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网易财经智库
编辑|崔亦鑫 主编|杨泽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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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40 对话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
60S要点速读：
1、日本式衰退，中国如何避免？讲财政政策加力不够，对中国来说，值得借鉴。但辜朝明断然否定结构性改*，这个思路是错误的。中国处于转轨过程中，最大的红利就是改*红利。
2、2024年、2025年大概率不出现新的低速。整个经济运行态势，应力争由新入常，走到L型转换的拐点上，进入一个新常态，实现一个合理区间内的经济增速。
3、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来说应该是稳住了，不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北上广深这类一线城市，事实上，现在仍然还有些卖方市场的特征，只是这个特征淡化了。
正文：
01 2024年中国经济：走至L型转换的拐点 大概率由新入常
2023年中国经济同比增长在5%以上，2024年、2025年大概率不出现新的低速。整个经济运行态势，应力争由新入常，速度走到L型转换的拐点上，进入一个新常态，实现一个合理区间内的经济增速。
学者根据中央的意图测算，从2020到2035年，15年间按照“新的两步走”的战略规划，需要保证增长速度在年均接近5%。2023年能站在比5%再高一些的位置上，承前启后的意义非常明显。2023年是契机之年，对接2024、2025年、乃至更长远时期的战略目标诉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引导企业和居民的预期，考虑未来前景，应该是抚平大疫疤痕而转为向好的趋势。当然这方面也不排除一些波动，一些新的不确定因素或者不愉快因素的干扰，对此也要有思想准备。但是大概率向好的大趋势，已经非常清楚。
02
消费预期如何恢复？
2023年初，很多人都期待着消费的报复性反弹，但是始终未及预期。2024年，消费回暖可能会更明显。
2023年靠前季度，场景式消费已经恢复，这合乎一般的预期；但是，到了二季度，大宗耐用消费品活跃度提升却没能跟上，老百姓还是不轻易做耐用消费品的更新换代，国内的家用电器、机动车等类消费，势头没有起来；到了三季度，与假期有关，文旅方面的热度上涨，航空港、高铁枢纽明显恢复常态，不少地方出现人山人海的情况。当然，不同地方、不同商业区，有热闹的、有相对冷淡的，不可一概而论。但总体来说，热度还是往上走。
2024年有可能出现，从场景消费，跟着带出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回暖，因为老百姓心理上有一个“疤痕效应”抚平的过程。
但是，有专家特别强调，要刺激老百姓消费，把市场的消费潜力刺激出来之后，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想得过于简单了，只强调消费，其实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源头，会陷入认识误区。
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消费的确是目的和归宿。但是，其初始环节一定是企业有活力、有投资意愿，形成活力支持着的有效投资，形成具备一定水平的创业创新，由此带出更多就业。就业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支撑。有了普遍、可靠、充分的就业，老百姓才有相对普遍的可预期收入，形成有货币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在此基础上，再要解除后顾之忧，比如使社会保障体系更健全之后，大家才会对于未来的预期转向更为看好，敢于把当期的收入较多用于当期消费，消费的热度才会表现出来，也就是形成所谓消费潜力的释放。所以一定要看到全过程。
其中，政府对于弱势群体要有转移支付，给予他们支持，保障最基本的消费，比如低保、受灾群众的抚恤救济等。除此以外，政府还特别需要普遍打造保护产权、公平竞争的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让企业真正有活力创业创新，从而带动就业，带出老百姓稳定的收入和向好的预期。
所以，这是一个拥有清晰的逻辑关系的再生产链条。如果只看到后边刺激消费这一点，就容易陷入片面。
03
房价还会降吗？
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来说应该是稳住了，不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崩盘。
回看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程，在过去几轮火热和回调、或热或冷的过程中，最基本的特征还是卖方市场。卖方市场在演变的过程中间，后来有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
其中，更影响整个社会感受的还是“火”的这一边，经常出现北上广深房价上涨令老百姓不满的现象，政府因此压力巨大，不得不用行政手段往下压，控制市场热度。但是，几轮走下来，治标不治本，没有达到中央要求的真正让房地产市场形成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目标。
客观地讲，这也与中国的成长过程相关。我们中心区域的不动产，与老百姓的生活、与住有所居密切相关，经济高速发展中一直以来还是供不应求。但是现在，增速下行，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多的表现是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
三四线城市早就出现了“冰”的一面，需要去库存；二线城市，现在针对“冰”的一面，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取消行政手段，更多地让市场起作用，体现出一个接近于供求平衡、甚至是买方市场特征的状态；但是，北上广深这类一线城市，事实上，现在仍然还有一些卖方市场的特征，只是这个特征淡化了，所以，在一线城市，当下不会完全取消行政手段，而是将其往下调整。
这样的变化过程，使我们在越来越多应对买方市场特征的政策运行中，越来越可能变行政手段为经济手段。
此次，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而言是从热到凉、再到大家普遍惶惶不安，之后再通过政策转向、保交楼，以及现在很多投融资的扶持，逐渐回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乘势攻坚克难，把配套改*的事情积极稳妥地往前推进，不要浪费所经历的这次“危机”。
具体来说，应淡化行政手段控制，同时把土地制度改*、住房双轨运行制度改*、商业金融和政策金融协调配套的改*，以及需要攻坚克难的税收改*即房地产税的这些改*配合在一起，找到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方案实现制度创新，形成一个基础性制度支撑。
中央的基本思路已经非常清晰，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通稿，以前所未有的篇幅谈及房地产。其中，重点强调了三大工程，而三大工程里面主导的是什么？继续做棚户区改造、继续推进城中村改造。其中，棚户区是最低端的居住条件改造，城中村比棚户区好一点，但仍然是不符合我们现代化状态要求的，它们的改造实际上是以社会政策托底而更多地是在保障轨上给社会成员中的低中端人群，提供公租房、长租房、共有产权房。
这个底托好了之后，商品房轨道上的房价高低，杀伤力就没那么大了。这是打造长效机制非常重要的一点。
当然，前提是要有可用的地皮，即土地制度改*必须配套。占补平衡，基本农田得到保障，粮食安全配套，这是个很大的系统工程。比如，粮食安全保障背后的耕地占补平衡怎么做？重庆有地票制度、土地交易制度的试点，在此基础上，应该作必要的经验总结，在更多的区域推广。
在可预见的很长时期里，房地产将是保障轨和市场轨并行。那么，金融一定是有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的协调配套。这需要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还要结合科技金融等。这背后是中央说的金融强国的目标之下，金融供给侧改*的深化与升级。
当下，还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考虑房地产税改*试点扩围。现在的确不是讨论房地产税的合适时机，但如果顺利，2024-2025年，我国应该继续保持5%以上的经济运行速度，在抚平疤痕、L型转换确认之后，大概两三年，我们就有可能迎来一个在某些地方扩大房产税改*试点范围的可用时机。
04
日本式衰退，中国能不能避免？
日本式衰退，中国能不能避免？
中国现在直观地看，跟辜朝明描述的当年日本的情况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国的成长潜力，跟当年日本的情况绝对是不一样的。
中国和90年代的日本相比有一个共同的直观特征：老百姓有资金，但没有积极选择增加自己的大件消费和加入创业过程，而是选择增加储蓄和提前还贷；企业拿到资金以后，对于真正大手笔的投资，非常犹豫、保守。
但是不同是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它的城镇化水平已经在77%左右。国际上一般认为70%左右是走完城镇化高速发展期的一个经验性的拐点。日本是在这个拐点之上出现的泡沫破灭，出现了辜朝明所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而据我判断，中国当前城镇化的真实水平只有50%多一点（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7%），跟日本当年相比差20个点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相伴而行，后面还有相当可观的纵深和潜力发掘的空间。
对此，中央已经非常明确，要将扩大内需和供给侧改*相结合。在这方面，中国现在可调度形成的政府作为，跟日本也有区别。辜朝明曾指责日本政府过于谨慎保守，当年它的财政政策曾经发力，稍微见效以后就收回了。而我们政府的态度是，不那么忌讳赤字率的提升，表明政府的决心就是加力夯实向好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已经在抓这个时间窗口，2023年的三季度数据显示经济向好后，第四季度财政政策更是大举发力，增发1万亿元特别国债，赤字率由3%上升到3.8%。2024年开局之后，我们政策工具箱里仍然有可用的工具，同样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此处，需要强调一点，在辜朝明看来，总量上加以财政政策刺激，似乎就能解决问题。但是，只讲财政政策加力不够，对中国来说尤其不够。
辜朝明断然否定结构性改*，这个思路是错误的。中国还处在经济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最大红利是改*红利、制度创新的红利。接下去，我们会在改*的深水区，进一步淡化行政手段的控制，比如房地产领域，更多依靠经济手段去调节，使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制度创新的红利将带出强大的支撑力，这个潜力空间也是日本当年没有的。
除此以外，在转轨过程中，当前，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发力点，即由数字平台头部企业完成整改，跟出一批绿灯项目，发展壮大民营企业。这个发力点，以数字经济创新对接至“数实融合”，再对接至“专精特新”，跟上整个发展大潮，这一点也是当年日本经济社会生活不能简单相比的。
再者，我们的国有企业作用，比当年日本的国有企业更重要、规模更大。国有企业现在的一些指标还明显好于民营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让它们更多地发挥优化结构、扩大内需等支持作用，也是可以调动的一块潜力。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务*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着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着。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靠前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靠前，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