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群岛是中国的吗？回顾其历史与日本的吞并过程

清末着名的爱国诗人黄遵宪写有诸多的爱国叙事诗，从中法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黄遵宪的诗记录了一个民族屈辱时代的历史。而黄遵宪在光绪三年（1877年）随清政府靠前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前往日本赴任，在日从事外交工作长达四年，他广交朋友，四处走访，可谓是当时最“知日”的中国人之一。他的《日本杂事诗》，是当时中日关系和日本明治时代历史的一个缩影，他在朝鲜问题、琉球问题等方面都有独到精辟的见解，是清末时代难得的一位具有国际眼光的外交奇才。

一、万国津梁

在黄遵宪的叙事诗中，有一首长达三十多句的长篇诗，名为《琉球歌》。在光绪三年（1877年）12月，作为驻日公使随从人员的黄遵宪抵达日本神户港，在神户逗留期间，黄遵宪见到了一位“不速之客”——琉球国使节马兼才（与那原良杰），这位对琉球未来国运抱着深深担忧的志士在夜深之时闯进了清国公使的座船中，他白发苍苍，衣衫褴褛，看到清国公使就伏地痛哭，拿出琉球国王的密敕，请求清国公使拯救琉球的亡国之危。这个震撼的画面给予黄遵宪极大的冲击，在日期间，他多次和日本人交涉，为维护琉球不被日本侵吞不遗余力，在对琉球问题有了深刻认识后，他写下了这首《琉球歌》。

琉球，500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从中国东南沿海出发，顺风而东，经过**，越过古代称之为“黑水沟”的冲绳海槽，看到久米山时就进入了琉球境内。黄遵宪的《琉球歌》中说：“大明天子云端里，自天草诏飞黄纸，印绶遥从赤土颁，衣冠幸不珠崖弃。”在明朝建国之初的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命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其中山王察度遣弟泰期等随载入朝，贡方物。帝喜，赐《大统历》及文绮、纱罗有差”。中山即当时琉球三国——中山、山南、山北中最强的一国，到明朝宣德五年（1430年），中山王上奏其统一琉球。明朝嘉奖其功，赐姓“尚”氏，是为靠前尚氏王朝。到明成化七年（1471年），琉球大臣金丸*变推翻靠前尚氏王朝，明宪宗仍册封为王，开创了第二尚氏王朝。

在东亚地缘*治体系中，琉球国号为“万国津梁”，其国和中国明清两朝保持着良好的朝贡关系，即黄遵宪诗中所说的“英荡双持龙虎节，绣衣直指凤麟洲。从此苞茅勤入贡，艳说扶桑茧如瓮”。凡琉球国王更替，必定接受明清中央政府使节的册封，而琉球历年以硫磺、马匹等物上贡，换取明朝政府下赐的生丝、绸缎等，这种官方的朝贡贸易对琉球来说获利甚丰，因为明朝采取“厚往薄来”的态度，回赐往往倍于贡献。而琉球为朝贡，其造船技术日益精进，朝贡船和贸易船航行于东海上，朝鲜、日本皆赖此为贸易中转站。因此，在琉球首里城的正殿门，悬挂着一口“万国津梁钟”，铭文上自豪地宣称：

“琉球国者，南海胜地而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地灵人物，远扇和夏之仁风。”

琉球的辉煌时代在1609年被野蛮打断，这一年是日本的庆长十四年，三月七日，在琉球奄美大岛近海出现了挂着“丸之十字”旗帜的入侵船只，这是来自日本九州南部岛津氏的侵琉军队。是时，日本刚刚经历了决定命运的关原之战，德川家康击败了石田三成，建立了江户幕府，庆长七年（1602年），德川家康承认岛津氏“所领安堵”，使得岛津氏由一家战国大名变为江户幕府幕藩体制下的藩。这次入侵，岛津氏得到了江户幕府的默许甚至支持。

二、倭人之觊觎

日本对琉球乃至台*的觊觎由来已久，早在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日本一方面发起了侵略朝鲜的文禄·庆长之役，另一方面为活跃经济，颁发朱印状给一些商人和大名，鼓励开拓海外贸易。台*、琉球两地由于是砂糖产地，所以也成为许多日本朱印船趋之若骛的海外贸易点，商人纳屋助左卫门就曾从事台*贸易，获利丰厚。野心勃勃的丰臣秀吉并不满足于此，他试图以琉球为跳板，进一步把台*（日本人当时称“高山国”）、吕宋纳入统治。就在1593年，丰臣秀吉派遣商人原田孙七郎在前往吕宋途经台*时，致书要求“高山国”入贡。另外，臣服于秀吉的一位大名龟井兹矩积极鼓吹征服琉球，他曾向丰臣秀吉请求为“琉球守”，丰臣秀吉估计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赏赐了他一把扇子，上面写了三行字：

羽柴筑前守六月八日，秀吉龟井琉球守

“羽柴筑前守”为丰臣秀吉的苗字和官职，而“龟井琉球守”就是个虚无缥缈的空头支票了，因为当时琉球并不是日本领土，丰臣秀吉也不打算让龟井兹矩去琉球“上任”，日本在全力侵略中国明朝的其中一个藩属——朝鲜的同时再开辟新战线侵略明朝另一个藩属，对日本的国力、财力、人力、物力来说是无法支撑的，因此，龟井最终被派到了朝鲜战场，这把扇子也被朝鲜李舜臣的水军所缴获，成为日本试图侵略琉球的铁证。

不仅如此，日本自丰臣秀吉统治时期以来，多次干预琉球内政，并进行外交挑衅。比如在丰臣秀吉侵朝时，臣服于丰臣政权的岛津家曾在天正十九年（1591年）十月向琉球发出了征调令，要求他们征发可供七千人的十月之粮，送到名护屋日军大本营中。这个命令理所当然地被琉球所无视。而在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下令岛津家送还前一年漂流到日本的琉球民，并借机提出要琉球派使节到江户致谢并“聘问”。聘问这个礼节在琉球看来只适用于大明朝，所以又一次果断拒绝了。这就是黄遵宪诗中所说的“黑面小猴（指绰号为“猴子”的丰臣秀吉）投袂起，谓是区区应余畀。数典横征供百年，兼弱突然加一矢”。

庆长十四年（1609年）的岛津侵琉即是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外交政策的一环，除此之外，岛津家还有不可为人道的私心。在丰臣政权和江户幕府体系下，岛津家的财政负担极其沉重，从丰臣政权时期的征小田原、征朝鲜，到其后的关原役、大坂之阵以及江户幕府摊派的种种工役，岛津家都必须出钱出人。江户幕府还进行了再检地，发现岛津家有隐田11.8万石，这大片土地必须征税，令岛津家的财政亮了红灯。所以征服琉球一能垄断其贸易利益，二能通过割让奄美大岛达到“失之于幕府，取之于琉球”的目的，三则德川家康许诺一旦征琉，可以免除岛津家分担的骏府城修筑工程的份额，一举三得，利润无数。

这一次岛津侵琉，对于琉球而言是一场飞来横祸。琉球王国素来采取中央集权政策，收缴民间武器，加上孤悬海中的琉球罕见外敌，多年不战，武备废弛，在岛津军登陆以后，琉球居民基本只能以木棒、菜刀、柴刀、竹竿等用具抗敌，根本不是刚刚经历过战国混战洗礼的岛津军的对手。况且岛津家是日本最早装备铁炮的大名之一，对铁炮的使用有丰富的经验，武器装备的优势更是令岛津大军所向披靡。

在整个征琉球的过程中，岛津家遇到的最大的抵抗是在德之岛东岸的龟津，由当地被称为“掟兄弟”的佐武良兼和思吴良兼兄弟抗击岛津大军登陆，但也很快被岛津的铁炮所击溃。三月二十六日，岛津军在琉球本岛运天港登陆，抱着“在天下太平前最后一场战争中捞足本钱”心理的岛津武士们一路烧杀抢掠，向琉球国首都首里城呼啸而去，首里城周边化为一片火海。四月二日，琉球送出了摄政具志上王子尚宏和三司官作为人质。三日，琉球国王尚宁王离开首里城，岛津军在随后接收了首里城，将琉球王国历年收集的珍宝搜刮一空。

琉球王国首里城王宫前的武术训练，琉球手或称唐手

这是琉球历史上凄惨而屈辱的一幕，战后，尚宁王和王族、三司官等百余人被迫前往日本。庆长十五年（1610年）八月六日，尚宁王一行人被押送至德川家康居住的骏府，德川家康决定允许琉球王“还本国以继祖考之祀”。同时，江户幕府派员前往琉球检地，默认了奄美诸岛成为岛津直辖领地。庆长十六年（1611年）九月十九日，岛津家向琉球提出了“掟十五条”，以此来保证岛津家独占琉球对外贸易，同时要求琉球尚宁王出具誓约，确定了琉球为萨摩之“附庸”。这就是“一国从兹臣二王，两姑未觉难为妇。”

琉球遭到岛津侵略是琉球历史上的转折点，琉球所丢失的奄美诸岛被岛津家胁迫种植单一作物——甘蔗，通过垄断糖的专卖权牟取利益。而琉球的对外贸易被岛津家的御用商人所把持，由萨摩藩出资进行对中国和朝鲜的傀儡贸易，使得琉球“万国津梁”的地位不复存在。不仅如此，琉球民还必须承受琉球王室和萨摩藩的双重盘剥。

中国明朝政府对岛津侵琉并没有做出军事上的反应，因为明朝政府认为跨海远征得不偿失，但明朝政府对这一事件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处罚”：万历皇帝对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琉球贸易交涉做了上谕，要求“该国与倭国前后事情，尔当再行奏报，以凭裁处”，要求琉球“候十年之后，物力稍充，然后复修贡职未晚”。德川幕府默许岛津出兵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希望借攻打明朝的藩属国来引起明朝的注意，一旦明朝提出交涉，德川幕府可以借机提出恢复自丰臣秀吉侵朝以来一直中断的日中勘合贸易。但似乎万历皇帝看透了日本人的心思，直接下了一个十年之约封死了日本人的和谈路，导致德川幕府异想天开的计划破产。

三、西方的介入

琉球就如此在德川幕府体系下过了两百余年“一仆二主”的日子，直到明治维新时代，琉球的命运再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首先是随着**战争而来的西方殖民者，这群乘坐着蒸汽船和大帆船横行海上的“西夷”成为东亚*治体制的一个外来破坏力。原本东亚*治体制存在两个圈子：中国为核心的朝贡册封体制和日本的幕藩体制，而“一仆二主”的琉球是这两个体制之间一个“交集”，但在西方殖民者的冲击下，两大体制皆摇摇欲坠，使得琉球的命运也充满了未知的变数。

1840年6月，英国为打开中国国门，发动了**战争。是年8月14日，英国参与舟山群岛作战的一艘运输船“印第安·奥克”号因海上台风袭击，漂流到冲绳岛的北谷海岸，上面载着67名船员。这就给琉球王国政府一个难题——如何处置这艘漂流而来的英国军用船只？

这在之前，根本不成为问题：琉球是东亚朝贡册封体系的一员，英国和琉球的宗主国——中国正处在战争状态，开战的消息早就传到了琉球（甚至日本江户幕府关于**战争的消息来源之一就是琉球国），琉球国从这个角度出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待英国方面的军用船只，即便不扣留，至少也应驱逐。从江户幕府的法律来说，当时幕府针对外国船只的政策是“异国船打拂令”，靠近沿海的异国船只，一律驱逐之。琉球国作为幕府体系下萨摩藩的附庸，也应该执行幕府的命令，把“印第安·奥克”号驱逐出境。

琉球士人，与明朝士人服饰基本一致

然则，琉球国却出乎意料地对“印第安·奥克”号采取积极救助，不仅建造了两栋长屋作为宿舍安置船员，提供充足给养，帮助卸载船只上安装的炮和其他武器，还建造了一艘新的帆船，帮助船员安全返回舟山。这当然是背叛宗主国的行为，也是严重违反“异国船打拂令”的行为。但琉球方面已经了解到了**战争的进程，对英国人的军事力量也有所知晓，他们采取这一措施的出发点是希望不成为**战争波及的对象，从而保护自己的**，因此，不惜做出了背叛宗主国的行为。此后，在1842年**战争结束前，还有相当数量的英国船只曾停泊琉球近海，他们也都从琉球获得了食水补给，而琉球对于这样的举措，显然是不敢上报给清朝朝廷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一事件中，连萨摩藩都默许了琉球的行为，萨摩在琉球的派遣机构“在番奉行所”全程参与了琉球和英国人的谈判，并默认甚至认可了琉球人的处理方法，等于萨摩藩本身也破坏了幕府的“异国船打拂令”的规定，对幕藩体制来说，这是“大堤上的一个蚁洞”。

有此先河以后，西方殖民者的船只就纷至沓来，虽然在**战争前，已经有一些西方船只来到琉球进行勘测、探险或寻求贸易，但在**战争之后，西方船到来得更为频繁，琉球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特别是1844年，英国船“萨马兰”号和法国船“阿尔库梅努”号相继出现在琉球那霸港，向琉球提出了贸易、和好、传教等要求，英法的要求虽然被琉球所婉拒，但琉球已经感受到了英法殖民者在**战争胜利后所带来的咄咄逼人的气焰。

有鉴于此，萨摩藩在此后由藩主岛津齐彬的智囊五代秀尧起草了一份名为《琉球秘策》的文献。五代秀尧有一个有名的儿子：五代友厚，他是明治时期着名的实业家，今天的大阪证券交易所的建立者。这位明治经济革新旗手的父亲当然也不是等闲之辈，在这篇《琉球秘策》中，五代秀尧纵论天下局势，为萨摩藩的琉球政策提出了诸多意见。

在五代秀尧看来，琉球的对外政策无非是“绝”、“和”、“战”三策，一旦发生战争，孱弱的琉球必定不是船坚炮利的洋人的对手，势必要将萨摩藩乃至整个日本卷入其中，所以“战”是下下之策。因此，五代秀尧主张以“绝”为上，也就是琉球借口“国土狭小，财物困乏”等理由，回绝列强的贸易要求。如果再不行，则建议琉球以清国藩属的身份请求清国皇帝下诏书禁止和西洋通商。如果仍不行，则再让琉球以萨摩保护国的身份请求日本许可，把琉球贸易通否的决断权转嫁给幕府。

而一旦清国皇帝同意琉球与西洋经商，日本又该如何呢？五代秀尧分析说：如果是这样，萨摩藩就有可能失去对琉球的控制主导权，因此不妨由萨摩藩许可琉球开国，他同时分析了一旦琉球开国，可能会被西方列强趁机侵吞权益，进而威胁到日本的锁国政策乃至主权完整，因此他建议把琉球作为幕藩体制以外的一个“特例”来处理。

萨摩藩和幕府就在这份秘策的基础上进行了商讨，最终在1846年11月派人前往琉球，指令可以以运天港作为贸易港口，由萨摩藩投入资金开展对法贸易，但相对于萨摩藩的“财迷心窍”，琉球倒是极为消极，但琉球也惧怕英法两国越过琉球政府，直接和清朝达成琉球开国的协议，因此在“阿尔库梅努”号来航后，琉球政府上书福建布政使衙门，希望通过清朝政府杜绝法国的通商要求。道光皇帝则下令正和英、法等国交涉的耆英等人“曲加劝导”，要求英法“不得扰我属国”。

在这样复杂的中、日、琉三角关系的纠葛中，英、法等列强摸清了琉球的“一仆二主”的地位，并开始借此渔利，隐含将琉球变为殖民地的意图。要知道，琉球虽然“贫瘠”，但是有那霸港这样的优良港口，可以作为太平洋上重要的避风港、装煤站和补给站，也可以作为将来胁迫日本开国的跳板。

1853年，美国海军佩里舰队肩负着打开日本国门的任务而来，在越过大西洋，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后，佩里舰队在1853年4月抵达中国香港，在上海短暂停泊后，就于5月下旬到达琉球，停泊冲绳岛，并对冲绳岛和小笠原群岛进行了测量与调查。1853年7月（日本嘉永六年六月），佩里舰队出现在江户湾（今东京湾）的浦贺，开始以炮舰政策和日本人交涉开国。

在交涉中，佩里提出的日本开港包括下田、箱馆和那霸三港，其中，那霸为琉球港口，日本幕府和萨摩藩岛津齐彬商议后，决定不改变琉球和萨摩之间的“隐蔽关系”的现状，不公开对外承认琉球为萨摩属国。于是，在1854年的《日美和亲条约》中，那霸港就被摘去了，仅开放下田、箱馆。而在同年7月11日，由琉球官员作为谈判主体，萨摩藩全程监督，琉球和美国“自主”签署了《琉美修好条约》。1855年10月15日，法国也胁迫琉球签署了《琉法条约》，至此，琉球正式向西方列强打开了国门。

1854年的《琉美修好条约》很恰当地反映出了琉球的情况——其文本内容基本是沿袭《日美和亲条约》，但在文本形式上却采用了汉文和英文对照，并同时以清历和西历标注时间的方式，甚好地说明琉球的一种自谓——“清国为父，日本为母”。

这种现象在明治维新后发生了巨变，即黄遵宪所谓：“一旦维新时事异，二百余藩齐改制。覆巢岂有完卵心，顾器略存投鼠忌。”

四、日本正式吞并琉球

康熙御赐琉球国王金匾

1864年，琉球王尚泰派遣使节向清朝政府求封，册封使在1866年8月抵达那霸，这一次盛大的册封是琉球历史上最后一次册封。

明治二年（1869年），日本的倒幕战争落下了帷幕，统一了全国的明治政府政权基础更为巩固，因此，明治政府有了更多的底气对抗分崩离析的藩体制。长州的木户孝允首先征求了毛利敬亲的同意，并联络萨摩的大久保利通和土佐的板垣退助等人，他们达成了一致共识。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强藩率先上了“奉还版籍”的建白书，要求将本藩的土地和人口奉还给**和朝廷。四大强藩挑头，其他各藩只能纷纷跟进，全国二百三十多个藩先后上了奉还版籍的建白书，表示愿意奉还。明治四年七月十四日（1871年8月29日），**召集了在东京的56个藩的藩知事（原本的藩主大名），宣布了废藩置县的诏书，原本琉球的“主人”萨摩藩摇身一变，变成了明治政府新体制下的鹿儿岛县。

明治五年（1872年）正月，鹿儿岛县派遣奈良原幸五郎（即奈良原繁）和伊地知壮之丞（即伊地知贞馨）前往琉球，督促琉球也进行改*，并重申琉球属于鹿儿岛县。该年10月15日，琉球派往东京的“庆贺使”接到了一份诏书，琉球王国成为了琉球藩，而国王尚泰成为了琉球藩的藩主。琉球王国仍然拒绝原本废藩置县时明治政府代为偿还各藩债务的处置，坚持由琉球藩名义贷款20万日元偿还本藩债务，希望借此仍保留一定的**性。

琉球末代国王尚泰

然则日本吞并琉球之势已然形成，日本政府在设立琉球藩以后的靠前件事，就是废止了琉球藩的外交权，并撤销原本萨摩藩设置的在藩奉行所，由伊地知贞馨担任外务省派驻琉球的代表。琉球由鹿儿岛管辖转为中央政府直辖，成为废除琉球藩设县的靠前步。

接着，日本就开始寻找借口，恰巧这一期间，发生了一起重大事件。明治四年（1871年）十月，一艘从宫古岛开往琉球王国首都首里的船只在海上遭遇了一阵忽如其来的暴风雨，风浪过后，船只漂流到了台*南部的八瑶湾，在此登陆的水手误入了当地原住民的聚居地，当地的原住民误以为是入侵者，群起而攻之，杀死54人，有12名幸免于难的水手逃脱，跑到台*府寻求庇护，最终被送回了琉球。

而1871年9月13日，日本和中国在天津签署了《日清修好条规》以及通商条约，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个条约是在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极力主张下签署的，规定中日双方互派大使，互相承认有限制的领事裁判权，许多学者认为相对而言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而中日双方在签署条约时也各怀心思，日本签订这一条约的意图是和处理对朝关系有关。日本通过订约可以使“皇国处于与中国比肩平等”的地位，就可以让朝鲜退居“下位”，也使中国在未来日本侵朝时缚手缚脚。清朝的意图是借助此条约制约日本，希望至少能保证日本“勿使西人倚为外府”，在这一点上清朝倒是看得很清楚，日本外交的幕后确实有洋人在暗中活动。美国驻日公使德朗、美国人李仙德等推波助澜，随后发生了台*事件，让日本和清朝政府通过这一条约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荡然无存。

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前来中国换约，并和中国总理衙门官员接触交涉，这时，两年前的琉球民被杀事件和前一年发生的日本小田渔民被台*原住民杀死事件都被提出来作为交涉案，这时候清政府总理衙门处理对外事务的毛昶熙说了句昏聩的话：“台*，东番也，在我国为化外之民，其伐与不伐，亦惟贵国所命，贵国其自裁之。”

日本方面得到这句话简直是如获至宝，一句话，等于给了日本两个口实——“台*无主论”和“琉球日属论”，一方面，日本借口琉球民众被台*民众所杀前来谈判，清朝政府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台*是中国管辖下的领土，而琉球是向中国朝贡的藩属国，作为琉球与台*之间的事务，清朝政府有权自行处置，本与日本方面无关；另一方面，所谓“化外之民”也直接把台*给丢到了日本嘴里。日本就在明治七年（1874年）4月设立了一个“蕃地事务局”，任命大隈重信为局长，以西乡从道为台*事务总督，出兵约三千六百余人，正式征台。5月6日，以萨摩武士为主体的日军在西乡从道的率领下，在台*登陆，终于引发了一场国际事件。

征台之役以日本被拖入台*山地游击战泥潭而告终，害怕西方干预并且尚顾忌中国实力的日本不得不采取谈判解决。在谈判中，日本方面就不断把“台*蕃地无主论”和“琉球日属论”翻出来谈，最终在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下，中日签署《北京专条》，在《北京专条》中，出现了“台*生番妄图加害日本国民”的表述，可以说，日本在外交上单方面改变琉球“两属”地位的目的已经达到。

在此基础上，日本开始了紧锣密鼓地吞并琉球的工作，首先是把琉球的管辖权从外务省移至内务省，并指令熊本镇台兵进驻琉球，这一步已经令琉球失去了外交和军事自主权。紧接着，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在1875年7月10日抵达琉球，下令琉球停止向清国进贡并求册封，使用明治年号，实行藩政改*，藩王尚泰必须前往东京。松田还威胁说：如果琉球继续保持当前的“两属”状态，一旦英、法等列强和清国发生战争，就有可能被列强割让为殖民地，如将来中日开战，夹在其中的琉球也会陷入两难境地，因此不如尽快融入日本。琉球王国对此要求进行了艰难的交涉，同时，在日琉球人也发起了救国运动，这就有了1877年驻日公使何如璋和黄遵宪见到了马兼才的一幕。

然则清朝政府在关于琉球问题的交涉上过于消极，李鸿章也认为琉球一旦发生变故，清朝很难从军事上加以支援，且日本军事力量暂且在清朝之下，尚不会因琉球问题发起事端，因此清朝政府没有必要做“得不偿失”的事情，只需要通过不断谈判，让日本感受到清朝在这个问题上的“存在感”而有所顾忌。只有何如璋一人力主以武力压服日本。他说：“（日本）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又况琉球迫近台*，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可这种老成谋国之语，李鸿章却说：“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并称何如璋“小题大做，转涉张皇”。

结果日本人以蔑视的口吻回答李鸿章：“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