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秋叶飘零
助阿德里安·布洛迪拿下奥斯卡史上最年轻影帝的《钢琴师》，是一部优质佳作，前几年已经看过一次。真实的故事，根据波兰犹太钢琴家席皮尔曼自传改编，导演罗曼.波兰斯基，2002年上映，获得法国恺撒最佳电影大奖。
男主饰演者阿德里安本会弹琴，拍片的几个月中，每天练琴四小时，还要减肥。1.83的个头，减了30公斤，最瘦时仅61公斤，我还以为导演特意找了个细高条儿。
再观，引发思考：生死面前，出众的艺术才华，是否可以成为不言而喻、一致默认的生存优先权？扩展开来，不止艺术，科学家、作家、学者、著名演员等，可为本民族或全人类创造更多科学成果、思想智慧和艺术产品等，其生命价值更高，是社会精英、文化种子、杰出人材。
如此一来，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观，又当何论？现实中这似乎不是个问题。说说熟悉的事例：抗战时期香港沦陷，东江纵队受党指示，组织大规模“抢救文化人”的活动，何香凝、柳亚子、茅盾、夏衍、邹韬奋等人，虎口脱险，到了重庆昆明等大后方。
还有北大清华南迁，组建西南**，为了保留和庚续民族文化血脉，在兵荒马乱战火烽飞中。
无可厚非。作为个体，创造的社会物质或精神财富更多更精，对社会和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理应受到尊重和优待，符合“多劳多得”原则。
问题是，赶上子弹不长眼的战乱，他们的生命安全，是否要以别人的风险甚至牺牲来保障？我想，这恐怕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电影中，席皮尔曼一家人将被赶上死亡列车之际，有人一把揪住钢琴家摔到身后，催他快走，冒死救下艺术家。至于其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无能为力。
之后，在犹太隔离区干苦力，有人把单薄瘦削的他，调到仓库当管理员。当他加入地下反抗活动时，有人安排他逃到非隔离区。再往后，东躲西*，朋友们冒险为他提供住处食品、医药治疗。
这个被抓了，转到下一处，都认识和赏识他，千方百计保其安全。最终，所有联系中断，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在废墟中翻找东西充饥，被一个德国军官撞见，却成了救助他的最后一个接力棒。
这是全片最紧张危险的悬念，也是最不可思议的“戏眼”，难以置信地发生了。可信吗？当然，是真事，下面就影片情节和细节分析一下。
朋友安排他躲在德军医院和秘密警察总部对面的楼上，反而是最安全之处——灯下黑。战争临近结束，楼上有爱国勇士狙击反抗，引来德军报复搜查。他在屋顶险些中枪，快速穿过街道，想到对面人去楼空的医院，一列德军经过，伏地装死——尸横遍街。
残垣断壁，饥肠辘辘，找到一个罐头，用力敲打，洒出一地果汁，顺着滚落的罐头，只见一双军靴。一个军官，冷冷地盘问：你是谁？你在做什么？你住在这里么？你的职业？“我是个钢琴师”。军官似乎长叹一声，推开一扇门：来啊，弹吧。
他摩搓双手，几年没摸琴了，怯生生开头，摸索音阶，试弹，渐入佳境。军官坐下聆听。或许平生最后一次，索性尽兴一把，流畅娴熟，越来越激动、激昂。
酣畅淋漓之后，等候最后时刻。军官又问：犹太人？你躲在这里？带我去看阁楼。有食物吗？（废话）然后开车走了。
之后送来吃的，告之：俄国人正过河，再等两个礼拜就可以了。撤退前，又送来一大包食物，“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感谢上帝吧，他让你活下来的”。战后打算干什么？在电台弹琴。告诉我名字，我会听你演奏的。临走脱下军大衣，递过去。
我注意到一个镜头：军官办公桌上，有张与家人孩子的合影，说明此人爱孩子、重亲情，保留着人之常情，没有异化成六亲不认冷酷无情的战争机器。
他是路过或在办公室听到动静，才发现席皮尔曼的吗？显然不是。钢琴家即使饿得发疯，也不会弄出要命的响动，除非有人跨进这幢破烂的建筑。
军官知道那间房里尚有完好的钢琴，他来过，来干什么？应该是来弹琴！席皮尔曼弹琴时有个路边吉普的镜头，琴声清晰可闻，警卫（或司机）纹丝不动。
长官进去，传出了琴声，如果这是异常情形，大头兵指定会冲进去。只有一点可以解释：这是常态。而且军官的琴艺想来相当可以，乐盲听不出好歹。
血腥的战争持续了几年，但凡不是嗜血狂魔，有点正常人性的，心理神经都受不了，需要精神缓冲和减负，这个军官八成会来调节一下。
他听得出眼前这个叫花子似的犹太佬，弹出的乐音之出类拔萃。席皮尔曼命大、幸运，遇上了知音，（仅限音律）欣赏和珍惜稀世才华。
出于对艺术的热爱和对音乐家的尊重，军官送来食物和关爱，希望钢琴家能活下去，日后能再次聆听难得的艺术享受。不过依片尾推测，成了战俘的他大概率没这耳福。
当然，不排除有另一层考虑：这位高手不是一般的人物，败局已定，给自己尽量铺点儿退路吧。紧要关头，他托人带口信给钢琴家，盼望席皮尔曼前来作证。晚了一步，关押地渺无人影。
打动军官之心的是音乐，音乐可以柔化人的心肠，令其还原为一个比较正常的人。反之，有文化、懂艺术的人，坏不到哪儿去，成立么？No！纳粹党卫军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放着瓦格纳的音乐杀人！知识理性和道德理性完全是两码事，康德在三大批判中，早就论证过了。
忘了在哪本严肃学术期刊上读过一文：战后优待俘虏，音乐会上一个德国军官很是不屑，弹的什么玩意？不服你来！上去叮叮咚咚一通，众皆诚服。战前你是音乐人士？哪里！业余爱好，票友一个。
德国出现了较多的哲学家和音乐家，若论逻辑思维和艺术修养，日耳曼人充分显示出“优等民族”的禀赋和传统。可是，当一种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理论甚嚣尘上时，大多数人狂热得毫无理性，对全世界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犹太人受害尤烈。
由此，自19世纪末出现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得到血淋淋的实锤。文艺复兴以来日益膨胀的人类的理性自负，只是自欺欺人，实在靠不住。地球上哪种生物会这样大规模地自相残杀？保护本能被所谓理论话语忽悠得不及动物，还好意思扯什么“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雷特之语）
战后，探讨人类疯狂行为之下的文化思考和人性追究，深入到群体潜意识层面，如勒庞的《乌合之众》、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如何避免有人利用人性的弱点，造成盲目附合随波逐流的社会无理性势态，从而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是每个有头脑、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应是每个人严肃思考的问题。
这个情节也说明，人之善恶，不能简单以群体而论。观影时瞄到上方一则弹幕，说军官是又一个辛德勒，未免言过其实。我想起雨果的小说《九三年》，或更贴近。
被包围的侯爵本可逃生，为救几个农奴的孩子被捉；**军司令郭文因其偶现的人性光亮，私下放了敌首；政委在执行枪决郭文的命令时，陷入纠结亦开枪自杀。从大美大丑鲜明对立的《巴黎圣母院》，到最后一部作品中复杂的美丑善恶交织，作家审视人性的复杂多重、深不可测。
自然，能在众声喧哗中保持清醒头脑的，终是少数异类。当席皮尔曼兴奋扑向苏军时，子弹呼啸而来——因为那件军大衣。他大喊“我是波兰人”，当被问及大衣时，只答“我很冷”。说出真相是危险的，有通敌之嫌，确实匪夷所思，若非真事。
六年后，钢琴家在电台弹琴，还是片头肖邦那首夜曲，被炸弹和战争打断的。同一个人，同一个场景，同一首乐曲，似乎一切只是一场噩梦。只是，主人公的眼神变了，深沉而忧郁。失去了亲友，经历了生死，与肖邦的心曲相近，琴声有了凝重的情感色彩。
片头的音乐家
片尾音乐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