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写的纪念衡定民老师的文章，在我们荆隆宫乡教育界和书画圈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纷纷留言，表达对衡老师的追思。办一个衡老师遗作展的设想也提上日程，现在已征集到的不少遗作。如果最终这个愿望能实现的话，也略可告慰老师的在天之灵了。在衡老师教我物理课的同一时期同一所学校里，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敬重的老师，也必须大书特书一笔，他就是教我们化学课的李**老师。
李老师和衡老师都是三姓庄村人，而且同一个办公室，所教的学科又接近，又都是值得敬重的好老师，所以我们总是把他们两位相提并论。李老师老家并不是封丘的，这从他的口音中就可以听出来。他老家是卫辉的，口音轻，初听他讲课有点不太习惯。他声音也很轻柔，听起来更加费力，大概他是知道的，所以他说话、讲课总是很慢。时间长了，也就适应了。李老师高高瘦瘦，温文尔雅，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李老师是上过大学的，而且是相当好的大学，学的还是高科技。只可惜大学没上完就解散了，那些没完成学业的准大学生被提前分配到农村广阔天地，服务于农业农村农民了。李老师来到了封丘县荆隆宫乡，并在此安家落户，这一来就是一辈子。我想，如果大学没有解散，李老师是有可能成为科学家的，至少也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在城里安家。可生活没有如果，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中是无法掌握航向的。李老师大半辈子充实地“蹉跎”着自己的年华和才华。人常说，人生如戏，一般来说，一个人演好一个角色就不错了。可李老师至少成功诠释了三个角色。于职业而言，他是一位业务精湛、兢兢业业的好老师；于家庭而言，他是一位好善于管理、勤俭持家的好农民；于社会而言，他又是一位仁心宽厚、妙手回春的医生。
当时李老师教我们化学和生理卫生课，据说，他以前还教过数学和物理。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曾问过他一些数学和物理难题。李老师好脾气，即便看出来我们“不怀好意”，也总是耐心解答。李老师讲课也非常细致，但他不拖堂，时间总是安排得恰到好处。据小道消息，衡老师家有一位贤内助，地里的家里的活基本不用他操心；李师母则体弱多病，尽管他身体也不太好，但他却要兼顾起家里家外的一切。这传言多半是对的，因为在一次麦收时节的自习课上，我们做着习题，李老师伏在讲台上睡着了。我们看见了，都很心疼，尽量不发出声响，好让李老师多睡一会儿。可他只是打了一个盹，随即清醒过来，又批改起作业。不久，又用他浓重的卫辉口音，耐心地讲解起来。到了冬天感冒流行的时节，李老师便在煤炉上煮壶醋，说是预防感冒。不一会儿，教室里就响起此起彼伏的喷嚏声。说李老师爱生如子，一点也不为过。亲其师则信其道，对理科不感兴趣的我，竟然物理、化学、生理卫生都学得很好，实在是衡老师和李老师的功劳。
那个时候，农村还没有机械化。种地全靠牲畜和人力。李老师家人口多，上边几个女儿，最小的是儿子，和我们一个班上学。种地基本上靠他一个人。我无法想象，文弱的李老师是怎么使唤那个倔强的毛驴的。他又是如何把十几亩的麦子收割、装运、晾晒、碾轧、扬净、入仓的。这是一个非常琐碎而辛苦的过程。“过一个麦季，脱一层皮”，这说法一点也不为过。李老师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和地里的收成，供应了好几个大学生。李老师不仅是地里的好劳力，在家里也是一位好主夫。他会做饭，甚至村里的红白喜事也请他参忙，不亚于一个专业的厨师。他会做衣服，乃至绣花、打毛衣这样的细发活，也难为不住他。他还会自己打制家具，编篮子筐子。他是远近闻名的“百事通”。
李老师最拿手的，是他的医术。这也全靠自学，按他的话是久病成医。他西医中医兼通，尤其擅长针灸。办公室和家里都是他的诊所。他看病不收钱，不卖药。开个药方，你自己想去哪儿拿都可以。他在我村教过几年学，几乎认识了村里所有的人。因为几乎所有的人家都请他去看过病。他的办公室门上，贴着一张课程表，提醒人们，要趁他没课的时候来看病。我儿子三岁的时候，还跳不起来。他说是两条腿发育不平衡。他用针灸调理了几天，慢慢恢复了正常。儿子脾胃也不好，消瘦，也是经他的手调理好的。母亲卧病在床，骑摩托车把他载了来，看过病留他吃饭，说什么也不肯。经他的手，不知让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无论再忙，他都很耐心地给人看病。看好了，别人说感激的话，他淡淡一笑；也有看不好的时候，有人不通情理地埋怨几句，他也不辩解。他就是这样一位宽厚的长者，让人挑不出瑕疵的完人。
李老师退休后，又在学校代了几年课。有一次，我要讲一节公开课，要求必须用幻灯片。我之前从未接触过。李老师主动帮我制作，讲课的时候又守在幻灯机前帮我操作。实际上，我俩并没有深交。他就是这样一位好人，热情地不求回报地去帮助每一个人。后来，李老师被乡办里的医院请去，做了几年“专业医生”。再后来 ，又去市里带孙子了。从那以后，我再没见到过他。算起来，李老师应该有八十岁了吧。仁者寿，我相信李老师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