张店，是敌人进攻、我们防守。我那时刚从营通信班下到连队，负责扛机枪。打着打着，敌人退却，我们就在后面追，看着敌人跑到哪里，架上机枪再打。我当时刚扛机枪，还不完全熟悉，机枪上有个提把，提枪的时候应该去抓那个提把，但战斗中一着急，机枪刚架起来打完以后，我上去就猛抓那个枪管，“刺啦”一声，手一疼，我一看，都焦了。那个时候年轻，也顾不上疼，换只手，提着提把继续追击敌人，看到敌人，马上又趴下来，架上机枪接着打。
打町店的时候，我们的机枪班班长一开始就牺牲了，三个机**，一个牺牲，一个负伤，只剩下我一人。我一边打枪，一边还要压弹，压弹的时候，机枪就空着没人打，只能等压好了弹，装在枪上再来打。那时候没有压弹机，需要用手一个一个地压，当然比较慢，往往子弹还没有压满，敌人都冲到跟前三四十米了，哪里还来得及!只能压上几颗，哒哒哒，压上几颗，哒哒哒。一压弹，机枪火力一停，敌人就来得更快了。一个步兵班的班长看见了，就对我喊：“张元和，你一个人?”我说：“没办法啊，一个人，班长你叫个人来给我压子弹吧!”一会儿真给我派来个战士，但他没用过机枪，不会压弹。压弹这项工作，要压下去再推上去，压一个推一个，光压下去，子弹不齐，就打不成连发。他不懂，我也来不及教，打起来就一直不连发。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把弹夹卸下来，往地上磕，一磕，子弹就整齐了，再拿来装上，就连发了。哒哒，哒哒，哒哒，总算是打退了敌人。
反“扫荡”
1940年以后，*中*要求扩大根据地，还要八路军南下支援新四军，于是组建了八路军第二纵队，左权兼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三四四旅被编入第二纵队。4月，为落实“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和100多名干部东进南下，我当时任营组织干事，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们由山西到河北，由河北到山东，由山东到安徽，到了安徽的蚌埠、涡阳、蒙城一带活动。皖南事变后，我们又从安徽到了江苏，编入新四军序列，我所在的是新四军第四师(后改归第三师建制)。
1941年下半年，我们部队到了淮海区。那时候，我们大部分的根据地在盐城、淮阴以北，一直到陇海铁路以南连云港的板浦地区，包括沭阳、灌云、淮阴、涟水、泗阳、宿迁这几个县。在板浦以南，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河，叫盐河，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河，叫六塘河，我们就在这些河围成的范围内活动，打游击，这些河我们都经常过。灌云县城当时叫东新安镇，还有一个西新安镇，在现在的新沂。这些地方都属于淮海**根据地。
那时敌人在县城，县城30里周围的地方是敌占区，30里以外就都是根据地了。作为营组织干事，我曾带部队上大伊山，三次到过离板浦镇只有七八里路的地方。板浦的敌人经常出来“发洋财”，抓老百姓，我们就一直逼到敌人据点跟前，逼得敌人不敢出来。我们部队还去那一带侦察过地形，准备趁敌人出来“发洋财”的时候打伏击。我记得那个地方长着很高的芦苇荡，蚊子特别多，我们就在芦苇荡里面埋伏。只可惜最后敌人没敢到跟前来，后来我就离开这个地区了。
1941年以后，敌人经常来淮海区“扫荡”，我们就针锋相对地反“扫荡”。原先反“扫荡”，用的是“围点打援”的方法，敌人来攻，我们防守，敌人攻不进去，后头增援的又来，我们就打他的增援部队。随后改用“敌进我进”策略，比如说敌人向某村进攻，我们就在村里留一少部分人牵制敌人，让敌人以为我们还在这个地方，但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在夜间悄悄地转移了。转移到哪里去了呢?转移到敌人的据点去。你来攻我，我就攻你，敌人发觉“后院起火”就慌了，怕中埋伏，赶快撤走，我们就在他们回去的路上打埋伏，即使不能全部消灭，也能消灭一部分或抓到一部分。
无论是“敌进我进”，还是打埋伏，都要事先掌握敌人的行动情况，这方面主要是通过“内线”获取情报。敌人的据点里一般都有我们的“内线”，通过伪军的内部关系来掌握情况。据点外边也有我们的人，往往化装成商人、农民，伪装成一些闲逛的人。敌人一有行动，必须动用伪军，伪军一了解这个情况，我们的“内线”就通知外边的人，然后再告诉部队。得到情报后，我们根据敌人的兵力、行动部署、所带的武器，分析敌人是不是要来抓民夫、“发洋财”。掌握情况后，我们的部队就在夜间悄悄地走出村口，提前去埋伏起来。
尽管是晚上秘密行动，还是要做好迷惑敌人的工作。例如要到北边去，却向南边走，走过几里路拐个弯，再向北边走。你看我向北走，实际上我到南边去了;你看我向西走，实际上我到东边去了。游击战，就是要神出鬼没，让敌人摸不透。
打游击，有时也有些缴获，但在战争年代，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什么“这个东西是你的”“那个是我的”这种概念。有一次，我打仗得了件鬼子的呢子大衣，穿在身上去开会，被东海县委书记李铁民看到了。“哎呦，你这是发了‘洋财’了，不错啊，很好嘛!就是你穿着有点大了吧?”李铁民说。他个子比我高，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他是想要却不好意思开口。于是我说：“是大了，你拿过去穿吧!”那会儿大家的关系都很好，打仗发了“洋财”，大家都跑来问：“有什么好东西啊?拿来看看啊!”没人特地把好东西留给自己。
清除叛徒
1942年下半年，新四军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把主力团都分配到各个县大队，这里一个营，那里一个连。我们团被分到淮阴地区的灌云、沭阳、涟水一带，我被调到滨海大队*治处组织股当干事。滨海大队的大队长叫王志增，后来担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政委叫吴书，抗美援朝牺牲了;副大队长叫孙良浩，后来转业到上海，前些年也去世了。
1943年初，我们除掉了一个叛徒，叫宋沛然，原来做过灌云、沭阳县委书记。那是一个晚上，我接到命令，带着一个连去他家里抓人。我们冲进院子，他的警卫把门打开，想要往外冲，被我们打倒在地。冲进屋里，没看到宋沛然，只看到他的夫人坐在木床上，身下垫了个草垫子。她老是坐在床上不下来，不说话也不动，我就觉得很奇怪。战士们把她拖了下来，然后我就去翻那张床，发现在床板下面有个大洞，宋沛然就缩在里面。他当时手上还拿着一把小手枪，被我一把夺了过来。我把他拖出去，拖到门外就枪毙了。印象中宋沛然是大个子，当时交代的任务就是要清除叛徒。
刮骨疗伤
1943年上半年，滨海大队六连的连长牺牲了，我被任命为连长，从*治干部变成了军事干部。当连长不久，上级就命令攻打王庄据点。王庄据点在灌云地区，大伊山向南20多公里，是一个*的土圩子，圩子的四角有四个碉堡，也叫“炮楼”。没打之前，我先到据点周围查看地形，琢磨要怎么个打法，部队要从哪里进攻，怎么接近。因为是白天，炮楼前面一片开阔地，彼此看得一清二楚。我在周围还没有转到一圈的时候，从炮楼上打来一颗子弹，打穿了我的右肩膀，胸口的钢笔也被打坏了。由于我这个连长负伤了，王庄据点就没有打。
这次负伤拖的时间比较长，因为骨头被打碎了，碎片一直留在里面取不出来，身上肿得很厉害。经常眼看着要好了，但接下来没几天，又流脓，肿起来，如此反反复复。这可怎么办呢?当时那些医务所都在地方隐藏，实际上就是在老百姓家里。伤员、病号都住在老百姓家，换药也要到老百姓家里。医务所里有位医生，专门到我那里看了看，说要把我的手臂给锯掉。我一听，连忙说不行，锯了以后我还怎么拿枪?那时条件很差，即便要锯，也只能用老百姓锯木头的锯子。有位小战士被子弹打中，不得不从臂膀处把胳膊锯掉了。
我不愿意锯，那位医生就用刮刀刮那些碎烂骨头。刮骨头比割肉还疼。医生先把碎骨刮平，再把烂肉烂皮都刮出来，最后把纱布填进去，将碎渣子取出。疼得我浑身发抖，像火烫一样，直说“受不了”。好在那时年轻，还是坚持了下来。从那以后也就彻底好了。
继续在淮海地区战斗
肩膀的伤好了以后，我到位于沭阳马厂的淮海军分区兵工厂当*治教导员。1945年6月，我被调去参加整风学习，地点在阜宁的东沟、益林地区，靠近黄克诚的师部。整风学习时，我所在的是中级干部整风队，主要是学习中央文件、国际形势，听首长报告。原来准备学三个月，但只学了个把月。8月的一天上午，黄克诚师长为我们做形势报告，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没有特殊情况，我们的仗还要打多少多少年。结果第二天**就宣布投降了，所以我对他“特殊情况”的“特殊”二字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党的干部讲话有分寸，留有余地，没有把话说死，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就是那个“特殊情况”。
鬼子投降了，我们新四军部队接着就要北上东北，中级干部整风队马上解散。因为时间紧张，我们就拿个小本子写自传，只是大概地说一说，然后学员就各自回原单位。我回到淮海军分区，那时的军分区政委叫吴信泉，司令员是刘震。主力部队要北上东北，吴信泉就下命令，逐个分配任务。我被派到地方上临时组建的淮海军分区第三团，任三团一营教导员，拿着介绍信就去上任了。因为没有跟着主力去东北，所以解*战争中，我一直都在淮海地区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