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的王蒙,是丰富的,难以尽述的,在他身上,你仍然能感受到一些不随时代变化而始终可敬的东西:旺盛的生命力,恣肆的青春。就像《青春万岁》序诗,「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来编织你们。」
文| 赖佑萱
编辑| 桑柳
摄影| 尹夕远
90岁的王蒙,普通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上午写作,下午阅读,晚上看看电视,要有球赛,指定看球赛,按他的说法,看球赛累不着自己。况且,去年生了一场病,很狼狈,手术室走了一遭,眼睛、耳朵不如从前好使,无论如何,球赛还是能看出谁赢谁输的。春夏秋三季,他践行农民的作息,晚间9点半躺下,清晨5点起床,有时天还黑着,他便出去走路,一圈,两圈,三四千步打底,一天下来,他时常能走到一万步。
刚刚过去的夏天,他完成了一部新的中篇小说,下了35次海。从17岁起,他就沉迷游泳,尤其在大海中游泳,他说,大海伟大又新鲜,让人想到,不论有多少伙伴和救护,在海中只有自己,靠自己拼搏。去年生了病,他更珍惜能到海里去的时日。90岁了,他说要追求健康,追求肺活量,追求心脏正常运作,好好地活下去。90岁,王蒙还有许多愿望,还有用不完的热情和精力,依然想呐喊。生活万岁,青春万岁,爱情万岁。
19岁的王蒙,普通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他由衷热爱俄罗斯与苏联的电影和小说,如痴如醉,反反复复,有的电影甚至看过七遍,他真心相信,这片土地的明天也如电影那样光明灿烂。他读最爱的小说《幸福》,读到作者巴甫连科描写列娜的心情的文字:「陶醉于这个夏夜之美,列娜想到人生有多么漫长……」他感到一种感动与体悟,就像读了《圣经》。而提起契诃夫,提起《樱桃园》,他会想下跪又想嚎叫。维也纳的圆舞曲,克里米亚的葡萄酒,都被他遥遥想象。他默记许多俄苏的诗歌,他反复诵读:「我们既不恐惧,也不忧伤,生活之路并不使我们惊慌……」
19岁那一年,生活被撒上了金粉,一切都闪闪发光,他享受着胜利,享受着青春,享受着生活、国家的新生,也开始了他真正的写作和真正的爱情。他开始在笔记本上写东西,那是他最初的创作,一本关于1950年代青年人生活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写完后,他开始将文字誊抄至大型笔记本,又购入了大量的竖写稿纸,誊抄了将近一年才完成,这样度过了他的19岁。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那是丰满洋溢、空前绝后的一年。
至今,提起那一年,王蒙都是丰沛的,怀着深情的。
9月中旬,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见到了90岁的王蒙。他穿着中式白色短衫,头发蓬松,白色中仍有些许黑发。左手腕戴着计步电子手表,坐在扶手椅上仍然很端正。从外表上看,他确是一位老人了,他走得很慢,偶尔需要人搀扶,虽然戴着助听器,仍要不时提醒对方说话大声些。谈及变老的时刻,他大笑地反问,我现在还不真正老啊?
但他仍然是敏捷的。《人物》采访前,他要为现代文学馆录制一段视频,扫了一眼有着四个问题的提纲,他便立刻复述问题,自问自答起来。他仍然有着良好的记忆力。谈起年轻时看过的电影、书籍,那些人物的对白、故事的细节,总是细细讲来。他很能够把人代入到那些具体而强烈的感受中去。
王蒙聪颖而早慧。在2006年出版的自传第一部中,他详尽地描述自己的童年。他出生于北京,但喜欢强调自己是河北沧州人氏,爱听苍凉寂寞的河北梆子,也有着沧州的习性:说话嗓门大,生气起来喜欢瞪眼。他有一个满心理想而行为孱弱的父亲,一个辛苦而委屈的母亲,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就像两个石碾子,互相辗轧,相互伤害,无法分辨到底谁更伤害了谁。
他见过入冬前,母亲为全家准备被褥衣服,缝缝连连,吃饭时又为全家操劳的情形,他忽而想到,母亲也是会老、会死,所有人都会老、会死,且一定要死的。想到死亡,他感到极大的压抑和虚空。小孩儿们养蚕玩儿,他也玩,只是看见蚕吐丝,他便哀伤,它们再也不吃桑叶,只等待枯萎凋零,一去不返,清楚地走向死亡。九、十岁时,他甚至会因为担忧睡着了便死去而不敢入睡,整夜失眠。
但也是这样一个人,14岁入党,满怀革命的激情,并很早地过上了组织生活。他在自传中写道:「站得要高,看得要远,永远充满信心,永远从容镇定,这是我的童子功,这影响了我一生。」
写过超2000万字作品并仍然在持续产出中的作家王蒙,是复杂的,而上述两个方面,也许是观察他最粗疏肤浅的A面与B面。195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成了他具有时代意义的代表作。它真实,正确,又带着一些淡淡的哀愁。文学评论家许子东认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1949年之后的17年间,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出色的作品。「它第一次描写共和国内部的官僚主义,第一次正视了共产党队伍中也有忠奸的区别,这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
在《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一书中,许子东这样总结王蒙:「王蒙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没有之一。王蒙在时间上贯穿始终,在每一个文学转变阶段都有作品,有评论,都引领风骚。」
70年来,王蒙与写作、与文字紧密地缠绕在一起。19岁时,写作像一种本能,他还记得第一次产生写作冲动的瞬间,那种冲动像闪电一样照得他目眩神迷:「耽于文学,这一下子就成了我的命运。」
在写作里,他吐露自己的脆弱、懊悔,但面对他人,王蒙展现的更多是从容与快乐。幽默,高兴,是很多人对王蒙的印象。王蒙曾是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的常客,主持人窦文涛说,自己总是会被他身上「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感染。好友的妻子形容,王蒙像阿凡提一样,整天开着心,说着笑话,这也成了,那也行了。
19岁时,他并不那么懂得幽默;离开北京前,也不会把幽默写进作品中。但是,16年的边地生活让他生出了幽默来,他向生活向当地人民学会了更多的幽默,泪尽则喜,他说,那是因为人没得可哭了,光剩笑了。
对他来说,去新疆是一场突围。1956年,凭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崭露头角,却在此后被打成「右派」,高昂的生活、精神都被打压下去,《青春万岁》的出版也遥遥无期。他总是写,也总是被退稿,他还有太多想要写的,但「很难这样捆绑着手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继续把舞跳下去。」
当时,北京氛围紧张,王蒙决定到2000多公里外的新疆去,多年后,他说,这是他花两分钟做的决定。人生的诸多重大决策,他几乎都在两分钟内做完。正好当地文联组织愿意接收他。他打电话给妻子,商量这件事,妻子说,好啊,我喜欢新疆的歌舞。他们立刻收拾行装,西行伊犁。后来,王蒙感叹,「都这时候了,我们还有着怎么样近乎荒唐的好心情。」
他最终在新疆待了16年。「我老说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啊,就觉得我怎么做得这么对呢这事儿,我学到了东西,而且生活很充实,王大队长(指王蒙自己,在新疆农村,他当上了副大队长)在那儿整天吃哈密瓜,小日子过得滋润着呢。」
1979年,王蒙重返北京,3年后当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5年后,他出任《人民文学》主编,挖掘发表了很多先锋作品,助力开启了当代文学史的新阶段。1986年,他成为文化部部长,任职期间,他做出了开放歌舞厅的决策,举办中国艺术节和元宵晚会,多次提出要打开精神空间。
当时刚刚入行、还是青年一代的许子东记得,王蒙这个领导不一样,他比较开放,他的思想非常活跃,「我们引以为同志。」也有人为王蒙遗憾,认为如果他离政治更远些,能够写出更具文学性的作品。
但他是王蒙。翻阅他近年的作品和访谈,你会发现,幽默和戏谑散布其间。他跟我们自嘲,16年去新疆干嘛呢,「就是去读了个维吾尔族语的博士后。」采访中,他的讲述总是引人哈哈大笑,他自己也笑,又生出担忧,说,你们不会觉得我是个说相声的吧?
少年时,他说自己还有些不健康的情绪,同行也觉着他有着淡淡的哀愁,1958年之后,他只剩下健康的情绪了。后来,他这样说:「健康的年代你和我和他都可能有不健康的情绪与表现。而不健康的年代,你再不健康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活下来的都愈来愈健康。」
90岁的王蒙,和19岁的王蒙一样,还在写作,写起来不管不顾,写起来依旧狂欢。不仅自己在写,他也在鼓励许多后辈写,他设立文学基金,用稿费支持青年作家。他的后辈,72岁的出版家聂震宁已满头白发,时隔30多年重新写作,今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他说,是因为王蒙鼓舞他写,一直写,继续写。有一次,王蒙向他提起老友冯骥才, 「大冯说,一旦写起小说,就觉得要飞起来了。」王蒙90岁还在写,冯骥才80岁还在写,他们沉浸在写作中的快乐让聂震宁感到震动。
有人读过王蒙的近作《季老六之梦》,在微博评论:「感慨作者的语言功底厉害;也感受到了作者美丽的精神状态,果然发疯就是快乐。希望等我活到耄耋之年的时候也能有这精神状态。」
在「发疯」这一叙述下,始终向上的王蒙和打算「摆烂」的年轻人跨越时间连接起来,构成了对时代奇妙的回应。王蒙承认,他没有那么了解年轻人,所谓的「丧」,在他看来总有点「种种娇气包儿耍赖」的意思。他的底色,是「信」,是欣欣向荣。
「我只能说,我没有躺平过,没有无所事事过,没有无赖无聊过,没有全然放弃过。」
谈了一个半小时,又为《人物》拍摄了封面图片后,王蒙要离开了,他的步子有点缓慢了。在文学馆室外,黑色轿车在那里等他。今年是他写作70周年,10月,他也将迎来90岁的生日,有许多的会议与活动将举办。因为蓬勃的能量,也因为「童子功」的智慧,还有几十年跌宕里诸多机缘,他获得了其他写作者难以想象的荣光。这是个明媚的秋日,落叶簌簌,清爽舒展。
王蒙写过,他属于秋天。他在秋天出生,青年时在河北度过一段美好的秋,又在秋天第一次读到「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他被革命与诗歌吸引,感受到秋天如同生命,辽阔、自由、鲜明、丰富,有无限可能。
这也是生命的秋天。他每天还在消化大量密集的信息,日程排得很满,出席各种活动、演讲、直播。他说,自己还是一个学生,要学习更多的知识,比如,元宇宙、。相对于仍然活跃的精神,体力有点跟不上了,前段时间,为了写评论,他要读一本几十万字的小说,写作很轻松,但手腕会觉得累,他甚至想,为什么书不能出活页版呢?
也正因此,在与《人物》的对谈中,王蒙提到最多的词是「顾不上」,顾不上怀念往昔,顾不上重看旧作,顾不上斤斤计较,顾不上怅惘,顾不上凄凄惨惨戚戚,顾不上一切恼人的事儿,只想赶紧写,赶紧阅读,赶紧走路,赶紧下海游泳去。过去的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当下更急迫。90岁了,他对生活尚未悲观、失望,他也不那么恐惧衰老和死亡。
当然,短短一个半小时,我们只获得了很小部分的王蒙。90岁的他,是丰富的,难以尽述的,在他身上,你仍然能感受到一些不随时代变化而始终可敬的东西:旺盛的生命力,恣肆的青春。就像《青春万岁》序诗,
「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来编织你们。」
1991年,北京,作家王蒙(中)、红学家冯其庸(右)与新加坡作家周颖南交谈。 摄影|方学辉/VCG
人物: 现在最普通的一天,您会怎么安排?
王蒙: 我早晨起来,上午用来写作,下午有时候看书、看报、会客,晚上我的精神差,就看看电视啊。电视要有球赛,我就不看别的,因为看球赛累不着我,虽然我听力下降,但是我也看得出谁赢了、谁输了。如果赶上写作越写这精神越来了,来劲了,那么这时候上午、下午,甚至于晚上再加半钟头,把几个词再改改,这也有,这不是绝对的。
人物: 除了写作,您还一直保持着每日锻炼的习惯吗?
王蒙: 我的习惯是农民的习惯,晚上我9点半就睡觉了,早晨5点就起来了。每天早晨起来,尤其春夏秋的时候,我就出去走一圈,走两圈,走到3500到4500步。过去一天至少是6000步,多的时候到7000、8000步,如果这天又有点别的事,都在一万步以上。
人物: 看起来在保持青春的这方面,您一直有自己的心得。
王蒙: 有信心,反正我尚未悲观、失望。但是也不敢吹啊,一吹就,《红楼梦》里头刘姥姥有一句名言,千万不要夸嘴,一夸了嘴就打嘴。我并不是老是那么充沛,我现在眼睛也不如过去了,比较重的书我拿着也费劲,我这么拿着看一会儿,手腕子跟不上了。去年也生了一回病,现在听力、视力都有很大的下降,牙齿也有问题,所以我也老实了,别吹了,再吹又完蛋了。
可是我仍然还有这种写作的愿望,还有写小说的愿望,甚至于还有写诗的愿望,甚至于由于我,我对生活的热爱,兴趣的广泛,还觉得自己有很多话要说。当然,写作仍然是我最高的、最热烈的一个追求。反正我不可能说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另外一个你也别信那个,说他这人永远老不了,弄不好,兔子尾巴也长不了多少年了。
人物: 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真正开始衰老了?
王蒙: 我去年生病,做了手术,生这个病的时候,很狼狈,但是我也仍然没有丧失信心。我阅读量比过去少多了,但是相对来说,我没觉得我特别老的时候是当一篇作品开始写作的时候,而且写作有兴趣的时候,照样如鱼得水。我就是在这点上目前尚未变老,但是过两天忽然觉得自己变老了,这也可能,这不太自然了嘛。变得老点按老点的办法,变得老点,下回《人物》再来说采访,我就说,这么大年纪了,不见了。(笑)
人物: 您现在还会看自己的作品吗?
王蒙: 我有的朋友他们有这种反应,一个是年岁多了,不敢再看过去自己的作品,他为什么不敢,我也不知道。我没不敢看,我是很少看,不是由于谦虚,由于写得不好,而是与其有工夫看旧的,我得赶紧再写新的呀,是不是,我就顾不上。而且,过去作品我有时候看着,有点坑人。太多。就说你们来,你们看过我多少作品?2000万字要真让你们看一遍,把你们累死了,是不是,你采访谁都不用费那个劲儿啊。
人物: 确实,一边看您的作品一边想,这么多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王蒙: 怎么写出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就年头多啊(笑)。今年是我创作70周年了,你想人活70古来稀了,写70年,开玩笑啊。有些好朋友啊,说你的作品我全都看了。
人物: 您信吗?
王蒙: 不是非常信,因为他要全都看了的话,他肯定累得慌(笑)。
人物: 您刚刚提到「顾不上」,是否您已经感到了一种时间的急迫?
王蒙:一辈子都是这样的,抓紧时间,尽量做到什么也不耽误。有的人说年岁大了伤感,我也顾不上,我有这伤感的工夫,又两千字写出来了。一些比较无聊的文坛上的小的事情啊,我也从来不闻不问,也是由于我顾不上,不是说我觉悟特别高,高不高的我得做我自个儿手底下的活。
人物: 您不是说「明年我将衰老,今天仍然歌唱」。
王蒙:明年,转眼就是明年了。
人物: 您在自传里面写到,在19岁那年,您开始了真正的爱情和真正的写作,这一年内心丰满洋溢,空前绝后,如果有魔法,可以实现愿望,您说,不要钱、地位和荣誉,只想再一次19岁。现在您还如此想吗?
王蒙: 那是20多岁的时候,到30多岁就不这么想了,到80多岁更不这么想了。80多岁又能喘气,又有写作的愿望,又有对生活的深情,对朋友的深情,对家人的深情,对事业的深情,我干吗回19岁啊?我现在就是能保持工作一定的效率,生活的质量是好的,除了能够回忆一点往事或者是喝两口小酒以外,仍然有一种对大事情的兴趣,有对文学的追求,有对艺术的热衷,我觉得对一个我这年龄的人来说,这福气就可以了。
人物: 现在您是否还会偶尔想起,您19岁或者是20多岁某个瞬间或者某个场景吗?
王蒙:一般情况下顾不上,但是写作当中会有。譬如我最新的作品《季老六之梦》,写一个主人公季老六,他梦里头又回想起苏联的最成功的电影之一叫《乡村女教师》,那位教师的名字叫瓦尔娃拉,我写到在梦中,瓦尔娃拉见到季老六,季老六问,你中文说得这么好了啊,瓦尔娃拉就说,你忘了给我配音的是舒绣文了吗?我写到这儿的时候,自己都流眼泪了,这是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中国演过的最成功的苏联电影之一。
我平常其实不会忽然回忆这个,还是我那个说法,顾不上,可是我写作的时候,回想起80年代的事,70年前的事,60年前的事,我仍然是觉得特别亲切。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有对美好的追求,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有对发展、富裕、繁荣的追求,这是好事。那么你追求很大一部分都变成现实了,也有些还没有完全变成现实,这很正常。
人物: 这一生您最想追求的是什么?
王蒙: 如果说我这一生有点像要留下遗嘱的感觉(笑),现在还不能说我「这一生」,我的「多半生」是充实的,我从很小就追求国家的命运的变化,革命、斗争、成功、胜利。我浸透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里边,但是同时我对文学的爱,我对文学的这种心情和心愿又是非常纯正的,真正从自己的心底、从自己的每一根神经上所发出的对文学的追求和爱,对人生的追求和爱,对国家的追求和爱。
人物: 具体来说呢,这种心底的追求是如何与您的作品和人生选择紧密相关的?
王蒙: 我上小学的时候,占领北京的是日本军队,我从阜城门出门,阜城门那儿有日军在那儿站岗,刺刀在那亮着,旁边人带着军犬,所有人从那儿过,得给他鞠躬,90度鞠躬,到了1945年考初中了,我忽然明白了,日本是侵略者,再后来,日本失败了,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个时候受到爱国的冲击,我忽然明白了,我应该为中国而死,人活这一辈子应该为自己的祖国而死。前40年,我认为我创作的主题就是革命,文学和革命是不可分的。革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原来的这个社会不理想,毛病太多,气数已尽,你把它推翻了,咱们另起炉灶,把它扒了再重新盖,所以我觉得这是最文学的题材,没有比这个更文学的题材,没有比革命更文学的了,也没有比文学更革命的了。
人物: 您现在会怎么看待自己这大半生跟革命、跟文学的缠绕呢?
王蒙: 某种意义上来说,最好的文学作品都带有一种前革命的特色,都带有一种对革命的向往。契诃夫不是革命家,但他最后一个短篇小说叫《新娘》,写一个新娘预备好了,就等着结婚呢,忽然她跑掉了,她觉得这么稀里糊涂结婚实在没有意思,她就参加革命去了。温文尔雅的契诃夫吧,临了临了写出一个小女孩不结婚,非去革命去,非要打游击不可,这个是有点意思的,这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这是真正的浪漫主义。
当然革命的实际的进行,还有后革命时代,又出现很多新的情况,这也是非常自然的。这点鲁迅早就说过了,说真正革起命来啊,没有多少革命文学了,都忙着战争啊、斗争啊、胜负啊。真正革命成功了,也不要以为革命者会带着鲜花,带着慰劳品来感谢你们,没这个可能。所以这又是一个课题,历史是有各种各样的课题的,革命后变成更复杂的选择。我觉得我还是保持着对革命的浪漫的幻想,同时也是用务实的、建设性的态度来对待革命后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人物: 那现在呢,您的创作、生命的主题是什么,当革命已经渐渐退潮?
王蒙: 随着时间慢慢长呢,你不可能老处在一个革命的高潮,你若整天处在高潮里头也麻烦,所以也自然会有日常的生活,平常的状态,和心情的所谓淡定。该淡定的时候得能淡定啊,这个也很必要。比如个人有些小的不被理解啊,甚至于是不愉快啊,当然应该淡定,屁大点事,值得你不淡定吗?你有所为,必然得有所不为,什么都为,您为得了吗?
比如我热爱游泳,但我游泳速度不行,姿势也不行,我从18岁开始游泳,到现在游了超过71年了,也游不好。我的孙子经常打击我,说爷爷爷爷,你这游泳的特点我们找出来了,您是原地游,你动了半天,你怎么人没走啊。说实话,自个儿做不到的事还多得很。所以该走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现在说是「明年我将衰老」,如果已经衰老了呢?那就是说,我今年就衰老了,嘿,也可以,这也不算犯了什么大错误。
人物: 您做过文化部长,深度参与了革命、政治生活,是否会有某个时刻,您觉得如果自己能够做一个更纯粹的文学家?
王蒙: 什么叫纯粹的?李白纯粹吗,苏东坡纯粹吗,屈原纯粹吗?我是一个纯粹的人,我的热情、我的追求是多方面的,我希望这个小说写得很纯粹,那么这个小说就跟人生没有关系吗,就跟青年没有关系吗,就跟社会没有关系吗,这个小说不需要让人了解生活、了解社会吗,这些小说就是让你自个儿纯粹在这个里头吗,这都是不可能的事啊。曹雪芹纯粹吗,他已经够纯粹的了,人家也没当过官,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朋党,也没有参与任何政治事件。除了挨饿以外,也没有别的迫害。那些说纯粹的,要到什么程度,纯粹到雕虫小技的程度,纯粹到自我欣赏的程度,纯粹到和人生脱节的程度,和民族、和国家脱节的程度吗?为什么我这样不好呢?我是社会生活的积极的参与者,写起来咱们要激情有激情,要灵感有灵感,要修辞有修辞,要梦幻有梦幻,你还想怎么样吧(笑)。
人物: 您觉得,时至今日文学还能够提供给我们什么?
王蒙: 文学是提供参考,提供记忆,提供遐想,提供生命的证词,人生的纪念。足足可以了。
人物: 您的作品经常呈现出一种语言的狂欢,这种狂欢感和激情似乎也贯穿您的生活,您始终拥有这样的激情吗?
王蒙: 不是。如果你看我大量的微型小说绝对不狂欢,几百字就完。我就像打乒乓球似的,我又有横拍,又有直拍,又有上旋球,又有下旋球,问题我做起来都还挺舒坦。我写的内容也是这样,很多朋友说,王蒙写知识分子的多,我不写一般的知识分子,我写干部非常多,写革命者非常多。但是,新疆我写的几乎都是农民,比如《山中有历日》,那个责任编辑告诉我,发表了这篇小说以后,他的一个同学给他写信,说你们这个署名真敢随便来啊,还有冒充王蒙的。他就认为写农民的就不是我的。我自己本身就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凡是对我说什么的人,他都是只看到了我的某一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情况他没看到。
你们看点我最近的作品,多少看点,要光靠这个采访,我估计你们的印象里王蒙是个说相声的。对我的看法,什么人都有,丁玲看了我有一篇作品,叫《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她就说,王蒙就是说相声的嘛。
人物: 您刚才谈到《山中有历日》,小说接近结尾处,写到山间风铃响动,写到一种留恋与失落、既空虚又充实的情绪涌动,个人与时代之间,似乎常有一种怅惘,对您来说,什么时候您感受到对时代的失落或者怅惘?
王蒙: 当然有。因为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一切的胜利、一切的成就都是有代价的,你个人的成就也是有代价的,而且都不是直线的,你说怅惘的话,有,但是不能被这个怅惘所俘虏。因为你光怅惘,您最近忙什么呢,怅惘,是不是?您歇菜了算了。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怅惘,而在于你能不能自己引导自己,有没有自己调整自己的可能。
人物: 见您之前,我们重看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挺感慨的,林震显得清新、朝气,而看似索然的刘世吾仍然在谈论幸福。这几年,不管是疫情还是不稳定的经济形势、就业形势,让许多年轻人对未来没有太大的信心。您是否了解现在年轻人的处境?
王蒙: 这个我就觉得很惭愧了,我对现在的年轻人的处境啊,或者是碰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不能说知道的很多。我早就有一个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不同的环境、命运,说法、做法都不太一样。
我孩子小的时候,我把年轻的时候最喜欢唱的那些歌教他们,基本上全部失败。我喜欢唱的歌,没有一个变成了他们喜欢唱的歌,他们喜欢唱的歌,也极个别的能被我喜爱,他们说我喜欢的歌太水,我听着他那个才水呢。后来我知道这个也不能勉强。
人物: 您会始终希望了解年轻人,和年轻人在一起吗?
王蒙: 我也不想任意评价年轻人,但是我愿意有更多的交流。另外,我并不觉得我有什么特别落后于这个时代和年轻人的,年轻人的词我也都会用,什么AI啊,ChatGPT啊。有一个年龄比我小很多的女作家,我们一块出国,后来她说,我知道王蒙老师是老作家,我特别害怕他用那种比较老的腐朽的态度来对待我,一见面先问结婚了没有啊,几个孩子啊,但后来有两件事,王蒙把我给震住了,一个是美国那冰水他「嘎吧嘎吧」嚼着就咽下去了,第二,他跟人讲英语,词汇没我多,但是他发音挺好。所以,我不觉得我跟年轻人有代沟,沟也是自己造成的,是由于偏见造成的,年轻人也不会故意给你挖个沟,给你推到沟里。
人物: 一位读者在网上这样评价《季老六之梦》,「感慨作者的语言功底厉害;也感受到了作者美丽的精神状态,果然发疯就是快乐。希望等我活到耄耋之年的时候也能有这精神状态。」看到这样的评价,您想说些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经常认为,「发疯」使人快乐,他们选择不再压抑自己的情绪和表达,认为「发疯」才是年轻的状态。您能够理解他们吗?
王蒙: 心情的释放是有多种途径的,轻歌曼舞、窃窃私语是一种表现,淋漓尽致足足折腾一回,狂欢狂想一番也是有意思的。
人物: 现在的年轻人流行「丧」的文化,他们似乎并不容易快乐,20多岁开始想要养生,身体和心态都变得疲惫、衰老。但从您身上,总是能感受到「青春的能量」,这是怎么做到的?
王蒙: 我不相信当真有什么丧文化的流行,当然也有种种娇气包儿耍赖。我仍然相信有许多人在奋斗,在学习,在前进。至于我的青年时期,甚至少年时期,赶上了中国的天翻地覆,我们的光明的底色使我终生受用无穷。
人物: 您曾在自传中谈到觉得自己不够勇敢,有没有您愧对青春的时刻?
王蒙: 我只能说,我没有躺平过,没有无所事事过,没有无赖无聊过,没有全然放弃过。我每天都在努力,健身,快乐,也都是努力的结果 。
人物: 如果可以给现在困惑的、低落的年轻人们说点什么,您会怎么说呢?他们要如何面对未来、如何创造自己的青春万岁呢?
王蒙: 我希望他们不放过任何可能,不放过任何机遇。
人物: 您经常说自己是一个学习者,90岁了,您现在还想学习什么呢?还有什么遗憾吗?
王蒙: 我的一大遗憾就是外语没有学好,但是我对学外语是非常有兴趣的。我在新疆学习维吾尔语,学习得非常的成功,在新疆当翻译都是人在那儿说,我这就翻,同声翻译。我很喜欢学不同的语言,我在访问伊朗的时候,官方的回应我用波斯语讲话;访问土耳其,祝酒词我用土耳其语;访问日本的时候,我用日语讲话15分钟;访问乌兹别克斯坦,记者来采访,他讲俄语,让翻译再翻译成中文,我说你干脆讲乌兹别克语,乌兹别克语跟那个维吾尔语相差无几。我是愿意和别人直接用他的语言交流,但是又没做到,尤其是英语水平还低得要死,我每每想起来,惭愧得不得了。
人物: 您现在仍然对学习语言抱有这么大的兴趣,感受到您对生活、写作许多事情还有很多热情,这种驱动力从哪里来?
王蒙: 这是我对生活的爱,我对生命的珍惜,我对事业的珍惜,这个事业是别人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我对工作的喜爱。我现在又能喘气儿,又能吃肉,我当然希望我每天还能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不是说光在那儿,要光休息。有很多人,包括我的孩子,总说多休息,多休息,多休息。可是多休息我就怕休息过了,就变成等死。要是说过两天上北极,上南极,或者沙漠探险,那你休息也值。说你休息休息,过两天,还休息休息,明年,休息休息,后年,休息休息,那您也甭休息了,八宝山那儿休息得更好了。
人物: 人生跌宕,有哪个阶段您觉得青春离您而去了吗?
王蒙: 青春每天都在与我告辞,我的人生仍然在工作着、努力着、满意着,我对于文学、对于世界、对于家国的关注与喜爱并没有冷却,这是真的,这是由我每天的「活计」体现着的。
人物: 这大半生中,有哪段时间是您可能现在想起来,觉得依然珍贵的吗?
王蒙: 我从1958年被打入另册,到1978年、1979年情况有了变化,过了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这20年的时间,我到了新疆,到了伊犁,到了伊犁的农村,和维吾尔农民完全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在一起。这个经验对我来说太宝贵了,没有人有这种经验啊。说北京的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来到新疆,和这儿的农民完全打成一片。我学到了东西。生活仍然很充实,整天吃哈密瓜,小日子过得滋润着呢。别人问我,在新疆16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是维吾尔语博士后。还有呢,我在新疆比在北京要安全得多,你看夏衍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文化革命一开始,他被打折一条腿,如果我在北京啊,我有八条腿都打折了,我竟然是平平安安。不必多说了,反正我要在北京的话,估计咱们现在就谈不上了。
人物: 您曾经说,您的幽默是从新疆生活中产生的,在此之前似乎您并不是一个幽默的人,泪尽则喜,人没得可哭了,光剩笑了。这种幽默是如何生长起来的?您认为,幽默是您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活法吗?
王蒙: 我说过,幽默感是智力的优越感。我一直是比较富有幽默感的,至于新疆的幽默感则更表现为一种人生观,伊犁人的俗话是说,人生在世,除了最后的死亡以外,都是在寻找快乐。
人物: 最后一个问题,青春意味着激情,也携带着诸多迷茫与痛苦,当一个人逐渐老去,激情与迷茫一同逐渐消失,您觉得人到最后,会保留的是什么?
王蒙: 如果最后觉得自己没有浪费这一生,如果觉得自己足足实实地活了一辈子,脸上可以显出点笑容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