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富士康“员工跳楼”风暴
一串令人扼腕的名单
2010年1月23日，富士康员工马向前（19岁）坠楼，身亡。
2010年3月11日，富士康一李姓男工坠楼，身亡。
2010年3月17日，富士康新进女员工田玉从三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
2010年3月29日，富士康一男性员工（23岁）从宿舍楼上坠下，身亡。
2010年4月6日，富士康女工饶淑琴（18岁）坠楼，住院治疗。
2010年4月7日，富士康宁姓女员工（18岁）跳楼，身亡。
2010年4月7日，富士康一男员工（22岁）跳楼，身亡。
2010年5月6日，富士康员工卢新（24岁）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
2010年5月11日，富士康员工祝晨明（24岁）从租住房屋的楼顶跳下，身亡。
2010年5月14日，富士康员工梁超（21岁）从楼顶跳下，身亡。
2010年5月21日，富士康男工南刚（21岁）从楼顶跳下，身亡。
2010年5月25日，富士康男工李海（19岁）清晨坠楼，身亡。
2010年5月25日，富士康贺姓男工（23岁）深夜坠楼，身亡。
2010年5月26日，富士康一男性员工深夜从宿舍楼顶跳下，身亡。
2010年5月27日，富士康一女性员工坠楼，重伤。
全国的媒体闻风而动，涌向深圳，400多名记者围在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的门口，十几台摄像机架在员工进出的南大门，主持人手持话筒日夜守候，准备靠前时间报道跳楼事件的最新进展。
整个富士康、整个深圳都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什么原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年轻人这样接连抛弃自己的生命？
从相关媒体的报道分析来看，主要原因应该有以下七点。
一、“血汗工厂”压榨的结果
所谓“血汗工厂”这一称呼最早来自英国《星期日邮报》一篇标题为《iPod之城》的报道，称“苹果的旗舰产品iPod主要由女工生产，她们的月收入仅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但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5个小时”。国内某媒体立即随后发表了题为《员工揭富士康血汗工厂黑幕：机器罚你站12小时》的报道，称“辛苦一个月的报酬大约为1000多元。生产线上没有凳子，除了少数员工之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站立工作，连续12个小时不停干活”。
从现实来看，这两篇报道披露的事实性细节都不够准确。坠楼员工马向前的家属透露若将加班工资计入，其月收入有2000元，比较满意。另外，富士康是包吃包住的，如果在外租房每月会有300元的补助；吃饭补助以每天11元计算，但以伙食水平看，即使每月补贴1000元也达不到在富士康食堂吃的水平。另外，富士康的医疗保险福利等也是不错的。以此计算，普通员工加上加班费，月收入应该在3000元以上。这个收入绝对值并不高，但相比较中国一般企业已经非常不错。
此外，加班并不是只在富士康一家企业存在的现象，深圳人都加班。加不加班还是员工衡量企业好坏的标准，加班就有更多的钱赚，不加班说明企业订单少，不牢靠。郭台铭说“员工喜欢加班，因为多赚钱可以回家买房子”，这话听起来不顺耳，却道出了大部分事实。
郭台铭否认富士康是“血汗工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乔布斯也公开声援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从相关数据来看，说富士康是“血汗工厂”确有不妥之处。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厂”，那么中国的不少企业应该都有“血汗工厂”之嫌了。
二、军事化管理，缺乏人性关怀
富士康前执行顾问信怀南在描述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时说，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但绝对是一个高压锅。在郭台铭的血液里，有军事管理的基因，因此员工的压力颇大。在富士康做事，绝对不会嘻嘻哈哈的。富士康的文化就是研究如何在竞争力上高人一等，要做的三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产品要好”、“生产产品的时间要快”、“成本要便宜”。
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看，“产品要好”、“生产产品的时间要快”、“成本要便宜”，这三个要求应该都没有错，是企业管理应该达到的境界。进入车间，站到流水线上，就应该要求整齐划一，井井有条。这样的军事化管理或许是企业管理所必需的，日本企业的精益生产、精细化管理，要求也都非常严格细致。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一家拥有90万员工的企业，要让所有人步调一致高效率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不严格管理能行吗？
三、管理粗暴
相关报道认为，管理粗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管辱骂、体罚员工，不尊重员工；二是富士康的保安有搜身、殴打员工等行为。
马向前的家属最初就指出马向前因弄断了两根钻杆，被主管体罚扫厕所。网上一篇标题为《真实！绝对真实！又一具打工者的尸体从富士康深圳工厂生产线上被拖出！！！》的帖子这样描述马向前的死亡：“1月23日凌晨4点钟左右，来自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年仅19岁的马向前，在富士康深圳工厂生产线上不明不白地死去”。“马向前死前上班的后工序加工车间位于一楼，座位已被拆烂扔在另一角落的垃圾筒里，拆除的座位上满是血迹！地面有明显被水冲洗的痕迹，还留有大量的血迹未来得及冲洗干净。”这个对现场如此“真实”的描写后来并未被证实。
关于保安搜身，在2009年7月的孙丹勇一案中被证实是确实存在的。孙丹勇因为弄丢了苹果手机的样机，遭到安保科质问，据说还发生了肢体冲突，也被搜查了住处。对这些事实，富士康没有隐瞒，也对相关人员作了处理。论情理，孙丹勇跳楼一事令人同情，但确实是弄丢了产品样件，富士康也赔偿了将近100万元。后来网上公布的资料证实这部手机的确流到了外面，安保科询问也是分内之事。另外，当时与孙丹勇交接并发现手机少了的是公司的一个女孩子，本来交接时应该立即当面点清，但孙丹勇却借故出去，回来再点数时就发现少了一部。不少富士康员工也认为孙丹勇如此行事有“栽赃”之嫌，不够厚道。这些细节联系起来，人们可能就会对此事作另一番解读。
很多富士康员工对公司保安的印象不好，保安不但殴打员工，还打过警察。这些保安多是退伍军人，职业操守规范，要求严格，包括记者在内，如果没有办理正常的出入手续，统统都会被挡在门外。如果车辆出门，也会被检查。在富士康卧底28天的《南方周末》记者如是说：保安也是打工的，也是年轻人，他们跟员工发生冲突时，保安打过员工，员工也打过保安。
四、机器和工厂环境对人性的异化
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近来被屡屡提起。自生产线被福特首次用于制造汽车以来，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现代化的弊病，就是把人当做了机器。人成为机器的奴隶后，有可能会被机器逼疯，如同卓别林在《摩登时代》里那样。《摩登时代》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卓别林扮演的工人查理在工厂干活、发疯、进入**院。
《南方周末》那位在富士康卧底28天的记者是这样描写富士康的：“在富士康工厂的生产线上，人人都是一颗面目模糊的螺丝钉。这家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进行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工作，不断刷新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靠前。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凌晨四点，我上完卫生间将耳朵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家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也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富士康也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心理学研究表明，从事生产线现场管理和生产的群体以及新入职的群体，是最容易发生心理疾病的特殊人群，要针对这两个群体进行课程培训和心理辅导。对此，2009年富士康就对相关人群开设了“心灵健康与压力调适”、“心理辅导技巧”、“心理健康与压力管理”、“压力管理”、“和谐婚姻”等课程，并辅之以讲座。
这些都是真实的，但目前却还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或许对于一名员工来说，如果选择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就还需要自己进行调整，以适应环境。
五、为博取高额抚恤金
在发生第10跳之后，富士康向员工发出一份声明，说明员工跳楼的具体原因，并要求员工签订不自杀协议书，表示如果再发生跳楼事件，公司将不作法律规定之外的赔偿。此事被一些媒体作为不人道的证据进行谴责，并逼迫郭台铭当场收回此番言论。但富士康还是停止了对跳楼员工抚恤金的发放。
跳楼死者南刚好赌，欠下了数千元赌债，且有雇人打架的行为，但反遭勒索。南刚对此非常恼火，曾扬言报复并流露轻生念头。跳楼事件发生后，其家属却围在富士康门口，要向公司讨个说法，希望获得赔偿。
还有一名员工打电话给公司，提出要公司劝说他的女朋友跟他见面，还要求公司打25万元到他的卡上，否则他就跳楼。另有一对湖北籍男女员工，结婚后吵吵闹闹，男员工打骂女员工，逼她跳楼，因为女员工一跳楼就能获得赔偿金，女员工被逼向公司求助。公司求助热线开通以后，也接到不少员工咨询赔偿金额的电话。郭台铭在股东大会上也公布了一名企图自杀的员工的“遗书”，上面写道：“爸妈，我今天的选择，也算是你们的选择吧！虽说是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可你们真的在乎过我吗？妈，您老是叫我去死，现在我从富士康跳下去，真的要走了，你也不用伤心，因为富士康多少会赔点钱。这是儿子唯一能回报您的。”这名员工在跳楼时被拦阻了下来。
郭台铭说，最近有自杀者家属要求高额赔偿，但轻生绝对是“最笨的方法”。对于富士康的这一说法和采取的措施，或许可以被批评为不人道，但也没有充足的理由进行驳斥。
六、新一代打工者普遍性的焦虑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曾花费多年时间专门研究深圳的农民工问题。在他看来，员工跳楼并不仅仅是富士康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心理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在大部分人普遍低薪的历史背景下，外来打工者的工资每月可高达200～600元，当时大学教授的月工资也只有180元左右。而在1992年之后，得到制度庇护的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增长迅速，但遭遇制度性排斥的外来打工者工资增长则十分缓慢。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2008年，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出口工厂的工人平均年收入仅是这两个地区城镇在岗职工年均工资的37.82％。“考虑到CPI的因素，新一代的打工者，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所获得的薪酬，要远远少于靠前代打工者。”刘开明说。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潘毅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便开始关注中国的打工群体。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新生代打工者相对于他们前辈，承受着更多的焦虑，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家乡回不去了。究其原因，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不会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不适应农村生活；二是失地农民越来越多，即使想回去，家里也没有土地了。
实际收入锐减，退路又无，新一代打工者面临着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生存压力。
生存压力和绝望还来自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等各个方面。而社会的病痼都要企业来承当，也是不公平的。三星经济研究院的报告指出，富士康跳楼事件中跳楼者都是80后、90后新生代员工，新生代员工管理已成为企业倍感困扰的一个问题。究其原因，60后管理层的英雄式领导和80后新生代的个体化倾向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两者对体制、领导行为等方方面面都存在不同见解。
相关研究表明，新生代员工的基本特质是：注重追求个人兴趣目标和价值实现，维护自我权利，淡化权威和权力，厌恶受规则约束，自我意识强，同时也更为灵活，心态更为开放。这种价值观的形成，一是这一代人多为独生子女；二是这一代的成长正好是中国开始进行改*开放的时期，对企业和商业社会有了较早的认识；三是互联网快速普及让这一代接触到了大量来自于不同社会的文化和知识。新生代员工的价值观和个性可以说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因此更为复杂和多元。
要更好地管理新一代员工，管理者们需要调整传统的管理和领导方式，管理制度不应带有太强的领导者个人色彩，也要避免英雄式、权威式的领导风格，多采用参与式的、授权式的领导风格。
这些问题在富士康员工身上也有具体的表现，比如员工之间关系比较冷漠。马向前进厂两个月，同宿舍的室友没有几个人和他说过话，少有人知道他买了手机，不知道他的手机号，更少有人打电话给他。他躺在床上两天，没有人问他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喝水。马向前的二姐也是富士康的员工，她也承认自己很少跟人交流，有时间就用手机上网。有人说，富士康员工加班太多，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没有时间跟人交流。这话也不是太有道理，由于加班时间较多是12个小时，要想交流还是有时间的。
80后、90后都有自己强烈的个性特点，企业管理要适应他们，而这种适应应该是双向的，员工也要适应公司的管理和环境。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实际上包括富士康在内的许多企业已经认识到新一代员工的不同，已经开始调整管理方法。
有人批评富士康对80后、90后员工的心理变化问题重视不够，没有做好必要的心理疏导工作，管理不到位。这种批评有其合理性，但实际上富士康在这方面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2009年就建立起“心灵之约”的心理咨询和辅导机制，架起心理热线，聘请心理辅导人员进厂辅导。现实情况是，整个社会在这方面都准备不足，家庭、学校、社会对这方面的认知都存在缺失。
“许多问题，都出在上游，只是因为水流到了富士康这里，问题集中暴露出来，所以大家以为只是富士康的问题。”富士康集团媒体办负责人刘坤说。
七、订单压力大、新聘员工多、培训和适应期短
有一个具体的原因是许多人都忽视了的。2010年以来，富士康订单剧增，1月份的销售额增长了45％。2009年员工人数较多的时候是75万，而2010年上半年增长到90万人，绝对人数增加了15万人。如果算进离职员工，2010年上半年富士康新招员工可能会超过30万人，而深圳厂区新进员工人数较多。从资料介绍看，以前新进员工的培训期为3个月，现在是半个月，快速培训后就上岗顶班。员工适应期短了，在技能等方面一下子跟不上，而厂方管理资源也跟不上，诸多因素加在一起就引发了叠加效应。
从披露的信息看，跳楼员工进厂时间多在半年以内，最短的只有28天。马向前进厂两个多月，已经办好了离职手续，在离厂前突然坠楼身亡。
分析过这些原因，我们不禁要问：这些现象和原因是富士康独有的吗？在很多方面富士康是不是比别人做得还要好一些？这些原因难道就成为年轻人轻生跳楼的理由吗？感觉这里不好，不适应这里，离开这里去别处就好了，什么事情都不应该成为轻生的理由。毕竟，生命是最宝贵的。
另一个参照案例是，法国电信公司2008—2009年共发生35起员工自杀事件，2010年头三个月也有11起。法国电信公司拥有员工10万人，只有富士康的1/9。该公司从员工收入、工作环境、员工构成等方面，与富士康完全不同，要好得多，为什么也发生这么多的员工自杀事件呢？应该说，我们上面分析的这些原因，在法国电信公司都是不存在的。
此外，经过采访相关专家，我认为在这次自杀事件中，媒体的相关报道和渲染或许推动了“自杀传染”。但国内媒体至今没有就“富士康员工自杀传染事件”进行反思，倒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清醒地指出：“富士康工人自杀事件似乎理所当然需要一些专门的解释。今年以来，已有10名工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有2人自杀未遂。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这属于‘群发性自杀’现象，即某一团体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发生了大大高于正常预期水平的自杀事件……鉴于仍有30万人在发生事故的厂区内工作，尚不清楚这一连串自杀事件是否已符合群发性自杀的正式统计学定义，但媒体的密切关注肯定让人感到自杀人数异样增多。在这种情绪高度紧张的氛围之中，媒体的继续报道将鼓动更多的人走上轻生之路，这令人十分担忧。”
另外，香港《东周刊》甚至以“史上最邪连环自杀案”为题报道，从风水上来解释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东周刊》称，龙华厂区原本是块荒地，相当于40个足球场那么大。两三百年前，四五千名客家人到厂房四周定居，将因难产或其他原因死亡的婴儿大多埋在水斗村附近的皮仔园。当地客家人认为“小鬼上不了神位、受不得香火”，故早逝婴儿不但会被送到乱葬岗，家人亦不做法事不立碑，之后也不会拜祭。由于历史原因，多少年下来，让这里累积了上千个含冤婴灵。巧合的是，对照今天的龙华厂房来看，富士康员工坠楼较多的宿舍一带就位于皮仔园附近。
这种无稽之谈或许也是一种无奈的解释吧。
“打工仔经济”的终结
将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进一步归因，“富士康模式走到尽头”、“代工辉煌正在走向末路”等一系列深刻的评论就出炉了。
《商业周刊》的这篇评论尤其专业和深刻：富士康事件是中国“打工仔经济”的一个缩影，“12连跳”的背后，一方面，是在代工领域的过度竞争造成毛利不断下滑；另一方面，却是廉价劳动力虽然依然存在，但是赖以支撑富士康赢利模式的新生代90后打工者的心理和生理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低廉劳力及“铁血”管理成就的富士康代工辉煌在中国正在走向末路。富士康“12连跳”事件折射出中国旧有经济增长模式与新生代劳动者之间的格格不入，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在转型中所面临的一些迫切问题。
评论称：“曾几何时，我们为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而自豪。然而今天，中国——‘世界工厂’，这个昨天听上去还让人暗自得意的称谓，在富士康‘12连跳’事件的冲击下，晚上之间失去了它的光环。”“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国际品牌和国际营销渠道是中国企业‘打工仔’们的共性特征，凸显了‘打工仔经济’的悲哀：一方面，‘中国制造’为全世界贡献了物美价廉的产品，而留给自己的，却是十几年不变的工资待遇和日渐严重的环境问题。不幸的是，作为任劳任怨的‘打工仔’，中国制造得到的回应多是抱怨和诋毁，唯独缺少尊重。近几年，一系列针对中国制造的反倾销、食品安全、技术壁垒等围堵风潮，也迫使我们重新认识‘打工仔’经济模式在世界的形象和地位。另一方面，从目前的处境看，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打工仔’，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挣得的外国人低廉的加工费，靠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一些外汇美元储备，又在美国人的操纵下不断地贬值，已经或将要遭受巨额的损失。这也迫使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目标，也使我们不能甘于做一个制造大国，同时也要做一个金融大国，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要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要在世界上拥有中国的金融话语权和定价权。”
应该说，这些分析是深刻而理性的。但是现实是多么的残酷，这些评论者能回答下面这些具体的问题吗？
靠前，在当前的中国制造当中，富士康的业绩是不是最出色的？中国大陆企业中谁可与富士康相比？即使是媒体一再赞扬的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不也挖了富士康的人，学习模仿富士康的代工模式？只是它不聘用那么多高薪台*员工，劳动力成本更低罢了。再者，年销售收入300亿元的比亚迪如何与年销售收入近万亿元的企业巨人相比？
第二，即便代工没有前途了，我们还是首先要承认富士康的代工模式已经创造了奇迹。而我们认为有前途的自主品牌似乎到现在还没有创造前途的例证，我们能列举出一家中国大陆自主品牌做得更好的企业吗？“代工没有前途，自主品牌有前途”的结论是如何论证出来的？
第三，代工模式、富士康模式实际上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模式，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存在很多弊端，但也有它的优势，特别是在吸纳就业方面特别适合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难道我们真的不需要富士康这类劳动密集型产业了吗？我们有什么产业能够承接解决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金融业？房地产业？
第四，新型产业怎样建立？不是要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而来吗？我们有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且做得很好，才有资格谈论转移和转型，没有转什么呢？
这是中国经济的迷茫，也是中国经济的症结。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专家、学者、企业家们，我们如何面对和解决以上这四个问题？
我们对制造业还很无知？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我们对富士康的了解还很不够。媒体对富士康员工人数、销售规模、生产产品、组织结构、公司架构等基本情况的报道错误很多，对富士康模式也了解不深，对“代工”的理解还停留在组装层面。如此，在评论时就难免妄言妄语。
富士康新闻负责人刘坤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曾说，中国制造是一分一分地赚钱，希望大家能对中国制造和富士康有些许的敬畏之心。
这是肺腑之言。
对富士康的过度挞伐和妖魔化，正说明中国社会的扭曲和不成熟。
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在进行现代化建设时，首先要实现工业化。西方国家在100多年前就实现了工业化，中国大陆这100多年来经历了诸多波折，但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台*是实现了工业化的地区，因此才产生了富士康这样的世界级企业。中国大陆改*开放30年，还没有产生一家国际性公司，2009年开始，华为被认为是唯一的一家。没有实现工业化的中国大陆企业还不知道怎么做产品，怎么样做企业。这样说，有不少人会反对，但你能解释中国30年来没有产生国际化大公司的原因吗？
工业化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发展成熟的过程。经过了工业化，你会知道，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能超越的。工业化还需要成本，有的时候投入可能还没有回报，甚至要亏损，但你必须容忍，才能完成这个过程。任何回报都是需要代价的。
而当今中国人急功近利，想不要过程就晚上暴富，也不想付出代价和成本，却要得到较好的回报。
一位台商在谈及大陆年轻人的行为和心态时说：“年轻员工动不动就提出‘离职报告’，抗压力能力普遍不足。”而员工的离职原因经常让他看得哭笑不得，比如才工作三个月就想当部门主管，还有员工认为自己的很多“建设性意见”没能被老板采纳，“很多年轻人事情还没沟通完、解决完，就先嚷着要辞职”。
从国家经济层面来讲，现在在资源领域获取利益要轻松得多，而搞制造业太累，还赚不到钱。国内好多企业老板就放弃了制造业，挤进房地产。而此时，地多人少的美国却在限制炒房。美国征收物业税，房子越多，税率越高。美国对第二套房交易征收50％的交易所得税，这样做就是为了限制资本、资金和资源进入低端的房地产领域，让这些资源进入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从而保持经济的竞争力。
在改*开放30年的过程中，中国开始从制造业起步，走工业化之路。特别是农民从田野里走进工厂打工，从农民变成产业工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遭遇到了商业化和信息化的强烈冲击。
商业化讲求利益最大化，通过各种手段，达到无本万利的目的，投机取巧被看做是聪明。亏本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做。信息化是一种按钮式生活，有什么需求，敲击一下键盘，按一下按钮，就解决了。高科技给人们带来了享受和快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也带来了荒诞，因为我们已经不知道结果是怎么来的，我们已经抛弃了过程。
可以说，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行商业化和信息化，就会扭曲社会，也会扭曲人的心理。
如果以商业化和信息化的思维去考察，开工厂的都是傻瓜，中国不应该开这样的“血汗工厂”，富士康这样的工厂就是要取缔。可是我们是否想过，如果没有富士康这样的工厂，中国还能制造什么产品？中国的经济竞争力从哪里来？中国这么多劳动力去哪里就业？国有的电力、石油、金融等企业很好，福利也好，但那些农村来的孩子有几个能挤进去？实际上，从工资、福利等方面讲，富士康已经算是同行业国内较好的企业了。但它并不完美，我们也不能苛求它完美。
我们的一些记者、学者们，在富士康已经成为业界巨人、年销售收入接近万亿元的时候，还说富士康的代工没有前途，就显得无知而蛮横了。我们的很多学者、记者，没有经过工业化的熏陶和教育，就更不用说那些刚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当他们站到工业化巨人面前，走上流水线的时候，就不仅是困惑，可能是心理的冲撞，在尴尬之余走向了绝望。
但是，这仅仅是富士康之过吗？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已经扩大为关于中国制造的一种论战。
我们进行归因评析的时候，应该首先从商业、企业的视角去观察了解富士康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它过去为什么会取得成功，然后才能教导它如何去转型，也让中国企业从中有所借鉴。
这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大陆媒体过去几乎对这个企业巨人相当陌生，至今没有一篇关于富士康的完整的企业、管理、财经方面的报道。这不也是媒体责任的缺失吗？为此，我将个人多年来追踪富士康的所得进一步整理，写成此书，揭秘富士康成功之道，描述富士康模式，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富士康，而不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富士康，参与到当前关于中国制造业的论战中。
我是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财经作者，批评，不仅仅是针对企业和企业家的，对民粹的批判更需要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