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前章 号角声处
那天中午的咖啡美味极了，我喝得心跳加速，早过了我认为的“安全警戒线”，可是，当又一杯咖啡递上来的时候，我还是没能拒绝。这浓烈而甜美的餐前咖啡，让我和季乐、包龙鹏三人沉浸其中，飘飘然不知身在何处。突然，一个女人的尖叫声把我们惊醒，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了门口处。我发现一些女人和孩子吓得张大嘴巴，哭喊着从房子前面跑开了。
此前，我唯一一次看到人们被吓成这样，是有人被鬼附身，那是若干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我就发现，自己没有应付鬼附身这类问题的本事。这虽然让我非常沮丧，但既然事实如此，我也就不勉强自己，很自然地待在原地，看着季乐冲到外面。
季乐在外面喊道：“要是你真想那样，就把他带出来，当着大家的面杀了他！不过，你得连我也一起杀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之前可从没听过有人对被鬼附体的人这样说话。
季乐跑出去三次，每次跑出去后，都回到屋里和包龙鹏低声商量着什么。眼前发生的事情显然让他们感到焦躁不安，而我却安稳地坐在原地。然而，这样三次之后，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就问包龙鹏：“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包龙鹏看了我几秒钟，用颤抖的声音说到：“有两个人拿着枪，想要杀人！”
“杀谁？”
“杀你！”
“杀我！”
有人要拿枪杀我？我们来菲律宾可不是为了送死啊！
圣经翻译与菲律宾
我和朱迪丝两人十几岁的时候成为基督徒。早在信仰生活的初期，我们就有一个愿望，要把关于耶稣的福音告诉那些从未听说过的人。在4年的时间里，我们参加了三个宣教机构的例会，也在我们教会听了许多宣教士的演讲。其中最吸引我们的是有关圣经翻译的话题。
1967年，在维多利亚的一次奋兴会上，我们听了威克利夫圣经翻译会的澳大利亚理事大卫·卡明斯的演讲。这次演讲的主题**是《哥林多前书》14章8节：“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
“假如士兵正等着上战场，需要号手吹响进军的号声。”他说，“如果号手吹出来的声音不够清晰，士兵就不会明白官长的意图。人们看到用自己不能理解的语言写成的圣经时，情况也差不多。因为他们也是只闻其声，却不知其意。”
大卫的这一席话打动了我们，促使我们思考这对我们有何启示。我们喜欢读圣经，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圣经就是用英文写的。可是，倘若圣经只能用另外一种我们不了解的语言来写，那我们怎能明白它呢？同样的，对于许许多多不懂英语的人来说，要理解英文圣经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假如我们能帮助那些人把圣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翻译出来，那他们就有机会知道，上帝对他们也同样有特别的话语。至此，我们俩都明白了上帝要我们做什么。
我和朱迪丝1968年结婚，1969年在维多利亚圣经学院开始为期三年的圣经学习，其间我们有了头两个孩子：大卫和伊丽莎白。之后我们参加了暑期语言学院（简称SIL），学习未成文语言的分析和翻译。
在圣经学院的那几年里，我们常常祷告：“主啊，你要我们去哪里服侍你？”我们当时想，可能要去巴布亚新几内亚，不是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去那里吗？可是，我们就是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后来到了暑期语言学院，给我们上靠前堂课的老师是罗斯玛丽·罗德，她曾在菲律宾做翻译。于是，第二天我们就问她：“能跟我们讲讲菲律宾吗？”
罗斯玛丽笑了一下，深呼了一口气，讲了起来。在接下来的10个星期里，她给我们讲菲律宾的风土人情，也讲到那里正急需大量的译员。到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不但明确了去哪个国家，甚至更具体地确定了我们将要学习的语种——南菲律宾邦吉部落的语言。
我们向威克利夫圣经翻译协会提交了申请，并于1972年3月成为会员。在被分派到菲律宾工作之前的16个月里，我们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参加了一个太平洋地区环境适应性课程，然后又学习了一个高级语言课程，最后组建了一支信仰坚定且有足够经济资助的团队。之后，我们就飞往马尼拉，盼望着尽快去邦吉开展工作。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我们一到马尼拉，就听说所有新到成员必须先学习菲律宾的国语——塔加路语。这要花9个月的时间啊！邦吉怎么办？我们还想去那里开展工作呢！
但是，如此安排的好处是，我们在这9个月的时间里可以很好地了解菲律宾的文化、风土人情，还能有一个课堂环境来学习菲律宾语言的简单运用。
所以，我们没有乘船去南菲律宾，而是乘公交车到了马尼拉南部80公里的利巴市，在那里租了一处房子，打算好好利用这9个月的“延误”。不过，我们很快又发现，课程要一个月之后才会开始，延期就从9个月就变成了10个月。我们决定先去马尼拉北部山区拜访几个译员，借此大致了解一下我们后面的安排。
我们北上的靠前站是镶嵌在闻名遐迩的巴拿威梯田上的阿玛甘村。巴拿威梯田据说已有3000年的历史，被当地人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我们的美国同事安妮·韦斯特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好几年。
漫步村中，我们被映入眼帘的一个骷髅人头吓了一跳。安妮指着房子周围一捆捆用布打成的包裹介绍说，阿玛甘人将保留先人遗骨视为对祖先的尊敬。他们每年都会将遗骨拿出来清洗、晾干、仔细包好，然后再放回到房子下面的某个特殊位置。面对这些骷髅，村民习以为常，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总觉得有点阴森怪异。
高耸的群山上，层层叠叠地镶刻着无数的田地，看上去就像是铺了翡翠地毯的巨大楼梯台阶。我们禁不住感慨：“这真是安居的仙境啊！”
这里的山区景色宜人，但不是为我们预备的。令人心旷神怡的山间暮色也好，热情好客的村民也罢，当地引人留恋的一切都不能诱使我们偏离方向。我们的目标是南方那个热带小岛，纵使那里白天热浪逼人，夜里暑气难消，我们也义无反顾！
第二天，我们搭乘一架小型飞机向北，去距离阿玛甘10分钟航程的巴兰高拜访另一个美国翻译员乔安妮·薛勒。乔安妮在那里工作了10年。当飞机降落在一个长度比航母上的飞机跑道还要短的狭窄斜坡上时，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梯田边的山路又窄又陡，然而山区的景色却是美得让人惊叹，甚至比阿玛甘还要略胜一筹。我们就这样沿着山路小心翼翼地来到了乔安妮的住所。
五个钟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其间，乔安妮和她巴兰高的朋友向我们讲述了当地教会创立时期的故事。几个信徒的见证表明了圣经译文对他们生命的影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建安——一个巴兰高教会的长者。
建安与乔安妮情同父女。大约在10年前，乔安妮同她的靠前个同事安妮·费泽尔来到巴兰高时，着实让建安吃了一惊。他们期盼着前来与他们朝夕相处的美国语言学家竟然是两位女士。建安对她们说：“你们不晓得女人来这里是很危险的吗？我们可都是会猎取人头的粗蛮之人！”
她们何尝不知呢！只是建安对她们的态度让她们始料未及。建安说：“你们需要有人保护。既然你们的父亲不在身边，就让我来做你们在这里的父亲吧。”一种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就此形成，后来安妮因为结婚离开，建安与乔安妮继续维持着这种关系，直到20年后建安去世。
那天，在我们起身要走的时候，建安指着近处的一个山脉肯定地说：“我要向上帝祷告，求他差你们去南卡林加地区。”
“谢谢您的好意，”我们说，“我们的目的地是距此2000公里的菲律宾南部。那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什么也不能改变我们的方向！”
异域生活初体验
回到利巴城之后，我们开始了塔加路语的学习，而且很快发现了学习这门语言的实用价值。尽管英语是菲律宾广泛使用的第二语言，当地人还是不易听懂我们带有澳大利亚口音的英语。要想沟通顺畅，我们就需要说塔加路语。
有一次朱迪丝去一个药店兼杂货店买新孢霉素软膏，店里的女售货员愣了一阵子后给了她一罐坎贝尔牌子的汤。还有一次，我去买清洁用的钢丝球，我用尽各种方法解释我要买的东西，女售货员就是不明白，坚持说没有这个东西。她越是坚持，我就越想解释清楚。我能看到有几个钢丝球就放在她身后的货架上，但是我又意识到，若我指给她看，她会因为意识到自己犯错而非常尴尬。最终，我只好两手空空地离开了货店。
有时候我们的澳洲英语把美国人都弄糊涂了。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澳洲人正眉飞色舞地谈论着什么，旁边站了几个美国同事。我发现，我们说得越起劲儿，他们就越紧张。终于，其中一个插嘴说道：“要不是我知道你俩是好朋友，我就会认为你们在吵架！”另一个美国同事说：“我知道你们说的是英语，但是我一个字也听不懂。”
我们遇到的另一些小故事，也可以归因于这种“文化冲击”的范畴。暑期语言学院在马尼拉有一个招待所，蒂莎是那里菲律宾炊事班的头儿。有一次她见到我，就用塔加路语说：“你胖了。”当我弄明白她实际上是在恭维我时，我很开心。因为“胖”在这里是指身体很健康。
在马尼拉的一条街上，我们还注意到奇怪的房屋编号方式，像101，103，105，81，83，85，87，111……我们始终弄不明白个中缘由。
塔加路语的语法对我们是个不小的挑战。变化多端的前后词缀，以及每个词缀的不同词义，常常让我们摸不着头脑。记得一天晚上，我绞尽脑汁地学习那些与英语截然不同的语法特性，突然产生了极度的挫败感，我一下子合上书，大声喊道：“我们究竟来这里干吗？”
一个孩子的声音从隔壁房间传来：“我们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属于耶稣！”这是我4岁的儿子大卫的声音。我重新打开书本，又开始看上面的语法难题。至少有那么一会儿，我没有再抱怨。
我们在语言学习上的一些长进要归功于罗莉给我们提供的轻松环境。罗莉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帮朱迪丝料理家务，还在我们学习的时候照看两个孩子。大卫和伊丽莎白很快就喜欢上了她，和她成了好朋友。后来我们很荣幸地得以资助她完成在圣经学院的学习。之后她结了婚，现在一个教会工作，估计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罗莉管我们夫妇叫“爸爸”和“妈妈”。我们把她当女儿待。
一天早上我们正准备出门去语言学校，大卫说：“爸妈再见，我们为你们祷告。”然后他们就跑回到卧室，在窗口向我们挥手。我们离开房子，走到人行道上抬头看时，发现他们正跪在窗台上祷告。他们祷告完了又冲我们挥挥手。噢，多美的孩子们！
马尼拉的街上总是车满为患。汽车司机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在拥挤混乱的街道上左冲右突。出租车或公交车后视镜上通常挂着玫瑰念珠或兔脚饰品，仿佛是靠着它们的保佑，这样的交通系统才能运行自如。
我们偶尔会乘公交车去马尼拉，其经历用“惊心动魄”尚不足以形容。在我们看来，疯狂并非担当公交车司机的必要条件，但它的确能帮不少忙。他们开车的方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驾驶技术仅仅是成为一名司机的入门资格罢了。
我们也对售票员的表现连连称奇。在行程开始的20分钟内，他从车头到车尾来回走了4次。靠前次他先逐一确认大概60个乘客的目的地。然后，他回到车头，把日期、时间、出发地和目的地等信息用打孔机打到60张车票上，再回来将车票挨个递到乘客手里。第三趟，他收取每个乘客的车票钱。最后，如果有谁需要找零，他再把零钱送出去——整个过程全凭记忆！同样让我们惊叹不已的是，在没有中间过道，只有单面车厢的公交车上，售票员在时速100公里甚至更高车速的情况下，在伸出车外的甲板上挤来挤去，竟然毫不在乎这样做的危险！
在新的行程开始不久，司机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我们正在猜想今天将有怎样的疯狂之旅，就看到我们正路过一个天主教堂，于是明白了，这只是司机作为天主**的一个惯常举动，别无他意。
还有一次，我去马尼拉寄信，顺带买一些日常用品。匆匆办完事情之后，我在路边等公交车回家。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等了三个小时，路过的公交车却没有一辆停下来，每一辆都挤满了人。终于有一辆车，虽然看起来也是人满为患，在靠近我的时候却意外地减速了。原来是一个叫沃克马的语言学校的学生坐在汽车前排看到了我，于是让司机停车。我远远地认出是沃克马之后，松了口气，急忙充满感激地对他挥了挥手。谁知司机看到我挥手，非但没有停车，反而突然加速，一溜烟儿地跑掉了。我这才明白，原来我挥手的方式是在告诉司机“不，我不需要搭车，谢谢”。结果，我又在烈日下等了两个小时，才最终筋疲力尽地搭上了一辆开得慢腾腾的公交车。
我搭乘的那辆公交车破旧不堪，而且我敢说它肯定“历经坎坷”，甚至亲吻过每一个路面上的大坑小洞。我把手掌放在满是汗水的额头前，挡住刺眼的阳光，却看到车厢的地板上有一只老鼠被吓得在座位下面四处乱窜，而人们正试图抬脚踩住它。随后，因为另外一辆公交车抛锚，我们这辆本来就拥挤不堪的车里又塞进了22个乘客。于是，有心消遣的“捉老鼠”变成了无福消受的“人挤人”。从车窗外路人的表情上，我们就知道这辆车是如何拥挤不堪，不过奇怪的是，车上竟没有一个人出声抱怨。
然而，身处此境，我却产生了一个与此情此景毫不相干的想法：“主啊，谢谢你带我们到菲律宾来。”
这里的三轮摩托车也非同寻常，它们是摩托车侧面加一个车斗组成的。我们曾见过三轮摩托的行李架上捆着一头猪。还有一次，我们看到一辆载满了人的三轮摩托车正吃力地爬一个陡坡，车上连坐带站地足有10个人，而且每个人都背着在集市上买的大包小包的东西。
还有让人费解的邮递系统。平信从马尼拉寄到我们所在的利巴城只需要一天，而用“特快专递”却需要六天——因为他们说特快专递需要大量的文书工作！又如，从马尼拉到北部300公里的巴嘎巴，平邮比航空邮寄至少要早到一个星期。为了达成寄信者的意愿，标有“航空邮件”的信件必须经过航空系统——尽管最近的机场在巴嘎巴以北200公里。信件要先空运到机场，然后再经陆路绕回到巴嘎巴。
艰难的抉择
大约在学了4个月塔加路语之后，某天清晨醒来，我们突然对去不去邦吉这个问题感到茫然。这个问题就像一座越变越大的山压在心头，我们想移开它，它却纹丝不动。我们为何有这种感觉？不是上帝让我们去邦吉的吗？早在到达菲律宾之前，我们不是就非常清楚这个事实了吗？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去邦吉的热情迅速降温，很快我们就彻底打消了去那里的念头。
我们对此大惑不解，也常常祷告，但是情况毫无改观。简而言之，我们心里没有平安。于是，我们写信给南菲律宾翻译团队的负责人查克·沃尔顿，把近期的感受告诉他。信件寄到他办公室时，一个叫洁姬·洛施的同事也在那里。洁姬后来告诉我们，查克看了我们的信之后说：“要是他们不去邦吉，我会很难过的。”
后来，我们听说有另外两个同事决定去邦吉，一个是美国来的乔安·高特，另一个是来自英格兰的尤尼斯·达蒙。她们是比我们早一期的塔加路语学员。
（一年半之后，尤尼斯被当地造反者绑架，需要支付大笔赎金才能释放。我当时不禁想到：被绑架的本来可能是我啊！那段时间许多人为她祷告。尤尼斯被囚禁了三个星期后，毫发无伤地回来了，这让我们都松了口气。）
同时，我们请求马尼拉的理事丹·韦弗在北菲律宾给我们安排工作。丹几次试图说服我们，说南方除了邦吉，还有其他几个地方急需翻译。我们每次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最后，他终于同意考虑我们的请求。至于为什么选择北方，我们也不清楚，只是觉得被一种强大的力量牵引着。
几个星期之后，丹来信说，北方有三个地区可以选择：本格特省的中、南部以及坎坎奈。前两个地区距离有着菲律宾“夏都”之称的碧瑶市很近。碧瑶市海拔1600米，可以让你们避开低洼地区的闷热，暂时放松一下。我们就回信说：“丹，这三个地方都可以，不过我们更喜欢去本格特中部或南部。”
三个星期后，我们终于收到了期待已久的回信。丹在信中说：“你们已被安排到坎坎奈地区工作。”这是三个地区当中我们最不愿意去的一个地方，不过没关系，我们仍然很高兴。第二天，我们去马尼拉与丹商量具体计划。
然而，我们到了招待所以后，发现等着我们的是丹的另外一封信，通篇只有两句话：“安排有所更改。你们要去的地方不是坎坎奈，是南卡林加地区。”
我们大吃一惊。对卡林加我们早有耳闻，那可是蛮夷之地！虽然我们需要融入当地的文化，可是要融入到什么程度呢？卡林加可是个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证的地方，我们怎能将孩子放在那里呢？我们闷闷不乐地打开招待所的门，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却迎面碰到正要进门的乔安妮·薛勒。她看到我们忧心忡忡的样子，就张开双臂抱住我们夫妇，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刚开始解释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乔安妮就打断了我们，平静地说：“我认识一些卡林加人，他们非常友好。实际上，许多巴兰高人的祖先就是卡林加人。我们不如去冰激凌店边坐边聊吧！”
随着几杯可口的木兰花味冰激凌在胃中渐渐融化，我们的头脑也慢慢清醒起来。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决定去卡林加工作。
初探卡林加
塔加路语的学习终于结束，我们搬到了北边巴嘎巴郊区的SIL中心。因为我们每年至少要在这里的翻译工作室待上三个月，所以等我们在卡林加地区的某个村子安了家之后，这里将成为我们的第二个家。
我们终于可以放手开展“实实在在”的工作啦，这才是我们来菲律宾的真正目的啊！
首先，我要去一趟南卡林加地区，与当地政府官员碰面，以确定其12个村子当中哪一个最适合我们居住和工作。同事迪科·吉瑟陪我一同前往。在此之前，为了确定当地语言的应用地域和翻译需求，迪科对包括南卡林加语在内的几种卡林加语做了一番调查，他对该地区的了解必将对我们此行大有助益。
我们飞行的目的地是硅那昂。迪科和露丝·吉瑟在为毗邻的一个卡林加部落翻译**时，曾在硅那昂村住了很多年。我们钻进SIL的小型飞机准备起飞的时候，我开玩笑地对迪科说：“我们想找一个海拔1000米左右的村子安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高度的空气更凉*一些，可以让我们免受低洼地带的闷热。迪科听后大笑起来，随口说道：“那我得想想办法！”
我从飞机上往下看时，发现无数块梯田沿着陡峭的山坡盘旋缠绕，梯田边缘那一圈一圈的弧线，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孩子在一张绿色纸上的涂鸦。
飞机先后飞过三个南卡林加村落。飞行员乔治·弗莱彻为了我拍照方便，在空中不停地盘旋，让我趁机拍了许多照片！俯视着这片地区，想到很快就要在其中生活和工作，我激动不已。
5分钟之后，飞机降落在硅那昂。卡林加人热情好客，用一种又浓又甜的黑咖啡来招待我们。咖啡的味道的确不错。午餐是米饭和豆子，晚餐呢，还是米饭和豆子。
当天下午，几位熟悉南卡林加地区的长者聚到一起，商议哪个村子适合我们。迪科介绍了我们的来意之后，他们推荐阿吉坎。那是一个坐落在马兰阁和萨马澈之间，有大约80人的小村庄。他们说萨马澈太脏，有1600多人，而且没有厕所。马兰阁人少，干净，但是雨季的时候就变得泥泞不堪。此外，还有班戈得村，人们靠途经该村的唯一一条马路和外界联络，所以他们的语言也吸收了一点外来词汇。
第二天一早，我和迪科饱饱地吃完了由豆子、大米、还有浓烈咖啡组成的早餐之后，就开始了6个小时的艰苦跋涉，翻山越岭奔向卢布阿甘镇。
当我筋疲力尽地进入卢布阿甘地区时，遇见了有生以来所遇到的靠前个南卡林加人。那人喝醉了，我试图与他聊几句，却徒然无功。三言两语之后，他扔下我，独自摇摇晃晃地逶迤而去，我站在那里，说不出是激动还是失望。
晚上无眠。第二天一早，我们在烈日的烘烤下等了三个小时的公交车，然后一路颠簸南行20公里，来到南卡林加的市政中心汀拉堰。
听说有“美国人”（他们管所有的外国人都叫“美国人”）想来其辖区居住，汀拉堰的市长非常高兴。市长认为，位于班戈得和萨马澈这两个最大村落之间的马兰阁，可能是我们最理想的落脚之处。同时，因为我带了一封马尼拉教育文化部部长的介绍信，汀拉堰市长也给部长写了一封回信，说他很荣幸能够接待我们。
谈话期间，汀拉堰市立中学的校长乔治·李班来到市长办公室。听说我们要去马兰阁，他惊呼道：“巧得很，我就住在马兰阁！你们先走，我明天回去以后就帮你们租房子。”
我从市长办公室出来，心里对乔治的帮助充满感激，原先的紧张不安一扫而光，步伐也变得轻盈了。我们搭上一辆过路的货车，继续四处走访。
我们在通往马兰阁的岔路上遇到了该村的首领（村长），一个叫纪叟的老头。他对我们此行的目的非常好奇，一言不发地听我们解释，而我却满脑子的疑问，急切地想多了解一些有关“猎头”的故事。
然而，当我说起这个话题时，纪叟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窘迫。我立刻意识到，或许问这样的问题不是明智之举。我料想，此时此地，事态可能的确发展到了紧要关“头”的地步。纪叟显然看穿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不必害怕，在这里你们会安然无恙的。这一带已经有几个月没发生那样的事情了。”
不过，一听说最近一起杀人事件就发生在离我当时所站之地不过200米的地方，我立时吓得呆若木鸡。
我牢记纪叟给我的“保证”，怀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紧紧地跟在他后面，沿着梯田围墙顶端的那条狭窄崎岖的小道，向马兰阁村走去。
纪叟比我大35岁，但要跟上他却很吃力。我后来发现，晴天的时候，当地人用20分钟到达马兰阁，我需要30分钟；雨天的时候，他们用30分钟，我就得用45分钟。我曾有一次赶路的时候不慎掉进梯田的泥水里，虽然只有一次，却被那些好事的目击者一再提起，每次嘲笑都让我非常尴尬。所以，我有时不得不偷偷摸摸地溜出村子，否则就会有一群小孩子尾随着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在这种泥泞的小路上肯定免不了摔跤的，而我每滑倒一回，他们就大笑一阵。
我们一边走，纪叟一边用流利的英语给我讲述马兰阁村落的历史。1921年，南部一个大村落萨马澈的兄弟两人，携其妻子来到这里，决定在此定居耕种。之后，其他人也陆续效仿，到1931年，已经有超过50个人搬到了马兰阁，并且彼此都有亲缘关系。纪叟说：“到今天，马兰阁已经有110间房舍。这些房子建在山梁上，密密匝匝地形成两排。山梁两侧悬崖陡峭，敌人很难攻击我们。”
到了马兰阁，纪叟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后来我和朱迪丝很快就发现，卡林加人特别好客。在我们搬到马兰阁的最初几个月里，他们常常拿鸡肉来招待我们，因为在这里吃饭是待客的重头戏。实际上，他们很穷，养的家禽很少，天天杀鸡待客是根本负担不起的。后来，当他们终于把我们当成村子里的普通一员，不再隆重地款待我们时，我们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饭后，纪叟给我端上一杯黑咖啡。咖啡味道浓烈，入口甘甜，我非常喜欢。喝完之后，纪叟开口说：“既然你喝了我们的咖啡，我们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我们会对你一视同仁，誓死保护你。”
闻听此言我怎能不痛饮一番？后来我成了一个对咖啡上瘾的“瘾君子”，甚至被冠以“大胖子”的绰号。“大胖子”确有其人，只是早已过世，是一个在当地广为人知的传奇人物。他曾是一个勇士，同时也是一个对咖啡上瘾的“瘾君子”。
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他们这样叫我似乎还有别的意思。他们每次叫我“大胖子”的时候，总是哈哈大笑，却不告诉我他们笑什么。或许他们认为，在喝咖啡的本领上，我能与那个大胖子一较高下，而论到“勇士”，我的形象就相去甚远了。不过，只要他们别忘了纪叟当初的“咖啡承诺”，再怎么笑我，我都不介意。
还有一些人，他们每次看到我喝咖啡，就友善地大喊一声：“Kapi kan uwam！”其字面意思是说“咖啡是你的全部”。但实际上，这是他们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意思是：“你就知道喝咖啡！”
当天晚上，热情好客的马兰阁人不停地劝我吃米饭和豆子，而我日后也很快就习惯了这种主食。我们聊到深夜之后，谈话终于结束，筋疲力尽的我终于可以爬进睡袋。
躺下之后，我一想到此时身处之所即是我们日后工作之地，就不由得兴奋起来，再加上硬梆梆的木地板和酸痛的四肢，我竟然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次日清晨，一曲雄鸡报晓把我们叫醒。我和迪科今天的主要活动是和当地人聊天，当然还有吃饭——早餐是大米和豆子，午餐是大米和另一种豆子，晚餐是大米和南瓜。这种小小的花样翻新让我非常高兴。当然，咖啡是应有尽有。
我也有充足的时间来观察村子周遭的环境。村子里几乎没有草，我唯一能见到的植物是佛手瓜。村子周边有许多高大的咖啡树，而围绕村落的群山上则遍布梯田、菜园和树木。
修成梯形的稻田像一级级的台阶，从山下的河岸层层上升，新发芽的水稻仿佛一块块翠绿的地毯铺陈其上，远远望去蔚为壮观。在干旱季节，梯田需要人工灌溉，山顶的泉水会沿着细长的水渠，从上到下，蜿蜒盘绕，潺潺流过每一块稻田。夜里的时候，人们需要看护好自己田里的水，以防有人想多存点水，将别人家的水引到自己的田里去。
由于多数菜园和田地离村庄较远，所以一些上年纪或者体弱的人通常会在他们自己的园子里搭起棚子，一次住上几天，这样一来，就不必每天在村庄和田地之间辛苦往返了。
在谈到马兰阁和其他村庄相比有什么优越之处时，几个村民说：“这里没有传染疟疾的蚊子，老鼠不多，苍蝇也少。还有，马兰阁从没遭受过台风的袭击，而别的村子嘛，这些问题他们统统都有。”在搬进来的几个月里，我们从这四个“优点”中选择了一项进行观察。他们关于蚊子这一点说得的确没错。通常，疟疾在低洼地区比较常见。
搬到这里不久，我就发现一个特别的现象：这里的男人从不刷碗。从这一点看，我应该不难适应马兰阁的生活。
马兰阁没有电，南卡林加地区所有村子都没有，而且也没有厕所。清洁工作一概由猪来负责。当我内急，要出去找一个隐蔽之所的时候，一根长木棍是必备之物。木棍不但可以用作在湿滑的山路上行走时的手杖，还可以用来对付蜂拥而上的“饿猪清洁队”。
马兰阁村也有人种植烟草。他们卷制的雪茄有20到25厘米长，而更让我叹为观止的是这里的女人吸烟的方式——她们居然把有火的那一头放在嘴里吸，因为这样可以吸得更久一些！我听说有人若抱负远大，胸中会燃起“熊熊烈火”，却不能想象，这一团火放在嘴里是什么滋味。
村里多数男人只有一件衣服，通常会一直穿到破烂不堪。因此，我们不久就发现，仅凭衣服的颜色，就能从远处认出他们，除非谁偶尔换了衣服，才可能被看错。如今，很少有人穿当地传统的衣服了。比如，如果一个男人下身穿着传统的衣服插秧（其实只是一条过膝的布片，用以遮羞），为了不沾上泥巴，就必须把衣服下摆高高地卷起来。因此，功能齐全的西式服装更受欢迎。
一整天过去了，我并没有见到那个在市长办公室遇到的李班先生。就在我困得快要熬不住的时候，有人来通报说他刚刚回来，准备次日早上和我们见面。入睡之前，我想了想，虽然一天下来已经非常疲惫，但是没有白费——通过和几个村民聊天，我对当地有了一些了解，并且还学了几句当地的方言。
第二天清晨，不到5点钟我们就与其他人一同起床了。我们喝下两杯咖啡以后（这将是我日后每天的“靠前要务”），纪叟带我们去见李班先生。在谈到选择住处的时候，李班先生说他家的房子绝对是最合适的，尽管不大，在村子里也算是最宽敞的了。他说他家的房子有两层，如果我们愿意，他和家人住底层，我们住二层。租金是每月50比索（约5美元）。
纪叟建议我和家人两个星期之后搬过来，到时他会去公路边接我们。我点头同意，希望这个安排能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准备。
大搬家
我从马兰阁回到巴嘎巴后，就着手打包行李，准备搬家。当时，朱迪斯正怀着我们的第三个孩子，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生产了，但是面临去“蛮夷之地”开创新生活，她丝毫没有退却，这种奉献精神让我感慨万分。我们想尽量减少辎重，不过，因为本来就没多少行李，所以取舍起来也并不费力。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觉得非带不可——冲水马桶！这将是马兰阁唯一的马桶。
9月3日，我们早早地起了床，不到7点钟，就乘着一辆雇来的卡车上路了。幸运的是，通往邦都的道路干燥易行，我们中午之前就到了邦都，比预期提前了三个小时。邦都是离马兰阁最近的城镇，所以我们想，只需再开上四个小时，就能一口气赶到马兰阁。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决定按照与纪叟等人的约定，第二天再到那里。
不过，卡车司机听说我们的终点不是邦都，而是前面的马兰阁后，大吃一惊。“那可是蛮夷之乡！”他大叫道，“那里太危险了，我不能去！”
当初雇他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行程说得很明白了。但是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他显然听错了，以为我们最远就到邦都。可是，如果他把我们扔在这里，我们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几番交涉之后，他虽然有些不情愿，还是答应将我们送到马兰阁。当晚，我们在当地一家旅舍过夜，卡车司机则睡在车上，帮我们照看行李。我们向上帝祷告，希望他不会半夜扔下行李，自己开车溜掉。
次日醒来，我们发现司机和卡车还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吃了早饭，我们就启程了，不到三个小时就来到了通往马兰阁的岔路口。
纪叟已经等在那里了。不过，我们发现他等的不是我们，而是去首府城市塔布克的公交车。他把我们这茬事儿给忘了。幸好，他临时安排了其他人来帮忙搬行李。
我们的卡车司机因为担心汽油耗尽，被困在这“蛮夷之乡”，所以等我们的行李刚一卸完，就立刻跳上车，一溜烟地跑了。我们从那以后再没见到他。不过，我们后来得到确切消息，他那天平安到家了。
临近傍晚的时候，除了那个冲水马桶，其他的行李都送到了。直到天全黑下来，那个马桶才在一群人的笑声中被前簇后拥地背回来。开始的时候，大家因为害怕被嘲笑，都不愿背这个稀奇古怪的东西，后来终于有人妥协了。马桶一到，消息立刻被散播开去，最后连那个背马桶的人也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进到李班家里，我们有些失望。因为李班暂时没钱买木材来分割其底层的空间，其家人并未完全从第二层搬出去，所以留给我们住的，并不是整个第二层，而是其中的一半。他总共给了我们两间小屋子：一间用来当卧室、厨房兼储藏室；另一间更小的用作餐厅和书房。
这样合住了几个月后，李班对我们说，公路旁边有一处房子在售，价格是8000比索（约当时的800美元）。因为那栋房子比现在这个大得多，李班一家又有意要买，我们就同意将10年的房租提前付给他，帮助他凑钱买下那栋房子。之后，他们将新买的房子拆解，运到马兰阁再重新组装。李班一家搬走之后，我们才有了足够的空间。
到马兰阁的头几个星期，我们除了四处看看，或者与当地人攀谈几句，基本无事可做。因为我们首先要与他们结为朋友，赢得他们的信任，然后才能开展工作。我们也知道，倘若要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工作，必须对其语言和文化都有很好的了解，而目前我们对此还一窍不通。
在与当地人建立友谊的过程中，我们的孩子们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马兰阁的家族当中，孩童备受爱护，我们的两个孩子一到这里，很快就被同龄的小朋友接受，族里的成年人也将他们视为己出。因而，他们从一开始就很自然地融入其中，完全没有陌生感。
我们搬家后的第二天，当时只有5岁的大卫，就已经用他自己的方式在学习当地语言了。有一次我们看到他让人用他们的本族语言写单词。只见他站在一群人中间，发号施令般地说：“你，写‘母亲’；你，写‘宝宝’；还有你，写‘房子’……”这种方法颇为有效，而见此情景，我们也都忍俊不禁。
每次村里的孩子们在外面玩耍，总是少不了我们的孩子。他们虽说还不大能听懂当地方言，但也能玩得很开心。其实，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并不总是靠语言。
有的时候，大卫和他的伙伴福郎、飞弟，还有其他小朋友出去拾木柴。如果他们要进到森林深处去找，就要花上整个上午。天热的时候，沉重的木柴压在他们稚嫩的肩膀上，会让他们汗流浃背。这时他们就会找个小溪停下来，脱掉衣服（大卫脱到剩下内裤，其他孩子则脱得一丝不挂），在溪水里玩耍半个钟头。他们还常常去附近的山上“游荡”，并且能时不时地沿途找到些可吃的东西，比如果园里的番石榴、香蕉，等等。他们偶尔还会把蝉捉来拷着吃。
在大卫丰富多彩的马兰阁生活中，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就是他曾制作过几个“踏踏车”（自制推车）。他大部分时间里，不是骑上车去玩，就是停下来修理它们。他和小伙伴们四处游荡，试验他们的新车，一会儿跑到学校后面的粮仓附近，一会儿又为了增加惊险刺激，沿着山梁的陡坡飞驰，而他们去过的速度最快和最刺激的地方，莫过于飞机跑道了。
一天，他们制作了一个有5个轮子的大踏踏车。因为车身很长，在中间位置需要第5个轮子支撑重量，以免车身擦到地面。他们甚至还装了一个方向盘。不过没多久，一次急转弯的时候，方向盘就“咔嚓”一声散架了。
我们搬到马兰阁的时候朱迪丝正怀着第3个孩子，有7个月了。这也是当地人对我们感到好奇的原因之一。因为在当地，多数家庭都有很多孩子，一对夫妇常常生5到6个孩子。有一个妇女甚至生了23个，后来只有6个活了下来，其余的不到10岁就都夭折了。
我通常早晨5点半起床，然后就在村子里散步，村民说我这是在“寻觅咖啡”，而每天黄昏的时候我会重复一次这种“寻觅”活动。
与当地人共饮咖啡是学习其语言的绝佳途径。不管我是否喜欢，这种方式可以使我走出家门，与当地人接触，学习他们的语言，而美味的咖啡则成了对我额外的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