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浩生平唯一败仗，不为命运悲壮止步

6月13日，罗永浩在微博宣布退出社交平台。一周前，他退出交个朋友直播公司管理层，未来三年将以主播身份参与直播。两次“撤退”，罗永浩淡出了曾令他获得声名的舆论场，也淡出了他近年来最成功的的商业项目。他马不停蹄地奔向新的创业领域——AR。

他是“连续创业者”，近乎偏执地选择一些少有人走的路: 零背景闯入手机制造业、签署个人无限连带责任贷款、身负巨债却拒绝申请破产……2020年4月，为了偿还债务，他开始直播带货。

也正是在罗永浩刚开始直播的阶段，《智族GQ》在直播间现场，记录了他最初进入这个赛道的情景，并两次采访了他。两年过去，他将债务偿还大半，“已发生的直接债务还剩不到一个亿”（《晚点》），并选择了新方向。

如他自己所言，在每个阶段，“都做了自己相信的事。”用朋友张玮玮的话来说，他的痛苦别人体会不到，他的快乐别人也体会不到。

能放下的都不是骄傲

当罗永浩拿起那把单价一千多元的剃须刀，在胡须上涂满泡沫，直播当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拼了，”他拿起剃刀，快速扫过下巴，几厘米的胡子逐渐消失。

评论里一片悲伤：“心酸。”“罗老师别这样。”“心疼老罗。”

这是4月1日，罗永浩在抖音的直播首秀，实时在线人数累计4779.5万。退出锤子科技后，因曾签署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他的个人负债逾三亿。“为了还债”，老罗选中了直播——曾经的理想主义代言人公然宣称自己开始“卖艺”，对反对者或支持者而言，这可能是新一场价值观争论的狂欢。剃掉的胡子迅速被自媒体和网友们延伸出多种指代意味——“剃掉的是老罗的青春”、“坚持”和他的“理想主义”。

“没什么好感慨的，过些天胡子就长出来了。”对于网友的反应，罗永浩的回复显得刚直，“是他们想多了”。一周后，在推销一款新的剃须刀时，他又剃掉了新长出来的胡子。

对于罗粉来说，最心酸的莫过于看到曾经呼喊着“改变世界”的偶像“弯下了腰”。一名追随其多年的粉丝评价这场直播：看见老罗“努力扮演着一名推销员的角色”，言行举止间却又“掩不住那份不情愿”，这让他联想到自己的中年人生：充斥着隐忍、无奈和妥协。

一个月以来，罗永浩的直播间多次在选品环节暴露出问题。据知情人士透露，参与选品的供应商中存在数家锤子的股东，比如锤子曾经的债主尚诚同力，“倒不是说选品一定会出现问题，但这样的关联交易会很多”。

4月24日，在推荐一台滤水器时，罗永浩拧开了开关，出水口却没有出水。

“完了，明天媒体又过节了，大型翻车现场。”他的情绪瞬间低落了。

两位来自厂家的维修工人小跑进入直播间，绕过摄影机，在滤水器前蹲下。罗永浩一度走出了直播画框以外，只留下搭档继续在镜头前卖货。被告知滤水器修好后，罗永浩再次演示，为了让观众看得更清晰，他特意往水箱里倒进了墨汁。

起初滤水箱的出水仍是黑色的，水一股股冒出来，所有人沉默，几秒后，水流才变为透明。老罗手持玻璃杯，在滤水口下接了整杯水，最后，几乎是为了自证清白，他在镜头面前试喝了一口。全场鼓起掌来。

按照罗永浩的想象，在另一个平行空间中，他可以暴怒、翻脸、撂挑子。但今天的他是“机构的代表”，可以为了责任感“去做些不那么酷的事”。

这不免引来感慨：那个喊着“天生骄傲”的人，看似放下了骄傲。而老罗并不认同：“能被放下的那些都不是骄傲，反倒是偶像包袱那种东西。”

5月的京郊，一处摄影棚内，罗永浩正在拍摄《智族GQ》的封面。为了新事业的宣传，他再次做出妥协，放弃一直坚持的T恤+休闲裤装扮，穿上“完全不适合”他的西装。

“这太尴尬了。”“我慌得像一头狗熊。”“快来，你们一定要拍下我惊慌无助的样子。”

量身定制的条纹西服穿在身上，罗永浩在寻找正确的姿势，一只脚踩在高脚凳上，手不知该往哪放。徕卡相机咔咔地捕捉每一个瞬间。10分钟前，他望着镜子，嘲笑自己像“上市妓院公司的老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为了让那张圆圆的脸更有立体感，造型师为他准备了胡子和眼镜，最难接受的是画眉——老罗再三拒绝了，“不画，坚决不画，可以后期P上去。”工作人员再三劝解，他终于同意。化妆师用睫毛膏在他的短眉毛上轻轻扫过，又用眉笔一根根地把眉形续长，他看了看，还算满意，扭头一笑，“堕落就是这样开始的。”

“胖胖的印钞机”

疫情期间，北京望京凯悦的大堂进行过一场秘密的商业会谈。桌上摆着笔记本电脑，远程视频的会话框内，抖音CEO张楠热情地开出极具诱惑力的条件：过亿引流的资源倾斜——这充分显示了抖音的诚意。会谈的主人公罗永浩眉开眼笑，感到很被尊重，合作几乎谈妥。

据多名直播行业的人透露，消息传开，原本对罗永浩不感兴趣的淘宝直播找上门来，开出利润更丰厚的条件；快手也不甘示弱，给出接近三倍资源的承诺。但罗永浩没有心动，他对旁人说，“信誉很重要”。

作为与芙蓉姐姐同时期成名的初代网络名人，罗永浩可能是近20年来活跃时间最长的网红——2012年，上一个身份还是英语教师的他宣布创立“锤子科技”，进军手机制造。历时六年，手机梦碎，短暂蛰伏后，他又宣布进军直播，一个新的风口。

凭借其影响力，罗永浩的直播试水成为各平台大战的某个接触点。首播当晚，一个两百多人的微信群在民间组织起来，起名为“罗永浩情报局”：狙击点为老罗在直播中所卖的货品，没几分钟，各类电商平台就会出现一系列“低过老罗”的商品链接。

“同一天的薇娅卖火箭也是阿里为了围堵老罗的行为。”电商分析师李成东说，同时他描述了一种可能性，“自媒体上出现很多黑罗永浩的稿子也都来自于竞争对手。”这客观上造成罗永浩的舆论热度更高了。但随着各方狙击罗永浩的行为消失，热度回落——“事实上罗永浩的广告坑位费最近也降价了。”老罗直播的续航能力仍是未知。

5月1日晚，罗永浩的直播间又出事故了。直播尾声的半价汽车耗费近40万补贴，原本是当晚的压轴大戏，但由于技术原因，链接始终没有出现在直播页面——弹幕随即出现大量评论表示不满，直指老罗直播间“有黑幕”。

“请大家放心，我们正在调查原因。”罗永浩在镜头前解释，“欠大家的半价车之后一定会找机会上链接，区区40万补贴，没多少钱，我们绝不会为了省这点钱搞小动作。黑幕是不存在的。”

直播结束，老罗埋头进了办公室，很久没有出来。工作人员在外面小声讨论着当天的事故成因，没有人敢进去打扰。再走出来时，老罗有些发怒，“跟他们说，要是下次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再也不合作了！”转身又走进办公室，用不大不小的声音嘟囔着：“还跑到我这说什么要取关！”

为了观测舆情，每隔几天，罗永浩就在微博上搜索自己的名字。任何有关道德的指控都会伤害到他。

“‘我敢肯定是黑幕’，你肯定什么啊，你有什么证据你敢肯定。”“上次我们报错了蝴蝶酥，我自己掏了一两百万补了，补完了他们说我们是故意做了一个（营销），是一个骗取好感的手段。”又不能回嘴，气得他在电脑前骂娘。

一名从事商业评论的写手指出，罗永浩的直播间事故频出，与团队的专业化能力欠缺有直接关系。2020年3月，罗永浩迅速召集起一伙人组建直播团队，其中大量员工是从前锤子的旧部。“这和锤子最早期一样，全是一群不懂行的人来做。而老罗既不具备迅速搭起专业班底的能力，也向来喜欢用自己的亲信部*。”

位于751的厂房是罗永浩租来的直播间，二楼他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张走步机，这段日子里，老罗已经减了10多斤，他的目标是减去70斤。做手机这些年，他积攒下满身小病：脂肪肝、内分泌紊乱、脂溢性脱*、糖尿病前期……“所有迹象都表明，该休息了，但就是没法休息，就这样维持了六年。”但不久前，老友黄章晋与罗永浩见面，觉得他呈现出“近几年较好的状态”——“由内而外散发着喜悦，像台胖胖的印钞机。”

被问及按照当下的直播收入，多久能够把债务还完，老罗露出了羞涩的笑容，“一年半吧。”

锤子完成交接后，2020年1月，罗永浩去了日本休假。一度担心自己产生了抑郁倾向。创业多年，他远离了自己所有的爱好，那段日子，他在上一口气看了许多年轻时曾钟爱的乐队。“巨崩溃。”他说，“那些老乐队、老歌手都老得不行了，不是老了六七岁，感觉老了四五十岁，老得一塌糊涂，一脸褶子。”他意识到自己不能闲，“闲的话就要得病了。”

太太对他说，锤子六年，“其实你很幸运，把想做的事都给做了”。罗永浩无比认同，谈起这些，语气充满感激。

“我这代人很幸运。你看日本过去半个世纪几乎都没有几个大企业崛起，不管你多聪明，多有野心，多有能力，整个大环境没有机会。对于我们这代野心勃勃想做点什么事情的人来讲，简直爽死了。何况老一辈创业的时候，哪个不是砸锅卖铁，把房子全抵押上去，最后亏了，除了跳楼就完全没有（出路），哪像我这样，出路还挺多。所以真的非常非常幸运。”

问及现在的心愿，“尽快能把债还完。”他又笑了，“不排除再把锤子这个品牌买回来的可能。”

负债者罗永浩

2018年6月，锤子科技资金链断裂。工厂停工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大批呆滞料——财务公布的债务数字从两亿变成三亿，四亿，一直到六亿。老罗懵了。“原来以为划拉划拉还能还上，发现是自己天真了。”

老友黄章晋形容那时的罗永浩浮肿得厉害，“像在池塘里泡了几天再捞上来的样子”，面色发青，双眼无神。那情状让他想起电影里“拿破仑打了败仗的样子”，“生气、发怒，演得气急败坏那种，”那都是演员的演绎，想像的成分居多。“一个真正的失败者，挫败的时候，他是没有条理的，语无伦次，这一刻讲的A，突然会插进C和B的事情，然后又跳回来，乱七八糟，一连串的无意识。”

那是一段最难熬的日子。供应商相继出现在锤科大楼前。物业报了警，预备赶走那些举着牌子、呼喊讨债的人们，罗永浩试图阻拦：“我们欠了人家钱，人家拿不到，到楼门口发泄一下，怎么还违法了呢？”债主里不乏曾经力挺他的人，他被内疚折磨。

年底，字节跳动完成了对锤科的收购。交接那天，在场的很多同事都哭了，罗永浩躲在家里发呆。某个深夜，老罗躺在床上，在一条力挺锤子的微博评论区，他刷到一条留言，来自锤子供应商的一名工厂员工：因为锤子拖欠款项，公司发不出工资，今年没钱回家过年了。配图是已经打包好的行李。

“多年以来看农民工讨薪那种，都觉得离我的世界是很遥远的，也很难理解那些老板为什么居然不发薪水。”时隔16个月，说起这些，他把双手抱在头上，摩擦了几下，“欠了六个亿，你给谁不给谁，救谁不救谁呢，根本就没法收拾。”那个晚上，他蒙起被子哭了一会儿，太太在隔壁，并没有发现。

“最严重的时候是想过自杀的。”罗永浩在创业纪录片《燃点》里这样坦诚。那些曾经拒绝过BAT的同事选择加入锤子，有段时间连工资都领不到。

在锤子内部有种声音，2018年，获得融资的锤子将部分资金和人力投入到了TNT（交互操作系统及显示器）的研发，大胆地拓展了锤子作为一个手机品牌既有的发展方向。最终，TNT并未收获市场的反响，当年的手机新品R1又出现质量问题——有人认为这是老罗“一意孤行”的结果，也是将锤子推向死亡的关键。

“这其中有很牛逼的想法，尽管不是首创（微软做过）。但提出这个概念（非常激进），如果无法提供跨度非常大的体验差，是不可能赢得市场的，”莫达说。他是锤子最早的产品经理之一。

他已经离开锤子很久，可仍在行业内，与旧同事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那段时间，他们觉得“老罗分裂出了另一个老罗”。

在测评界眼中，此前发布的M1在外观与设计方面体现了罗永浩作为企业家的妥协。“机身的外观向苹果iPhone靠拢了，之前老罗一直说6代之后的苹果很丑。”这被视作锤子向市场妥协的一种例证。在兼顾市场与个性后，锤子在2017年发布的坚果Pro很快创造了锤子的历史*高销量。

“坚果Pro很成功，可以看到老罗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家，也体现了重视市场的结果。老罗他忍不了这个，屠龙少年变成了龙。感觉他又把自己拆成两个了，一个忍气吞声把市场继续做下去，同时我一定要做一个颠覆市场的东西。”莫达说。

采访时，有关TNT的问题激怒了老罗。“TNT恰恰是字节收购我们的原因，”他站起身来，声量明显大了起来，“你需要的话，我把所有几个王*蛋，已经离职的都可以给你叫过来验证这个事的真相。”

“一说这个我就来气，你问这个问题带有倾向，所以我跟每个记者的关系都处不好。”在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来回踱了几步，老罗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我去上个厕所”，便开门走了出去。回来时还喘着气，能看出他在努力克制自己。

合格的生意人

中国的创业史上，像罗永浩这样如此热衷于强调道德的企业家恐怕不多。

按照老罗的说法，高中时，父亲为了让他顺利入学曾“找人开过后门”，这是此生唯一的污点。对自我的道德标准，他显现出绝对的自信。年轻时谈恋爱，姑娘问他，你是真的爱我吗？他知道自己不是，如何也说不出谎话，以至于常常恼羞成怒，拂袖而去。不是气别人，而是气自己。

锤子初期，罗永浩并没有成立专门的公关部。科技论坛上的评测帖下，锤子的产品常常遭到清一色的水军攻击。新任公关总监上任时，曾建议罗永浩“也找水军”：“我们不去黑对手，但可以用事实来稀释评论啊。”提议不仅遭到否决，还被罗永浩“臭骂了一通”。理由很简单，创业初期，老罗曾立志坚守“商业道德洁癖”——“我也找水军，不就沦为和那些人一样了吗？”

不仅没有公关部，早期的锤子也没有市场和营销。“罗老师坚信做好产品放在官网上自然会有人买。”莫达说。老罗个人的“商业道德洁癖”，在一些人看来却也体现了商业常识的欠缺，“这些都是正常手机厂商要走的路。”

一方面，罗永浩想要证明，“做生意也可以讲良心，”另一方面，他也承认，“早期公司的资金确实也不足以（支持市场营销等业务）。”

可无论如何，没有人会否认锤子是一家热衷于输出价值观的公司。作为锤子曾经的公关总监，直到今天，唐拉拉向我提起锤子曾举办的“一系列输出价值观的”活动，依然引以为豪。“不是老罗营造了什么，而是他有能力找到一群同样的人。”这使得早期锤子的内部“没有派系”，“很梦幻”。“沟通零成本，谁跟谁都是，特别默契，懂。像是集体的大恋爱。”

“我很少见过有人的道德底线比我高的。”创业早期，罗永浩常向公众表示，他有严重的“商业道德洁癖”。随着时间推移，他不再使用“洁癖”这个词。一位公司已经上市的商业大佬对此不屑一顾，“什么是商业道德？把企业做好，员工有工作和收入，为社会创造价值，这就是较好的商业道德。”

为了向一名理性的企业家靠拢，他努力让渡个人的边界。做锤子的第三年，有一天，他叫来公关开会，公关列了个清单：从前被老罗否决的提议共有70多条。老罗最终批准了其中的二十多条，其中包含了雇佣水军，但强调只能“用中性评价稀释恶意评论”。

“举个例子，以前你是个朋克歌手，你可以忍饥挨饿，保持你很屌的形象。现在你是一个大编制的乐队，还是搞乐队，还是朋克乐队，但是你要保证那四个跟着你干的兄弟们有饭吃。”他说。

4月24日晚上，直播间里气氛凝重。工作人员接连失误：先是口播将蝴蝶酥的优惠报错——送两盒说成了送三盒，不久后ppt又出现失误——售价23.9元的洗衣粉错写成9.9元。

老罗胸前起伏，面色难看，却还是在靠前时间做出反应：“马上联系厂商，第三盒的钱我们出。”“就按照9块9成交，差多少都补足你们。”这使得这次的直播收益直接损失一百多万，但这个决定没有犹豫——“不能因为我们的口误让观众埋单。”当天晚上，为了减少罗永浩及团队的损失，许多粉丝自发退单。

“感动，但也正常。我的粉丝都是因为共同价值观走到一起的。”被问起粉丝自发的举动，老罗并不惊讶。他主动谈起锤科时期的发布会，门票收入总是非常可观。许多人认为，大量观众是冲着罗永浩的段子与口才去的，老罗并不认同，“笑星不会有真正为你尖叫的粉丝。”

“我的粉丝与我一样有着强烈的价值判断，一旦我做了什么事踩到他们的底线，他们会立刻脱粉。”

2020年4月的一次直播，搭档在介绍一款茶的防辐射作用，罗永浩多次打断了他，但欲言又止，“你要客观。这个防辐射作用……反正厂家那么一说，大家也就那么一听…… ”“大家可以……可以参考一下……”

很多天后，接受采访时，罗永浩做出解释：“那个防辐射（效果）是真的，但是不会因为喝了一杯茶就防辐射了，你可能得吃五百倍的量。”他强调自己没有撒谎。“我做企业至少不用撒谎，我可以选择性地不说，但不用撒谎。”

更多时候，老罗的道德感往往陷于更复杂的境况中。谈及2020年初的一次受骗经历时，他难掩愤怒：“我就想把他骗我的事实给说出去，揭穿这个臭流氓。”“臭流氓”指的是合作伙伴Z先生，2019年10月，在准备入股一家科技公司时，老罗惊讶地发现Z先生谎报了某项专利的收购价格。他很恼怒，原因有三点：一，浪费了时间；二，此人不可信赖，利益可能受损；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情感上受到了欺骗。

参与该项目的员工黄贺也是老罗的朋友。2019年十月，为了这项科技专利，他们共同在北京筹备一场发布会。发布会前，老罗发现了Z的谎言，预备挑明了说。Z先生把其他人都遣开，“我和永浩谈谈感情。”没几分钟，老罗黑着脸走出来，谈话不欢而散。

晚上在酒店，老罗对黄贺说，自己已经写好了长文，要发在网上，揭露这件事。“你不要给别人说，（合伙人）他们知道了一定会阻止我。”

但老罗最终选择忍下委屈，没有发布长文。在合伙人的运作下，Z先生最终答应在双方终止合作前偿付第三方的成本款项，作为条件，罗永浩将如期出席发布会。

罗永浩把这叫做成长。合伙人李钧和彭锦洲问他，发公开信是不是会两败俱伤？

“以前我会觉得，他是个流氓，我揭穿，他受伤，我不受伤。”老罗眨巴着小眼，“现在我不这么看，我只要一吵架，那些媒体就会说，你看，这哪像一个企业家干的事，根本无从解释，这帮人不管是非。”

何况还有第三方的利益。李钧和彭锦洲问他，生意人的问题很简单，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我说唯一的好处就是出口气，他说这不叫好处。这可以忍。”这说服了老罗。前阵子在一场宵夜局上，他再次和朋友们谈起了这件事，朋友们直称合伙人“拦得对！”

“为什么对呢？”老罗还是不甘。

几个人异口同声，“那有什么好处呢？”

烤肉盘滋滋冒着热气。罗永浩哈哈大笑，“你们都是合格的生意人！”

“领导和追随”

直播彩排时，一旁的姑娘细声细语，老罗打断她，教导道：你要大声一点。重来一次，还是不成，他突然吼一嗓子示范，现场的目光果然朝他聚集起来，他说，你要调动起来，人的情绪是可以假装的。

12年前创立老罗英语时，罗永浩就是这样调动情绪，举办了上百场演讲。通常，在上台的前一秒，他还烦躁不已，满脑子都是想逃走的念头。一旦走上台，音调就高了八分，“肾上腺素飙升”，“感觉和换了个人一样”。很难想象一个人能把讨厌的事表现得如此擅长。每场演讲，罗永浩总会设计出上百个笑料包袱，有节奏地穿插在内容中，并根据台下的反馈及时调整。

天赋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作为家中老幺，幼时罗永浩就意识到自己的“嘴皮子溜”，能把大人们哄得眉开眼笑。后来，凭借这种口才，他成为新东方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课堂上，他随意施展的幽默便能让学生们开怀大笑，偶尔讲一些动人故事，也能把学生们搞得眼泪汪汪。

这种成功不仅只建立在幽默，价值观输出也是罗永浩永恒的关联词。18周岁前的那个冬天，在“胡乱读了几百本书”后，罗永浩意识到自己不再需要学校的教育（也因为无法解决偏科问题），终于辍学。90年代，大陆零星出版的李敖文集给了他极大的思想启蒙，小罗立志要“与愚昧和旧世界做抵抗”，10年后来到北京，新东方的学生们在听到“同性恋”一词时忍不住窃笑，这令他“忍无可忍”——“太蒙昧了！这群人不久后还要去美国留学呢！”

他因此常在课堂上引申一些价值观的讨论。在幽默的外衣下，“理想主义教学”的内容高效渗透。一些学生偷录了他的讲课内容传到网上，逐渐流传开来，成为“老罗语录”。语录红得一塌糊涂，几乎成为一代青年的接头暗号。

如果生在一个国家的偏僻角落里，长大的时候基本上可以肯定没有人能在思想上给你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不要说帮助，就连多少能够互相理解和沟通的人都很难遇到。（罗永浩，《我的奋斗》，2010）

很长一段时间，唐拉拉并没有理解自己的朋友如何就成了一位精神偶像，“我一开始也纳闷，这死胖子怎么就让你们这么魔怔了。”直到偶然间听到了老罗语录，“那时的社会风气没有现在开化，尤其在三四线城市，很多观点大家平时不敢拿出来说。老罗会说一些和大部分人不太一样的（价值观），成为人们的一个出口。”

秦延庆那时在大连一家餐馆打工，24岁的他只身一人从家乡鹤岗离开，每晚在宿舍，打开mp3，老罗的声音总能消解孤独，带来振奋——“每一个生命都注定要改变世界，如果你是个正直的人，就会让世界更好一点。”时隔13年，秦延庆在电话里庄重地复述这句“老罗语录”，用信徒式的语气。后来，他应聘成为锤子科技的厨师，如愿与一群“理想主义者”同路，直到今天，他仍然担任着罗永浩团队的厨师。

舆情分析团队告诉罗永浩，他的百度指数现在仍在缓慢上升。但2020年更大的计划是要“彻底破圈”。破圈就是粉丝数量五倍、十倍的增长，“如果我一千万粉丝，努力耕耘了一年，变成1500万粉丝，在我看来是自然成长，但不是破圈。”

真正意义上的破圈是进入大众领域。罗永浩过去的核心粉丝是“文青和愤青”，在不丢失他们的情况下，要圈大众粉丝进来。“较好的破圈方式是娱乐脱口秀，场场都是请娱乐明星”。为此他愿意和中国所有的明星对谈，“包括我讨厌的”。他觉得，年轻的粉丝们愿意看到一个叔叔辈的人表现出对自己爱豆的关爱，这样“（爱豆的）粉丝就会一定的比例很容易就**成我的粉丝……那么一年录上50期，我觉得我破圈能破五到十倍是没有问题。”

罗永浩如今目的明确：我要做更大的事业，我要做大众消费品，不管它是手机还是空气净化器。而我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到二线城市后半段就没人认识我了。

用半开玩笑的语气，罗永浩曾向好友黄章晋承认过，自己具有某种“邪教领袖”的天赋。教书时，气氛嗨起来，来自学生的掌声频繁又热烈——几年后，锤子发布会的现场，罗永浩的一句话常能引得台下的几万人狂呼。

一位记者好友曾严肃地问他，“你不会觉得不安吗？”指的是这种来自粉丝的狂热。老罗回答，“有一点。”因此罗永浩总是在演讲中加入自嘲，有意识地化解这种不安。对于这种现象的成因，他倒十分坦然，“人的动物性上是有领导和追随的，这两个本能是很强烈的，你要么成为领导，要么成为追随者，这两个东西都很强烈。”

今天在抖音上搜索“老罗语录”，仍能找到几千万条上传结果。累计的播放量惊人。头几场直播下来，罗永浩的直播间男性用户占80%，这与绝大多数主播的受众是女性截然相反。其中不乏从2000年初追随而来的“老粉”，年轻时他们渴望他成功逆袭，中年时又对老罗不断跌跟头的经历感同身受。

锤子0001号员工朱萧木也曾多次在发布会上参与演讲。上台那一刻，台下山呼海啸，成为他记忆深处的悸动。“那种感觉就是天神附体，特别顺，特别嗨，超嗨，然后上瘾。”

大众并不知道，罗永浩恐惧镜头，恐惧公众演讲。每逢大型演讲之前，他的身上常备着硝酸甘油，高压和劳累总使他的心脏不舒服。可真到台上，面对台下的欢呼与掌声，“不享受是不可能的”。他为数不多的失态都发生在锤子的发布会上。

在深圳春茧体育馆，他对锤粉说，“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手机真的卖得连傻子都在用，你们要知道这是为你们做的。”哽咽着声调都变了。另一回，在国家会议中心，按照台本，他要用锤子便签随意打一句话在屏幕上进行演示，台下掌声如雷，那一刻他突然泪目，“脑门血都往上涌”，在键盘上敲下了“我爱这个世界”。

别指责一个瘸子跑不快

锤子科技创立六年，在罗永浩感兴趣的产品领域，他有近乎苛求的毅力和兴趣。而在财务、融资和管理等不感兴趣的领域，他则要忍耐着痛苦学习，每次开会，“隔二三十分钟就要站起来走一会儿，否则思绪也飞了”。

那次去广州出差的飞机上，他读到一本书，书里写道，一名患有ADHD（注意力缺失症）的女律师专程飞到纽约，找到擅长心理辅导的作者，只希望获得一个肯定——普通人不会明白，她带着先天的缺陷达成如今的事业，要付出比常人多少倍的努力——看到这里，老罗情绪失控。借着飞机的噪声，他把毯子埋过头顶，哭出了声。

坐在新的办公室，罗永浩眼眶湿润。四年前，他在北医三院确诊了ADHD。他曾强烈地希望自己被确诊。1980年代，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州委书记的儿子每年开学前都对母亲赌咒发誓：一定解决偏科问题，他为此发奋苦读，可试卷上的分数还是诉说着徒劳。那个委屈至极的男孩仿佛就在眼前。

“ADHD的患者成年以后，成为毒瘾者和罪犯的比例特别高，因为他终身都排解不了这个挫败感。”罗永浩说。确诊后，他在内心与自己达成某种和解，“从童年、少年到现在，所有做不好的事情，终于都有解释了。”

那次被确诊的还有轻度的躁狂症。曾有报道写过一个细节，一次开会时，罗永浩与人起了争执，他起身走进别的房间里砸了垃圾桶，又面无表情地回到会议室——罗永浩承认这“不止一次”。装修办公室时，他要求使用双倍的隔音棉，是为了“歇斯底里的时候能够不被人发现”。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在见到一些企图测试甚至激怒他的投资人时，他总能做到全程笑眯眯地回答所有问题。他指出某篇报道曾暗示他是个**人，并感到被冒犯——“医生做过诊断我不用吃药。她问我生气的时候，会不分贵贱地摔东西？是专挑贵的摔？还是专挑便宜的摔？我说我专挑便宜的摔，她说那就完全没问题。”

不止一位采访对象在被问及“老罗发火时的样子”时，露出微妙的微笑。早年罗永浩也曾为此困扰，他刻意模仿一些台*企业家的行事作风，希望“让人如沐春风”，同事们反而更加惊恐。身为资深经理人的好友冯唐告诉老罗：脾气差未必做不好企业。“实在改不了的话，就道歉吧。”冯唐说。从这以后，老罗释怀许多。他在办公室里装了印有自己照片的飞镖盘，鼓励员工们“尽情发泄”，偶尔经过，上面的孔眼密密麻麻。

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他会自己检讨，“不好意思，我又激动了。”从前他总带着善意揣度别人，在成为创业明星的那些日子里，针对他个人的质疑不断，其中也有谣言，他用一种非常简单的逻辑划分这些声音：来自好人与坏人。遇见“坏人”的质疑，“当然会生气”，你可以将之理解为某种应激反应，也可能是受伤的后遗症，但他强调自己“从不留疤”——“每次生气过后，我还是相信世界上还有好人。”

从前他常常嘲笑别人心理承受能力太弱，不如自己坚强，但这些年逐渐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早在基因深处就注定了，每个人都有擅长与薄弱的部分，“有些缺陷是显性的，比如瘸子，一眼就能看出来；可有些缺陷是隐性的，别人发现不了，也没有人能理解。你不该去指责一个瘸子跑不快。”

刘邦和项羽

好友黄章晋评价罗永浩，“他就是项羽，适合媒体去书写，身上总是充满了戏剧冲突和悲剧色彩。可要说共事，现实中人们还是会选择刘邦。”我把这番评价转述给老罗，他本能似地作答，“我才不想做刘邦。”

罗永浩既不想要刘邦的骂名，却也渴望项羽未竟的成功。“有的媒体我不点名，过去的六年，粗略统计发过三四百篇黑稿，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媒体）是如此成王败寇的心理而不自知。”

“我希望做一个冷静版的项羽，但一定不想做刘邦。”他说。但项羽比自己牛，“我们要是打天下，我早死了一百多回了。我幸亏是在和平年代做商业，最坏结果是倒闭，你还可以再卷土重来，打天下是没有二次机会的，输了直接就人头落地。”

后来的采访中，他又补充道，“我绝不会坐视自己的命运走向悲壮。”

陌陌CEO唐岩提醒我不要把罗永浩写成一个道德卫士，当我提及，按照罗永浩自己的说法，拒绝破产重组是为了对得起曾经帮助过他的人，用自己的努力“将欠的钱一分分地还上”，唐岩深陷在沙发的身子突然坐直起来，“你不要去强化这个东西，不要再给他施加这种压力。”

作为锤子的天使投资人，多年以来，唐岩对锤子内部的管理和商业决策几乎一无所知，也不太关心。9年前的一个夜晚，罗永浩原本找他来商量要做一个网站。彼时牛博网刚被关停，“老罗英语”也逐渐放下，老罗试图寻找新的事业。交谈过程中，唐岩发现老罗对网站实则兴趣索然，便问他，“你到底喜欢做什么？”

“做手机。”罗永浩小心翼翼地说。随即展开了一系列想法的阐释，讲得两眼放光。那种状态打动了唐岩，当天晚上，唐岩决定帮老罗窜钱，“帮朋友一个忙。”不久后，靠前笔资金三百万就到了老罗的账户，电话里，唐岩对他说，“先搞起来，拖着拖着就没有行动力了。”于是才有了锤子科技。

对于老罗创业的结果，唐岩并不后悔帮助了他，如果再回到那个夜晚，唐岩相信自己依然会选择支持他。可比起成功与否，唐岩更在意的是朋友的健康，他更担心这位向来“过于乐观”的朋友会无法承受风险，比如当下坚持个人负债并偿还，“他可能做到，也可能做不到。”

位于北京新中街40号的陌陌影业拥有一栋极具设计感的白色大楼，坐在几何形的办公室里，唐岩抽着烟，眯着眼，告诉我他评判成功的标准很简单：要么拥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要么收获发自内心的快乐。前者老罗目前还没做到，后者么，只有他本人有资格回答。可无论如何，他希望老罗能够不被舆论的声音左右，放下“某种较劲的过程”，他说，“我怀念我们以前那些简单的快乐。”

罗永浩坦诚地承认，那么多年身处舆论场的焦点甚至风暴中心，自己已经无法完全忽视他人的目光。“就像我要去扶一个老太，以前我也绝对会去扶，但扶就完了。现在我还是会扶，可心里会想，有人在看着我。”

“批评从来不能让我进步，人家只有夸我，我才觉得哪有你们说得那么好，我可以更好。”

有关罗永浩的故事总让我想起毛姆的短篇《狮皮》，主人公从小渴望成为一名绅士，用各类绅士的行为举止包装自己，直到最后为救一条狗而冲进火场，像绅士一样地死去——“你觉得你和他像吗？”我问。

“挺像的。”他想了一会儿，托着下巴，“在人格力量上，我是后天习得性牛X。”

很小的时候，罗永浩就渴望成为老大，不是江湖地位的大，而是人格的高大。上学时，和浑小子们踢球，把学校的玻璃砸碎了，老师逼问他主犯是谁，他总经不住吓唬，一股脑地都说了。“就有那种孩子，他要么就不招，要么就说自己是主犯。那就是我心目中那种天生老大的。”因为出卖大家，小伙伴们埋怨着骂他，他总深感羞愧。

唐拉拉回忆，T1发布时，她在网上常看到锤友的留言：你负责认真，我们帮你赢——“其实很多人是渴望他成功的。”“大家为什么喜欢罗永浩，因为他真实，接近普通人，他的所有小缺点、小脾气、小无奈，都是我们普通人的缩影。我们期待有一个人替自己实现梦想。”

退场的滋味并不好受。被字节跳动收购后，锤子团队仍在打造新机坚果，一次回公司看望团队时，老罗表示，愿意作为外援继续参与产品的设计。老同事们高兴地点头，可后来没人找他。老罗在心里悄悄地难过。坚果的新机图片泄露，老罗忍不住转发，并在评论中批评了新机的系统与设计问题——这引得前同事在微博上痛批老罗：“厚颜无耻”。

深圳飞北京的航班，登机后，罗永浩看见了前同事的评论，“非常生气”——立刻发布微博，相约明天“开战”。起飞后，老罗拿着手机“突突突”写了一千多字，可落地前，火消了。“我一想其实他说得对嘛，最核心的是我不该转发，我作为曾经团队的一分子，一转发，就相当于证实了。我做的是不对。”第二天，罗永浩发布微博道歉。

曾经的合伙人苗颖骂他，“像个当老大的样子吧！”罗永浩想了想，“她骂得对。”

写下这些的日子，我翻开他那本充满自嘲但极其幽默的自传，扉页上写着：有的鸟来到世间，是为了做它该做的事，而不是为了躲枪子儿的。

这些年，老罗一直喊着理想主义，直到现在也是。我问他理想主义是什么。他说，“让世界少一些本无必要的残酷。”

他也正在学着更温柔一些。微博上，你能够发现他越来越多地使用“爱心”这个表情，这是做锤子时养成的习惯，遇到暖心的人和言论，他发一个。遇到恶意攻击的，他也发一个。“你看过那些僵尸片吗？”老罗问我。虔诚的传教士遇到魔鬼的时候，总会举起十字架。“并不总是有用。有的时候魔鬼退缩了，有的时候魔鬼一把就把你的十字架给砸烂了，然后继续把神父给弄死了。但这就是信仰。”爱心的表情就像那十字架。

最后一次采访进行到凌晨两点——“如果有一天，最后一个粉丝离你而去呢？”

“不可能。”他笑了。“保持自我的同时，也会使用一些策略。”说这话时，他眉毛上挑，像个吉祥物。“不会的，”他摇摇头，“绝不至于。”

应采访对象要求，莫达为化名

原文刊载于《智族GQ》2020年六月刊

摄影：高远

出品人：Paco Tang、Rocco Liu

策划：Max Li

美术总监：区杨

编辑：Yuki Yang

执行：J、张弓准

统筹：Lorin

时装副总监：Ruiqi Wu

时装编辑：Lillie Zhou、Steven Sun

造型执行：吴卓欣

时装助理：彭夕多、朱婧怡

发型师：森森（东田造型·官舍）

化妆师：钱彼得

道具：王海涛

置景及场地提供：AC片场

采访、撰文：卫诗婕

文字总监：靳锦

运营编辑：温温

看完罗永浩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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