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子木 海龙
1931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担当了重组中央特科的重任。不久，新的中央特科机构迅速改组重建，文化人潘汉年被任命为情报科科长。这对潘汉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不久到来的一个事件证明了他是能够胜任的，从中也可以看到周恩来同志高超的用人艺术。
◆《申报》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的一些报纸，如《时报》《新闻报》《时事日报》《申报》，都不约而同地刊登了一则令人惊诧的所谓“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的启事”，内容称：
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采取的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主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况该党采取之国际路线，即苏联利己之政策。苏联声声口口之要友反对帝国主义而自己却对帝国主义妥协。试观目前日本侵略中国，苏联不但不严守中立而且将中东路借日本运兵，且与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以助长其侵略之气焰。平时所谓扶助弱小民族者，皆主欺骗国人之口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
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启
这则“启事”的炮制者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调查科总干事、深得CC派首领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器重的张冲。他利用特务机关的权势与金钱迫使这几家报纸一律登出了这则纯属子虚乌有的政治谣言。这则《启事》的内容，通篇都是当时一些类似的反苏反共的八股，并无新奇之处，和当时一些类似的反共宣传如出一辙。但关键是领衔者“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之一。国民党特务机关蓄意制造这样一起陷害事件，目的无非是败坏共产党的名誉，离间共产党内部的关系。这里应该交待的是，上海党中央被破坏后，根据中央的命令，周恩来于1931年12月初离开上海，进入江西中央苏区，负责中央苏区的军事工作。
◆潘汉年
《启事》登出后，中共中央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击措施。2月下旬，毛泽东以苏区临时中央主席的名义发布告，指出“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区临时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委员的职务”，“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实报》上也发表了辟谣声明，指出所谓的“伍豪脱离共产党的启事”不过“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把戏”。上海地下党组织还广泛散发了《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的传单，指出这“并不能动摇共产党在劳苦群众中的威信”。
然而，无论是临时苏区的公告，还是上海地下党中央的刊物声明，以及秘密散发的传单，其范围和影响力都很小，不足以抵消国民党报纸造谣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特科决定利用合法手段，在公众中以及国际间消除恶劣影响。
在《启事》刊出后，《申报》登出一则广告：“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18日送来广告一则，因福昌公司否以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广告启。”这则启事是经《申报》负责人史量才授意才刊出的。他是一位开明人士，虽然明知道那则炮制的《启事》是造谣中伤，但迫于压力不得不刊出。而随即就按中共方面的要求登出了这么一则辟谣广告。这广告表面看，与那则《启事》并无直接关系，但有心人可以看出：那个“伍豪”有可能是假的，这个“伍豪”还有一则“广告”要刊出。这也可以说是良苦用心了。这件事是由潘汉年负责的。
◆《申报》刊登的巴和律师代表周恩来关于“伍豪事件”的声明。
然而，这则“广告”所起的作用毕竟有限，为此，中央经进一步研究之后，决定再由潘汉年出面找著名律师陈志皋，希望他能代表伍豪在报纸上登一个能够直接起到辟谣作用的启事，以增加反击的力度。陈律师一向比较进步，乐于帮助进步力量办事，听了潘汉年的叙述后，思考再三，对潘汉年极其诚恳地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若直接出面办这件事，一旦国民党追查起来容易陷入被动。不如由我代找一位外国律师来办理此事。他们在租界地区有一定的特权，国民党当局是不敢轻易到租界内找麻烦的。您看呢？”潘汉年觉得有理，于是就通过陈律师找到了租界内法国著名律师、《申报》常年法律顾问巴和。经过策划、斟酌，很快在3月4日的《申报》上，以显著位置刊出一则《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全文如下：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好友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事关个人名誉，多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藉以生事；特委托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亲友之函电存问前来，据合行代为登报如友。
事务所法大路四十号六楼五号
众所周知，周少山乃周恩来的另一化名。这个紧要启事的策划，反映了潘汉年在中央和特科工作期间对敌斗争的另一侧面：利用合法的形式同敌斗智斗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国民党特务机关炮制“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为始，以中央特科策划的“周少山紧要启事”而告终，这起引人注目的“伍豪事件”终于在折腾了半个多月后结束了。在这场斗争中，国民党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共产党方面却在潘汉年等人的努力下，取得了明显的反击效果。
◆周恩来和张冲。
而“伍豪事件”并未完全结束，它的余波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中，不过，这一次是周恩来总理为他人证身。1967年春天，一群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偶然看到那则“伍豪启事”，就贸然将材料上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如获至宝，她想借此打击周恩来，至少在精神上给他以猛击。周恩来接到江青的材料后，将自己从1931年1月起到1932年2月（即“伍豪事件”出笼时）止的一年内的重要活动写成一份《大事记》送中央备查。同时，他写了一份辩解材料呈中央送毛主席，以此反击中央文革小组利用旧报纸材料所搞的“61人叛徒集团案”，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当时毛泽东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阅存”。1968年1月，又有人提出这件事，毛泽东又作了“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的否定批示。 1972年５月21日至６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这次会议批判了林彪集团，使人们进一步认清他们的面目。但是，未能认真吸取教训，清理极“左”思潮。会议期间，周恩来在６月23日的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1932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并录了音存档。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1975年头月，周恩来在一次大手术之前，他又让人将他为此事所做的讲话记录稿拿到病房里来，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以示负责到底。至此，“伍豪事件”才完全结束。
本文为《党史博采》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侵权必究
维权支持：河北冀能律师事务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