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进驻
2011年3月，我和从全省各个高校抽调的23人，奉福建省委教育工委之命，组成临时工作组进驻仰恩大学协助工作。
仰恩大学是由爱国华侨吴庆星创办的全日制本科学校，曾在全国民办高校名排前列，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吴庆星去世之后，由于体制、机制等原因，学校开始出现不少的问题，处在停摆的边缘。上级决定派出工作组，协助学校工作。
虽名曰工作组，但我们进校当日的会议上，就被任命为学校相关部门和院系的副职。傍晚时分，学校后勤部门工作人员带着我们，入住教师宿舍“青海楼”。
有职务，有宿舍，我们毫不客气地将自己当作“仰恩人”，由于是省里派驻的“仰恩大学临时工作组”，便戏称自己是“仰恩临时工”。
仰恩大学地处泉州市郊的仙公山下，惠女水库环绕校园，名为“仰恩湖”，校园周围山清水秀，环境幽静。
仰恩大学与我的单位同在一座城市，我以为可不住校，只是学校有事时才去处理。因此前往仰恩大学临时工作组报到时，没带任何生活用品。我们每人分到一房一厅一卫一厨的“湖景”房，除了家具被褥，其他的生活用品均需自己携带。几位跟我一样“空手”上任的临时工，只好到附近的商店购置物品。
第二天上午，一帮人在宿舍楼下集合，然后分别走马上任，赴仰恩大学的各个部门报到。
我被分配到仰恩大学党委宣传部担任副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已有仰恩大学教务部的郑主任兼任，一所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务，郑主任忙于教务，几乎无暇顾及宣传部，宣传部只有我一个光杆司令。
与我同个办公室的是来自福建工程学院国际处处长郭宝明，他在仰恩大学的职务是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仰恩大学党委组织部原就有一位专职副部长，处理仰恩的日常党务，郭副部长上任，部里有人与其共事，不会像我那样孤家寡人显得孤单。
在党委部门办公室对面，是人文学院行政办公室，福建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党委书记周美兰，在该院担任党总支副书记，来自集美大学的学院团委书记刘松泉则在该院担任团委副书记。对门而立，我与郭宝明便常到人文学院串门。
根据省委教育工委的要求，我们必须与仰恩大学工作人员一样按时签到上班，按照工委的工作纪律，我们在仰恩大学期间，只协助工作，不参与具体的部署和决策。因此我们每天的工作，除了协助所在部门处理日常事务，跟师生谈话，了解学校的情况，并没有太多实际的事情要做。
教育工委还明确规定，周末至少要有三分之二的人员在校值班。仰恩大学实行的是五天半工作制，每周只有周六下午和周日休息。工作组的大部分人员来自省城高校，回家往返时间显得窘迫，周末大多留在学校，我虽同城，但从马甲到我的单位路途尚远，也留校参与值班，与同事一起享受郊区假日里宁静而悠闲的时光。
仰恩大学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经过一段时间对学校基本情况的了解，对工作任务有了把握。周末，大家相邀登山或游湖，尽情放松。
仰恩大学地处郊区马甲镇仰恩村，农村的自然风光让人陶醉，也为我们改善生活提供了便利。村民自家养的鸡鸭，自家种的蔬菜，都是城里难得的食品，每逢周末，吩咐附近餐馆老板帮买土鸡土鸭，中午或晚上大家便可小酌美餐一顿。
吃在学生街
仰恩大学没有食堂，师生吃饭基本都在学生街解决，这种现象在全国高校极为罕见。
仰恩大学校园分为旧区和新区，早期建设的叫旧区，后来建设的叫新区，两个校区靠一座拱形的旱桥跨越乡村道路相连。无论新区还是旧区，学生街的饭店都要满足师生一日三餐的需求，餐饮业极其繁荣。
我们的宿舍在新区，用餐也在新区的学生街解决。为了大家用餐方便，在仰恩大学办公室任副主任的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处长周川，找了一家名为“福满堂”的饭店，作为我们一日三餐的吃饭地点。
“福满堂”开在学生街一栋三层的楼房，一楼二楼是餐厅，三楼是饭店老板一家的住房。
这家饭店据说是学生街*高档的。老板来自闽北，在仰恩学生街开店已有多年。说是*高档，其实也就是餐厅相对干净整洁，菜也做的相对清楚。不过可能因为价格相对较高，少有学生在此用餐。
我们用的是桌餐，人到齐后开饭。吃饭时间也是大家交流工作的时候，相互通报了解到的情况，以及工作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饭钱记账，月底统一由”大管家“周川与饭店结账。
学生街的店铺很多，但大多是餐馆，一到放学时间，整个学生街满满荡荡用餐的学生。我曾随学生到其他饭店吃饭，价格相对便宜，很多饭店供应套餐，价格5元、7元、10元不等，米饭和例汤按个人的食量取用，吃客自己盛饭自个打汤，吃好饭凭盘子的颜色买单。高峰时饭店员工忙不过来，学生自己将饭钱搁在收银台边的纸箱里。
一次我太太到仰恩大学看望我，早晨我们到一家较大的饭店吃早餐。这家店的早餐品种丰富，粥、面线糊、豆浆、油条、包子、馒头、酱菜、卤蛋齐全，老板懒得动手，食客自取所需。吃好饭后，我找老板买单，他说不管吃什么吃多少，一人两块钱，自己放到门口的箱子。我问，你这样子，会不会有人吃完饭不买单就走了，他说还没发现这种情况。此等情形，不由让人对仰恩学生的自觉自律行为深感钦佩。
除了三餐用餐时间人多，学生街的夜晚也颇为热闹。晚自习结束后，学生街上都是吃宵夜的人。与其他学校学生街一样，这里的宵夜五花八门，以满足不同需求。也有在烧烤店、烤鱼店喝啤酒的学生。临时工当然也喝酒，但比较少在学生街喝，可能是怕影响不好的缘故吧。
难熬的苦夏
我们是三月进驻仰恩的，转眼就到了四月。闽南地区，炎热的夏天已经开始冒头，随之而来的是蚊虫的侵扰。
仰恩大学地处乡村，依山临水的环境，以及气温的日渐回升，正是蚊虫繁殖生长的最佳时机。
我们入住的教师公寓，纱窗或破旧或缺失，虽然天气仅是渐热，但只要打开窗子，蚊虫大军便蜂拥而入，谁也不敢贸然开窗通风，只能窗户紧闭，以闷热换安宁。
初夏的仰恩校园可以夜听蛙叫虫鸣，也能“观赏”贴满窗户玻璃上的飞蛾蚊虫。仰恩的蚊子个头之大，吸血之猛，至今依然让人毛骨悚然。闭窗闷热，开窗招蚊子，两难之择，让大家束手无策，夜不能寐。过了一段时间，校方后勤部门才找来工人为我们宿舍的窗户安装上纱窗。
进驻仰恩的时候，上级并没有给予我们明确的期限。大家认为，既然是“临时工作组”，估计时间不会太长，谁也没有作长期驻扎的打算，除了日常的生活用品及换洗的衣服，其他的物品都未携带。
天气一天一天炎热，纱窗装好之后，虽然蚊虫不能登堂入室，夜晚可以开窗通风，不必关门闭户。但仰恩的教师公寓多为东西朝向。夏天，早晨五点，东升的旭日就将整个房间铺满阳光；下午至傍晚，强烈的阳光从西边直射，整个房间犹如旷野一样。
过了五月，我们真正开始进入了与炎热抗争的季节。仰恩教师公寓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等降温设施，同时由于不清楚在仰恩工作需要多长，大家无法确定是否购买空调避暑，整个夏天都在热浪中挣扎。
白天尚好，在办公室至少还有电风扇散热。夜晚尤其难熬，经受太阳光一天的高能辐射，房间里堪比蒸笼，热气袭人，就连窗外吹来的晚风，也带着太阳的灼热。
大家自有解暑妙招，窗门全部敞开，客厅里泼上冷水降温，紧靠窗台或读书或聊天，最早也在深夜一、两点才上床休息，一大早阳光照进房间，即把大家叫起床。在仰恩时为方便大家交流，我们设立了“仰恩临时工工作群”，半夜正是群里最活跃的时间。
炎热的天气让年纪大的同事也被迫养成晚睡的习惯。任仰恩大学保卫处副处长的泉州师范学院保卫处副处长邱一平，是工作组年纪较大的长者，稳重厚道，被大家尊为“邱老爷子”。但稳重的老爷子在仰恩竟也成了夜猫子。一天夜里两点多，老爷子给工友群发短信，询问哪一款计算器性能最佳，引起工友们高度重视，连忙纷纷回复献策，凌晨方休。
虽然天气炎热，夜晚不能有足够的睡眠，但大家始终保持饱满的精神状态，担当各自职责，白天的阳光就是成为一把头顶燃烧着的火，也难挡大家上班工作的步伐。同时也盼望着早日有撤离的消息。
从三月到七月，仰恩临时工经历了四个多月的苦夏，其难熬的回忆，迄今想起还会让人冒汗。
临时工的外号
仰恩大学临时工作组刚组建，省委教育工委任命了两位组长，一位是福州大学图书馆馆长汤德平，另一位是福建师范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杨建义，两位组长分别担任仰恩大学教务部副主任和学生事务部副主任。我们自称”临时工“，因此将组长称为”工头“。两位工头分别在旧区和新区上班，领导的配置均衡，不偏不倚。
在仰恩，虽然事务性工作不会太多，但大家依然觉得压力山大，这种压力来自当年工作组所面临的仰恩大学的形势，还有高校党政管理干部与生俱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担当。
虽然压力山大，但是大家毕竟长期在高校“混江湖”，缓解压力的办法甚多。有人傍晚绕着体育场跑步健身，有人周末登山眺望，有人夜里挑灯攻读转换思维。但大家用的较多办法是互相开开玩笑，调侃取乐，在一阵哄堂大笑声中，让压力所产生的紧张情绪得到释放。
仰恩大学临时工作组的人，被起外号是普遍的现象，很多人在仰恩都有外号。外号的来源大多与他们在微博上的网名有关。福建农林大学刘强，微博名是@农民靠谱哥，工友们便叫他“靠谱”；福州大学雷晓明，微博名@打工的雷老虎，外号被称为”老虎“；福建中医药大学周美兰，微博名@俏村姑，大家就叫她“村姑”；莆田学院徐卫民，微博名@七把叉，大伙就叫他“叉叉”；集美大学郁军态微博名@莽汉-小工，大家叫他”莽汉“；福建医科大学的刘越明，微博名字@明挺2011，”明挺“就成为他的外号，以致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叫不出他的真实姓名。
当然，外号也不全是以微博名，闽江学院的张祖曦，他的外号来自于名字的谐音，被叫”主席“，福建中医药大学的周川，”川“字被大家扳倒，被叫“周三”，还有前说过的泉州师范学院的邱一平，被大家尊为”老爷子“。
并非仰恩大学临时工作组成员全部都能享有外号。福建师范大学赵立新，闽南师范大学洪照耀、陈文婷，福建医科大学沈雪明，泉州师范学院林圣造，江夏学院陈琛弟等，还有我，都未能荣幸被封外号。
两位领导也有外号，但大家觉得叫他们“工头”，有损组织的形象和领导的尊严，便分别将汤组长尊称”汤司令“，杨组长尊称”杨军长“，这个外号来自某部战争题材的电影。
仰恩大学校园较大，且呈长条形，旧区与新区距离甚远，步行需要近半个小时。挂职的部门在旧区的人，每天要从新区的宿舍走路到旧区上班，在夏天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不过，在旧区上班的汤司令却有特殊待遇。教务部一位老师将一辆自行车借给他，作为汤司令上下班的坐骑。每天看着司令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大家觉得非常拉风，也颇为羡慕。汤司令也是仰恩大学临时工作组唯一享有“专车”待遇的领导。
饮酒趣事
在仰恩大学四个多月的工作生活是艰苦的，除了工作压力，还有远离家庭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不方便。仰恩大学的教师公寓条件虽然不错，但除了自带的笔记本电脑，还有学校原来已配备的热水器，宿舍里没有其他的电器设备。没有空调或电风扇，夏天闷热难耐，没有冰箱，无法自备食品改善伙食，更主要的是没有洗衣机，每个人都退后二十年，要用手搓洗衣服。
进入夏天天气炎热，夜晚无事可做且闷热难耐时，大家也会招呼喝酒，大多喝冰镇啤酒，既当冷饮降温，也为苦中作乐。我们当年在仰恩大学的工作与生活，陈文婷曾总结”因为仰恩而相聚，所以有一起吃苦的幸福!”把吃苦当做幸福，是何等大气的境界！
仰恩学生街的餐饮很繁荣，也有的餐厅可以饮酒，但考虑到工作组及成员的形象，我们一般不在学生街餐厅等公共场合饮酒，甚至不在学生街买酒，酒和下酒菜，大多自己开车到马甲镇区购买带回宿舍，大家围在一起畅饮。有一次，不知道哪位同事提到想吃洪濑鸡爪，周川、徐卫民自告奋勇，分别各开一辆车，到距离仰恩大学十多公里外的南安洪濑镇购买。开两辆车买两斤正宗的洪濑鸡爪，成为仰恩工作组内部的趣谈。
临时工除了极少数人不会饮酒，比如男工友中洪照耀、徐卫民几乎滴酒不沾，三位女工友中有两位不喝，其他人大多会喝一点。雷晓明、张祖曦、郭宝明等都是不错的酒友，但大家喝酒之意不在酒，在于享受闲暇时间一起聚会的快乐。工友们的酒风甚好，从不拼酒，饮者随意，能者多喝，大家尽兴即可。饮酒能激活思维最关键的密码，有时围在一起喝酒倒成其次，大家讨论问题时思路之清晰，重要的话都无需说上三遍，活跃的聊天氛围仿若打了鸡血一般。
休息日学生大多外出，学生街食客较少，我们的食堂“福满堂”餐厅能将仅有的包厢予我们使用，这里偶尔也会成为周末值班工友小酌一杯的地点。但目的不在喝酒，在于休息日找个轻松聊天的机会。
我们进驻仰恩大学一段时间后，周美兰轮休回家，从福州带来了电磁炉和炊具，从此喝酒时便可以自己做一个汤暖胃。据说美兰同志厨艺极佳，能做一桌好菜。不过在仰恩期间，我们只品尝过她做的紫菜蛋花汤和香菇蛋花汤，原因主要在于没有其它的食材可用，还有好厨师要有好厨具，简单的厨具让她无法展示厨艺。周美兰有次从家里带来福建高端白酒福茂，大家细品一汤一酒，汤香酒香溢满夏日的整个夜晚。
在仰恩大学期间饮酒多次，但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喝酒过后，大家在校园里散步纳凉，回青海楼时，雷晓明、杨建义和刘强到我的宿舍喝茶继续聊天。刘强是工作组年龄最小的之一，在几位大哥面前说话不多，只听我与雷、杨三人闲聊，未料当晚我们都被他尊为人生导师。现在想起，不知道那个时候，三个“久混江湖”人的瞎聊，会不会有“误人子弟”之嫌疑。
另外一次是我们撤离仰恩大学前夕，时任仰恩大学校长的官鸣和仰恩大学党委副书记程如平，自掏腰包在镇区饭店设宴为我们送行。官鸣教授曾任过仰恩大学党委书记，当年六月他应省教育厅之召再次重返仰恩大学出任校长，与仰恩大学临时工作组配合密切，我们把老爷子看作”临时工“的成员。程如平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很多的支持，没有他的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或许无法顺利开展。一起工作的时间虽不长，但我们与两位校领导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分别在即，大家依依惜别，当天晚上其情其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仰恩临时工作组解散之后，大家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二十三位临时工联系不断，友情历久弥坚。在福州以外地区工作的工友到省城出差，福州的工友都要召集聚会小饮一下，缅怀当年峥嵘岁月。杨建义和林圣造后来被省委教育工委再次派驻仰恩大学，分别担任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大家借慰问之词，趁机再回仰恩怀旧，再享用学生街的滋味。
当年仰恩大学临时工作组内部有一桩“悬案”至今未解，依然成谜。
“湖山社”之谜
在仰恩大学期间，临时工作组为了工作上互相通报情况方便，大部分人都开设了新浪微博，并建立了“仰恩临时工”微博群，用于临时工的内部交流。
微博群建立后不久，新浪微博@湖山社 加入了群。此人熟悉临时工作组的情况，且以临时工的身份在群里发言，所谈问题也与临时工作组工作相关，但此人始终未表明真实身份。可以肯定的是，“湖山社”为临时工作组内部成员或其马甲无疑。
到仰恩之前，大部分的临时工都未开设新浪微博，很多人是在老赵的鼓动下，为了方便与仰恩大学师生互动交流才开设微博的，绝大部分微博的博主是谁，我心里基本有底。但这个“湖山社”是何方神圣，我确实不明就理。
一时间，谁是”湖山社“的问题，引起大家的极大兴趣，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同时也开展内部排查工作，周川、罗志雄、汤德平、郭宝明等人都受到怀疑，看似老实的福建工程学院的钟宏景也被怀疑，甚至还怀疑到俺老赵的头上。其实，大家都存在着是@湖山社 的可能，因为”湖山社“对仰恩大学临时工作组的情况太熟悉了，包括一些很内部的信息他都知道。
当年的排查过程中，周川的嫌疑最大，曾经大家几乎要确定周川就是“湖山社”了，但由于周川喊冤，为了对工友负责，也对”湖山社“历史负责，因此未能定论结案。
汤德平、罗志雄、郭宝明等人的疑点也多，但缺失最关键的证据。另外，虽然大家也怀疑我，但微博群系我所建，我是管理员之一，”湖山社“绝不会是我。由于”湖山社“的真实身份成谜，群管理员陈文婷为了保证工作群的安全，也为了保护临时工工作中一些“临时机密”不被泄露，果断地将”湖山社“踢出“仰恩临时工”微博群，此案才算暂时告结。
此后，”湖山社“无计可施，只能游荡于组织之外，好自为之。
我们撤离仰恩大学那天中午的散伙饭桌上，”湖山社“的疑案再次被提到，大家对谁是”湖山社“，仍然抱有很大的兴趣，但却苦于知情无门。还是周川提出一个建议，说今后就把“湖山社”作为“仰恩临时工微博群”的群名。他的提议，得到工友的一致赞成。
在仰恩大学“临时工”微信群，有关“湖山社”的话题时会被提起，大家再度议论纷纷。甚至当年没被列入怀疑对象的张祖曦、徐卫民、刘跃明等人也被圈点。一个谜能在八年之后还引起大家的兴趣，不仅是大家对谜底的好奇，更多的在于对那段共同经历过的艰苦岁月的怀念。
有意思的是，正当大家寻疑正酣，老爷子邱一平出来说话了。他说：”据多年经验，一，多为文人墨客所为；二，年龄不会太小，有点老道；三，城府较深“。邱老爷子长期从事保卫工作，破案经验丰富。但当年一起同甘共苦的工友中，几乎一半是文科生，年龄太小且有点老道的也有几位。呃，莫非老爷子“不打自招"了？或者，老爷子掌握了确凿证据，锁定了“嫌疑人”了？
不过，无论”湖山社“是谁，他的出现，都是临时工群体集体的欢乐。他的身份，可能会成为仰恩临时工群体中永恒之谜，为这个群体增加一份寻幽探秘的神秘色彩，被大家追寻着，讨论着，并且快乐着。
”湖山社“若具有这个价值，那就不枉他长期潜伏了！
撤离前夕遭遇“挂科门”
那年七月，仰恩大学2011届学生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在各方的配合下，毕业典礼如期举行。中旬，在校学生期末考试结束，学校开始放暑假，这意味着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派驻的仰恩大学临时工作组的历史使命基本结束，具有撤离的可能。
正当大伙等待撤离命令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期末考试前，仰恩大学某副教授在复习考试阶段，电话联络学生，声称班级每人交三百元，期末考试保证不会挂科，甚至还在电话里跟学生讨价还价。通话的过程被学生全程录音，并在网上发布，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这是我们在仰恩大学几个月时间里遇到的唯一一场网络舆情，事件引起仰恩大学校方和临时工作组的高度重视。官鸣校长迅速召集相关部门领导、工作组有关成员开会通报情况，要求彻底调查，严肃处理，向社会和师生公布调查和处理结果。
当天夜里，我的好友、中国青年报福建记者站站长陈强打来电话，向我了解情况，表示将进校采访。我随即向工作组的汤德平、杨建义两位组长汇报，并连夜报告官鸣校长。官鸣校长毫不犹疑表示，欢迎媒体进校监督事件的处理过程。
第二天上午，陈强与海峡都市报的记者到了仰恩大学，就“挂科门事件”采访仰恩大学校长官鸣、教务部主任郑兆领等校方领导，并向部分学生了解情况。当天，仰恩大学公布处理结果，责令涉事教师两天内退还收取学生的所有钱财，并给予开除处分，对其所教学科考试试卷由教务部门组织教师重新评判，统一公布成绩。之后，中国青年报、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海峡都市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仰恩大学“挂科门”事件及处理结果，肯定学校不护短、不遮丑，态度坚决处理及时的做法。
“挂科门”事件处理过后，大家心中终于了然。此前的顾虑并非担心校方能不能严肃认真处理事件，在这一点上，官鸣校长与校方其他领导的态度我们深有体会。最大的担心在于，怕“挂科门”事件处理之后，舆情可能形成高潮，甚至担心还有其它“门”事件。如果那样，我们撤离仰恩的计划就会落空，甚至还有可能要继续留在仰恩。
暑假开始，学生大多回家，校园回归平静，空灵许多。学生街很多店铺也关门歇业，为新的学期做好准备。
过几天，临时工也终于等到上级的撤离命令。在仰恩大学行政办公楼会议室，福建省委教育工委领导宣布仰恩大学临时工作组使命完成，并宣读了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福建省教育厅给予工作组23位同志全省通报嘉奖的决定。
站在仰恩大学旷阔的校园，临别时心中感慨万千。四个月，一百余个日夜，仰恩的一草一木，一楼一路，都在大家的脑海中存储，仰恩已成为23人职业生涯历程中一道深深的印迹，将伴随终生。此刻的挥手告别，心里却是多了一份难舍的牵挂。
临时工作组解散之后，我们回到各自学校的工作岗位，继续服务教育事业。分别之后，仰恩临时工偶有聚会时，谈论的事情大多也与仰恩那段经历相关。正如陈文婷所言：因为仰恩而相聚，所以有一起吃苦的幸福！
是的，正因为在仰恩有过一起吃苦的幸福，这一段艰辛的经历才让人格外怀念。村姑、老虎、靠谱、跑偏、七把叉、小黑子、福满堂……这些专属临时工的符号，是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将被岁月的流逝而日益宝贵。
离开仰恩大学后，除了前面推文提到的杨建义和林圣造曾被省委教育工委再度派驻仰恩大学，分别担任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后来又有两位当年的临时工雷晓明、刘强被抽调协助工作进驻仰恩，这是他们 继续与仰恩未了的缘分。
其实，当年的23名临时工，无论是谁，虽然离开仰恩大学很多年，但大家时刻都在关注着这所学校，希望仰恩大学 能走出困境，办得更好。
后记
2011年，省教委从各高校抽调干部派驻仰恩大学，组成临时工作组协助仰恩大学工作，我们临时工作组的成员，戏称自己为“仰恩临时工”。今年正好是“临时工”十周年，作者将多年前在微信、微博上有关“仰恩临时工”的文字整理成一篇文章，权当对那段“因为仰恩而相聚，所以有一起吃苦的幸福”之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