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生大起大落，显达时位极人臣，落魄时躬耕垄亩，在他所有任职过的地方都留下传奇。关于他是否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有一定争议，但他毫无疑问是一位有着强烈民本思想、被所有他任职过的地方百姓深深爱戴的好官。 苏轼之所以为苏轼，之所以历千百年仍为无数后人所追慕和喜爱，与其颇具特点的家风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论穷达，守心如初”
苏轼的祖父苏序，是一位开苏家风气的人。《师友谈记》中苏轼回忆祖父：“甚英伟，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宋太宗淳化五年，苏轼曾祖苏杲去世，正值李顺农民军攻打眉州，人心惶惶。年轻的苏序泰然自若，“执礼尽哀如平日”。苏轼在《苏廷评行状》中评价祖父：“急人患难，甚于为己。”苏序虽然只是一介农夫，却颇有见识。丰收时，他把米换成谷子大量储存，后来，遇到饥荒便开仓放粮，救济了族人和一些村里的穷人。《族谱后录》写道，苏序“性简易，无威仪，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与人交，无贫贱，皆得其欢心……敝衣恶食，处之不耻，务欲以身处众之所恶，盖不学《老子》而与之合”。洒脱、超越、散淡、仁慈的品质与粗简豪放的农民性格融为一体，颇得道家智慧。 苏轼一生对待金钱的态度，以及对穷人始终不渝的同情心，都能看出祖父对他产生过深刻影响。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被后人尊为中国古代“四大贤母”之一。 苏轼十岁时，程夫 人亲授以书，讲到东汉 史《范滂传》。范滂因同情百姓疾苦、抨击奸党而被诬陷杀害，临刑前范滂向母亲洒泪辞别，范母却赞扬儿子的刚正不阿，并说，你能成此忠义之士，我有什么伤感的呢！苏轼听后说自己也要做范滂那样的人，问母亲是否应允。母亲说：“你如果能做范滂那样的人，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母亲那样的人吗？”并赞叹：“吾有子矣。”这使苏轼备受鼓舞，“奋厉有当世志”。
苏轼《记先夫人不发宿藏》一文中曾记录了程夫人这样一则故事，反映了程夫人对待钱财的态度。一天，苏家两个婢女熨衣服，脚陷入地中，往其中探看，洞深数尺，有一个瓮，用乌木板盖着。乌木是一种名贵木材，以其覆盖的大瓮，大家猜测里面一定有值钱的东西。程夫人却示意“以土塞之”，对瓮中是否有财物之事，并不在意。程夫人对待钱财的态度被苏轼深深记取。几十年后苏轼在凤翔为官时遇到同样的情形，以为是古人藏丹药处本欲挖掘，妻子王弗劝诫他“使先姑在必不发也”，苏轼“愧而止”。不义之财，一文莫取，宦海沉浮几十年，无论穷达，苏轼始终守心如初。
欧阳修说：“苏家先辈，邻里称仁。”此言不虚。
“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
一次，吕慧卿问曾任州学教授的曾旼说：“轼学何人？”曾旼说：“学孟子。”彼时的吕惠卿已由苏轼的朋友变为了政敌，于是生气反驳。曾旼说：“孟子以民为贵，社稷次之。此所以知苏公学孟子也。”惠卿默然。 纵观苏轼一生，的确始终贯穿着突出的民本思想。
苏轼诗词中的人道主义精神，随处可见。 在凤翔时督办为仁宗修陵的木料，他痛惜感慨：“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在杭州担任通判时，除夕夜因审讯犯人滞留府衙，怅然于许多囚犯因生活所迫铤而走险：“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他感慨囚犯为谋生而囚于此地与自己因谋生而困守此地，并无本质不同，更无贤愚之分。在岭南品尝荔枝时，他写下《荔枝叹》：“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他认为官府应该收摄自己的欲望，臣子不应一味用吃喝这类低俗的东西去满足皇帝。面对凤翔差役的“食不饱”，面对杭州囚犯的“执笔泣”，面对岭南荔枝的“怜赤子”，苏轼的良心始终与底层人民紧紧相连。
谪居黄州后，苏轼更是感受“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觉悟到置身人民之中的实在。苏辙在给兄长的墓志铭中写道，他在黄州“与田父野老，相从溪谷之间”，在岭南“胸中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毳，又率众为二桥以济病涉者，惠人敬爱之”。惠州城有一湖泊，湖上原有一座长桥，已然损坏破败。被贬惠州的苏轼写信动员当地官员筹资重建，还捐出早年朝廷赏赐的一条犀带，他说，“深恐书生薄福，难蓄此物……务散此物，以消业障。”他又写信给弟弟苏辙筹款，苏辙的妻子史夫人倾其所有，拿出当年内宫赏赐之物，作为建桥之资。绍圣三年六月，新桥建成，从此两岸往来，安全便利。
古人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但苏轼说：“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力能正则正之……”“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无论穷达，苏轼均能将心中所想、手中之事与百姓之念结合起来。
“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
关于钱，苏轼曾感叹，“若问我贫天所赋，不因迁谪始囊空”。二十多年做官，俸禄丰厚，但“随手辄尽”。贬黄州时他经济拮据，但为了破除当地溺女婴恶俗，他率先捐一万钱，成立了“育儿会”……他的书画作品宋代称第一，却不曾卖过一幅字画。苏轼终其一生，都对富贵与金钱淡然处之。他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既可以庄重对待生活，也咽得下命运的艰辛，这也体现在苏轼对体力劳动的偏爱上。在黄州时为生活所迫的“垦辟之劳”自不必说，即便在此之前，他劳心劳力也皆是一把好手。他自言：“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三十二岁时回眉山丁父忧，在父母和妻子的墓园种下三万棵松树。苏轼一生，种树、种茶、做菜、酿酒、造桥，设计长堤和居所……这是热爱与超脱的融合，是人格的强健与丰盈。
（作者为党建读物出版社副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