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足迹好似时空坐标系上的一条曲线，这条曲线上的一些机遇点，常常是个人始料不及的。 刘亚楼后来成为共和国空军的主要创建人，与他在东北指导过航校工作、并兼任过航校校长一职有关。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就关注航空事业，着手培养航空人才。1925年至1936年的11年间，中共先后派出5批共20多人，分别到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航空班和苏联的航空学校学习航伞技术，先后学成的有常乾坤、王弼、唐铎等人。1937年秋，中共中央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及其“新疆边防督办公署航空队”的教学条件，抽调43名红军干部学航空。 这支没有正式番号的第一支红色航空队，党内称之为“新疆航空队” 。寒暑四年间，有38名学员学成，其中21名飞行员、17名机械员。
1946年3月1日，鉴于日军战败后在东北地区遗留有较多的航空训练器材和基地设施，且已收降、缴获一个完整的日本航空队的人员和飞机，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 共产党创办的这唯一一所培养飞行、地面各专业人员的航空学校，后来成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人们亲切地称它“老航校”。
航校开学后面临的困难，还不仅仅是飞机少而陈旧、航空器材奇缺，更要紧的是缺少油料请求苏联支援，苏联怕引来国民党政府交涉和国际舆论，不肯援手。从春季开飞以来，航校已有20多架飞机投入训练，耗油量很大，原先收集的航空汽油没有来源，库存日益减少。眼看油料告罄在即，航校开办不久就面临停飞的危机，航校副教育长蒋天然受命奔走解决燃料问题。 在哈尔滨清理日军投降的仓库中，意外发现一份日军绝密文件和十几大桶试验用的酒精，从中可知日军当年因汽油短缺，曾有过用酒精“顶替”汽油的研究试验，飞行当中飞机空中停车，摔死31人。 航校从日军这个失败的试验中受到启发，为解决“飞行粮食”问题，决心进行研究试验。
蒋天然受命负责组织有关技术人员从事这项研究试验，利用被苏军炸毁的原日本北满飞机制造厂，从废墟中找到损坏的航空器材，加以修理后投入使用。首次用酒精试飞，飞机发生空中停车。研究小组接着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逐渐减少汽油的分量。经多次试验、研究，试用96度的高纯度酒精，终于在6月1 日获得成功。 为纪念这个日子，东总批准以“六一部队”为航校代号。
刘亚楼就任东总参谋长后，对航校厚爱有加。为了解决航校急需，他在1946年下半年曾特地到旅顺口，找到苏军驻旅顺口当局的熟人，请求帮助解决苏军转交的日本飞机发动机所用活塞圈。和对方碰了几杯烈酒后，苏军当局马上安排其海军基地修理所生产了一批新活塞，交他带走。
刘亚楼嘱咐常乾坤等航校领导：培训飞行人才的计划，无论如何都不能耽搁。现有飞机和汽油都很缺乏，应珍惜这批器材，用它来培养我们自己经过考验、今后在创业中能当骨干的干部，每一滴汽油都要用在这样的同志身上，这是不能含糊的建军方针原则问题。另外，有关高纯度酒精的生产试验工作，我会请东北局和东总设法帮助你们。
在东北局和东总交涉下，苏军移交了马家沟、太平桥两个酒精厂和2000多名工人。要恢复这两个厂的生产投资，需3600万元。陈云表态：为了我党第一所航校不停办，准备拿出100万东北币来试产高纯度酒精，其余资金另想办法。
东北局决定巨额投资后，刘亚楼找蒋天然谈话。他说：我们的钱来之不易，是硬挤出来的，你们要掂量着用，从1946年7月1日起，两个半月要生产出1000大桶(每桶160公斤或180公斤)酒精，你有绝对把握就干，没有绝对把握就不干，不要花了大钱又落了空。
蒋天然表示有绝对把握可以完成任务。刘亚楼说：口说无凭，蒋天然你敢立军令状吗？蒋天然说：立就立！
刘亚楼也不是开玩笑，马上叫人拿来纸笔。蒋天然也是立马就写：
军令状
1946年7月1日开始，至9月上5日为止，我负责创制1000大捅96度高纯度酒精，如不能完成计划，甘愿接受总部军法制裁。
蒋天然手书
刘亚楼接过，看一眼，神色凝重地说：蒋天然你听好了，军中无戏言！
蒋天然也不多话：参谋长你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生产资金马上到位，徐昌裕、郦少安分别担任两个酒精厂的厂长。酒精厂7月29日正式投入生产后，发动群众，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奋战一个半月，生产出完全达标的96度高纯度酒精，日产量达100大桶(每桶410升)，超额完成了“军令状”规定的数量。
看到“飞行粮食”问题得以解决，刘亚楼十分高兴，找来蒋天然说：当时我要你立军令状，那是激将法。 蒋天然说：参谋长你好一个激将法！弄得我决心破釜沉舟，要酒精不要性命，死都不怕，还怕军令状！
共产党部队有古时戏曲才见的军令状，大概并不多见。1986年巴西宣布：“使用酒精燃料驾驶飞机，巴西是世界上第一个。”孰不知，用酒精代替汽油，让战鹰“喝”着酒精升空，中国比巴西早了整整40年。
到航校后，刘亚楼吃惊地发现：航校的全部家当，不过是几栋残垣断壁的房子、几条布满弹坑的跑道、几架残破的飞机，而且营房设施缺损严重，8个人挤住一间房，睡双层木床，屋内没有火墙、而且还没有棉衣，夜里需团身睡觉(戏称此举为“团长”)。 “长夜风雪吼欲狂，衣单被薄镀银光。‘冰窖’里边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 这首打油诗，生动反映了航校的艰苦生活条件。
他着实心疼了，这些堪称宝贝的航空人员，怎会是这般境地？马上一二三地设法解决航校的一些实际困难，同时也号召全校人员埋头苦干。他说：航校的生活条件，看来很困难，但与长征在雪山草地经历的断粮缺衣、饥寒交迫的艰苦困境相比，则又是小菜一碟。共产党没别的，就是有战胜困难的本事！
刘亚楼检查工作，并不是走马观花，听表面汇报，他是一竿子插到底。 从航校校长、政委，到普通学员，他都分别找谈。航校的问题渐渐浮出水面：
航校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在前期组织飞行训练中，对如何充分利用现有器材、加速培养飞行人员以及统筹安排方面，存有分歧意见。一位掌管飞行训练的干部，只顾自己多飞，由于违反飞行规则和操纵错误，导致机毁人亡。许多来自解放区的学员，因迟迟不能上天，思想急躁，还发生了一起自寻短见的政治事故。加上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不断凌空袭扰，使航校不得不一再搬家，先是由通化搬到牡丹江，后又搬到密山，环境很不安宁，有人对航校现状和前景表示焦虑和不满，有的不是回原单位，就提出要到前线去打仗。
条分缕析下来，刘亚楼有了一个指导性意见：对解放区来的同志，应当作航校的骨干力量，是培养的对象，要广为接触，诚恳地听取他们有益的见解；对起义过来的同志，应注意虚心学习他们的航空理论知识功底深厚的长处，同时有意识地启发他们改掉旧军队的不良习俗；对日方人员，应主动接近他们，关照其家属子女，尊重其民族习俗，说服教育他们毫无保留地献出技术，为我军服务。
针对航校不少干部存在急于参战和等待外援等不切实际的思想，刘亚楼提出了“短小精干，持久延长”的办校思想。后经东北局批准，这一“思想”正式规定为航校的办校方针。
第一次到航校，刘亚楼就记了解放军第一批飞行员的姓名：林虎、王海、孟进、张积慧、刘玉堤……
刘亚楼回到哈尔滨后，马上找来酒精厂负责人，了解到：从1946年10月开始，两个酒精厂还清了办厂时的一切投资，到年底就盈利1000多万元。他指出：你们不仅要继续生产高纯度酒精，还要为航校解决经济困难出力。两个酒精厂盈利后对航校已有所表示，如今被刘亚楼一促，更是积极挤出钱来为航校购置飞行员装备，如飞行帽、一飞行靴、飞行手套等等，还主动购买了散落民间的飞行器材送航校。 刘亚楼听取汇报后，赞赏地说：你们做的这些，倒是当初办厂时没想到的。
航校自五道岗训练以来，遇到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飞行结束后谁去当教员和飞战斗机；二是，挑选飞行员是以政治条件为主还是以文化程度为主。校领导的意见是：新疆回来的同志当飞行教员，没有飞行经验的同志去学飞隼式战斗机；还准备到哈尔滨招考一批文化程度高、接受能力强的中学毕业生当飞行学员。
刘亚楼在哈尔滨听取航校机务处长严振刚的汇报后，指出：仅有的5架能升空作战的隼式战斗机，应由新疆回来的飞行员掌握，这些同志都是共产党员，受过战争考验，政治上可靠，过去又飞过苏式战斗机，必要时还可用于参战。到哈尔滨招考中学生当飞行学员，条件还不成熟，应从各解放区挑选出身成份好和政治上保险、有一定文化程度的青年当飞行学员。
东总政治部主任谭政接着说：航校一定要贯彻刘参谋长2月初的指示，和经东北局确定的办校方针，这不是简单的问题，是 关系到航校“枪杆子”(飞机)掌握在什么人手里的原则方针。
刘亚楼点点头，继续说：航校应该依靠谁、培养谁，对此你们一定要有足够的认识，决不能含糊！
在刘亚楼和谭政直接、具体指示下，航校确定了正确的做法，迈出了坚实而可喜的发展之步。
1947年4月，林虎、刘玉堤、韩明阳等一批政治成熟的学员，分别被编为飞行一期甲乙班，来到黑龙江勃利附近的千振机场，在日制“九九”高教机上开始自己的飞行生涯。随后，又在黑龙江汤原机场完成改装日制“九九”冲击机和“零”式驱逐机训练。
为了贯彻落实办校方针，加强航校领导，东北局和东总于这年9月对航校领导班子做了一次重大调整：任命刘亚楼兼任航校校长，东北军政大学副政委吴溉之兼任政委，常乾坤任副校长，王弼任副政委，薛少卿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成立以吴溉之为书记的中共航校党委临时委员会。同时组建了两个飞行大队，对航校处、大队一级的组织机构亦作了调整。
由于有了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班子，航校办校方向明确，方针政策对头，各类人员团结一致，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走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此期间，刘亚楼曾两次调派飞机为战事服务。其中一次是前方急需长春敌军兵力工事配备图，刘亚楼命令地图科务必在一天内赶印出来并送达前方，为保证完成任务，他果断派出飞机接送有关人员。
1947年12月5日，中央军委电询东北局：“建立空军已经成了我党的迫切任务，你们对此有何计划？”
12月12日，刘亚楼代东北局复电：“航校的方针是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培养一批将来建立空军的骨干。根据现有全部器材及干部，计划到1949年底完成训练单独飞行的飞行员120人，领航员35人，机械员240到300人。如不发生意外，此计划定能完成。”
洒精顶替汽油，麻绳代柞保险带，用自行车气筒给飞机轮胎充气，螺旋桨不够，就几架飞机合用一个，甚至用马拉着飞机走向跑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航校正是从这种旁人无法想象的一系列困难中闯过来的，锻造出了中国空军和航空事业的一批栋梁之材。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航校条件有所改善，环境也日趋安全(校部从东安先后迁牡丹江市、长春市)，训练规模和开设的期班也随之扩大。继飞行教员培训班、飞行一期甲乙班和一、二期机械班毕业后，又开设了二、三期飞行班和三、四期机械班，还办了场站班、通信班、气象班、仪表班，在校学员达320余名。
在刘亚楼“领航”下，到1949年冬，比照刘亚楼原定计划，东北航校因条件所限、只训练出24名领航员，其余计划都超额完成。中国空军的创业者们，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实现了艰难的起飞。
有大气魄也有战略眼光的刘亚楼，很早就为将来胜利获取苏援做了相应准备。他特地从航校机械班学员和技术人员中，抽调20余人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俄语和工程。这批干部既懂俄语又谙航空技术，后来成为空军建军初期翻译队伍的骨干，各航校和部队的第一任翻译室主任，几乎都出自他们中间。
除了航校，年富力强的刘亚楼还同时筹建了测绘学校(培养绘制军用地图的专门人才，供作战使用)，参谋训练队(提高参谋人员素质，规范参谋作业)，经常亲自上课，此外还兼任东北外国语学校校长等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