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东
战争年代的保定，很出名。王二小、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都发生在保定。我的父亲就是保定的。他靠前次遇到鬼子兵，只有12岁
我的父亲周文盛，1925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方顺桥乡大河旺村。
战争年代的保定，很出名。课文里的王二小，保定涞源的。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发生在保定易县。满城是千年古县，位于河北中部，太行山东麓，隶属保定。大河旺村地处满城东南，当地有一特产叫磨盘柿，味甜多汁，至今每年老家亲戚都捎来给我们尝尝。
父亲靠前次遇到鬼子兵，只有12岁。那是1937年9月的一个早晨，素来宁静的大河旺村，突然窜入日寇。
据《满城县志》记载：“民国26年（1937年）9月19日，日本飞机炸南奇、满城两个集市。同时，日军从徐水入侵满城，在王各庄、两渔一代沿漕河受到中国军队的阻击，激战数日，防线于22日被日军突破，县长弃职逃跑，满城沦陷。”
这里的“中国军队”指的是宋哲元任军长的国军第29军。前一晚枪声不断，父亲在地里躲了一宿，等凌晨枪声停了，才回到炕上。刚睡下没多久，就有日本兵进来，用刺刀戳戳，把他弄醒。
父亲念过书，写字加比划，明白了鬼子想吃门前树上的枣子。被逼无奈，父亲爬上树去，又是摇又是摘，终于把枣子给整下来。
此时的父亲，尚不知日军的魔爪，已经伸入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此时路过的，是日军的小股先头部*，目的是搜索29军残部。
之后，大部日军开始从村庄周边经过，沿着平汉铁路向武汉方向进发。
大河旺村，处在满城、清苑交界，平汉铁路以南。沿着铁路线，枪炮声此起彼伏，年少的父亲常随乡亲们一道，躲在庄稼地里。
在保定，凡长宽十八公里内，就建有一处鬼子据点。当时国军南撤，地方的保安队也跑了，汉奸活动不断浮现。炮楼里的鬼子想吃鸡，都不用抢，村里会送上门去。
鬼子又提出要送姑娘，村长很为难。这时，八路军会出手相助。
父亲最初加入的队伍，就是八路军领导下的“清满游击队第二支队”。那时，如果去跟老百姓讲，“我们是某某编号的部*”，老百姓肯定不买账。一定要说，“我们是什么游击队”，比如“清满游击队”，意思是保定的清苑和满城，老百姓才认账，认为这是保卫自己家乡的队伍。
所以，那个年代才会出现那么多游击队的称呼，什么平原游击队、雁翎队、敌后武工队等等。
父亲参加的队伍，属于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由**领导。三分区有个游击队长叫甄凤山，是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原型
父亲加入**队伍，还有个插曲。有一回他路过村口，有人上来搭讪，了解父亲的情况，还把他叫到一边，一起吃了锅地瓜。原来，此人是装扮成拾粪农民的八路军干部，在组织发展后备力量，只是当时父亲因年龄太小，给退回来了。
有个教过父亲四年书的老师，后来在太行山又碰到了。父亲这才知道，这位老师早就是地下党。
父亲还有个年龄相近的三舅，在谢庄村当小学杂役。谢庄村，紧邻以“地道战”著称的冉庄。三舅属地方干部，后被派往东北。多年前，他给父亲写过一封信，探讨当年的**信仰和**意志。现在看来，在当时的华北平原，敌、伪、我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像父亲这样一个农家少年，如何面对人生道路的抉择，关键取决于坚定的信仰信念。
入伍头两年，父亲担任宣传员，主要任务是写标语。1941年2月，父亲加入了**。在一次战斗中，部*缴获鬼子的“三八大盖”，父亲拥有了靠前杆枪。
后来，父亲被提升为游击队大队部通讯员，负责旗语联络，破坏鬼子的通信设备。
美丽的冀中平原，是华北的粮仓，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战略要地。毛**《论持久战》中讲过，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敌我力量如此悬殊，**武装力量要与之正面作战，夺胜的确不易。但游击队机动灵活，经常主动出击，进行迂回周旋，袭扰敌人。
有一回行军，正面撞到鬼子部*，大伙儿迅速向山区分散。父亲藏身在一个半山洼地里，足足一天两夜，没被搜山的敌人发现，期间只找到几只野梨果腹。庆幸的是，父亲清晨摸下山，又马上找到了部*。
父亲参加的队伍，属于晋察冀军区第三分区，由**领导。有部小说叫《长城烟尘》，写的就是1939年11月，聂帅令杨成武，在保定西北雁宿崖、黄土岭，歼灭日本陆军精锐*混成旅，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
三分区还有个游击队长叫甄凤山，是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原型。
1940年下半年，父亲随部*参加“百团大战”，行军要不停地走，连走路都会睡着。怕出危险，后来都把枪刺收起。父亲的腿伤，就是之前在夜行军中被枪刺碰伤，感染引起的。幸好在敌占区找到医生及时处理，才免去了截肢。
父亲常挂在口中的“老政委”，叫程子华，时任冀中军区政委，特别善于总结平原游击战争经验。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白洋淀上“雁翎队”，还有“地道战”等，都得力于他的总结推广。英雄董存瑞，也是程政委在1948年指挥热河省隆化战役时推树的典型。
在这么艰苦卓绝的情况下，我们党仍注重储备年轻后备力量，把他们集中到延安学习、培养，为不久的将来迎接一个崭新的中国做准备
随着形势日益严峻，八路军主力避开敌人锋芒，撤进深山或转移到外线坚持斗争。大批从主力部*选拔上来的年轻骨干，被集中到**军事*治大学二分校开展学习。未满16周岁的父亲，成为抗大学员。抗大开设的课程，以文化课为主，辅以*治时事课、军事体育课。讲课的教员，有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的，尤其是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的学习，都结合在文化课中完成。
抗大办学条件十分窘迫。父亲说，学校只管学员十个月的伙食，余下两个月要自力更生。为解决吃饭问题，须外出找农家打点短工。
抗大二分校后调往陕北，并入抗大总校，父亲随之转移到延安、绥德等地，继续学习。
按照国民**军的编制，父亲被授予中士军衔，月饷14元。可才发了三个月，**就停饷了。
当时八路军的条件十分困难。1942年以后，一个团才配一名缝纫师，队伍休整时才能做衣服，连军服都发不出。父亲说，延安附近并不平静，经常有日军飞机前来空袭，较多一次遭到过九十多架敌机的轰炸。但也是幸好去了延安，如果那几年仍在前线部*继续作战，他可能早就牺牲了。
现在回头看，我们**，很有战略眼光。在这么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仍注重储备年轻后备力量，把他们集中到延安学习、培养，为不久的将来迎接一个崭新的中国做准备。
1949年初，父亲担任华北军区步兵*第209师某团通讯股副股长。1950年8月，根据*委指示，以华北军区步兵*第209师三个团为基础，整编成立“空军驱逐第三旅”，并接收东北老航校部分毕业学员，组建三个飞行团。1951年2月，被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三师”，简称“空三师”。
父亲先是担任“空三师”九团通讯股副股长，后到七团作战股任代理股长。在那里，他遇上了我的母亲。
洗伞、叠伞的时候，大伙儿眼里藏不住泪水，因为洁白的伞布上，时常沾着飞行员负伤或牺牲留下的殷红血渍
我的母亲刘士珍，1932年出生，祖籍河北宁和，打小在天津城里长大。
我姥爷年轻时到天津卫谋生，靠在劝业场边上摆摊卖百货，养育一大帮孩子。解放前夕，他把两个儿子的户口都改小两岁，总算没去给果*当当炮灰。
1949年初天津解放，小儿子去铁路系统上班，大儿子进服装厂工作，加班加点制作解放军军服。
刚中学毕业的母亲记得，天津解放那天，相隔十几米就能看到解放军战士站在平房顶上警戒。他们对大人很严肃，因为情况复杂，怕有特务；看到学生、小朋友，就带着笑容、友好地说，“我们是解放军，不要害怕，我们是人民子弟兵。”
在街上看到解放军招收人员的布告，母亲报了名。她先到北京西郊的华北人民**大学学习，后被选派到“空三师”第七团。
1951年10月，志愿军“空三师”奉命参加抗美援朝，师部集中在辽宁安东（今丹东）四道沟。母亲在老航校学习降落伞知识，成为新中国空军靠前代女保伞员。
降落伞是飞行员紧急状态下的最后一道逃生通道，稍有疏忽，极易酿成大错。每天，母亲要和战友们一起，把重达30多斤的伞包，一个一个提到战斗机里，安置在驾驶座椅上。
当时资源极其紧张，降落伞又是极其贵重的武装用品，飞行员跳伞后散开的伞布，必须由保伞员洗涤干净，重新叠整齐、包扎稳妥。
整理家里抽屉时，我找到过，母亲与志愿军战友一起荣立集体三等功的奖章。
母亲说，洗伞、叠伞的时候，大伙儿不仅累得汗流满面，眼角还藏不住泪水，因为洁白的伞布上，时常沾着飞行员负伤或牺牲留下的殷红血渍，甚至碎肉残肢。
当年的朝鲜半岛上空，举世瞩目的喷气式战斗机大空战中，我军王牌英雄辈出，王海、林虎、焦景文、刘玉堤、赵宝桐、张积慧、孙生禄，都是击落击伤敌机较多的空军战斗英雄。其中，仅“空三师”，就共击落、击伤敌机一百余架。
任凭战火纷飞、天搅地碎，任凭云卷云舒、日升日落，在女保伞员内心深处安营扎寨的，是楼上那个一丝不苟地看图纸、瞄雷达的大龄青年、河北老乡
母亲个性开朗热情，好助人为乐，喜结交朋友。她和父亲同在七团驻地上班，楼上楼下，时常遇到。
父亲记得，指挥所附近相对安全，敌机很难钻进来，因为周边设有多道防线，布设了对付各种高空敌情的高射炮等对空防御武器。
可母亲说，也有蛮横的敌机，脱了缰的野马般，冲破封锁线，低空袭击驻地。匍匐在战壕里，能清晰地看到，掠过的敌机上大大的“USA”字样。射下的子弹，从头顶掠过，勇敢的志愿军战士们，起身举枪反击。
任凭战火纷飞、天搅地碎，任凭云卷云舒、日升日落，在女保伞员内心深处安营扎寨的，是楼上那个不苟言笑、不善言辞，成天手持红笔、放大镜，一丝不苟地看图纸、瞄雷达的大龄青年、河北老乡——七团作战股老周。
有人开始起哄，多名热心人相继登场，婚期最后定在1953年建军节那天。食堂营房科科长做主，从父亲的津贴里，给每个菜加两毛多的量，再把*治部主任罗平请来，当证婚人。
有人提出，怎么可以这样草率结婚？父亲这才想起来，抓起电话，把**门的人请来一起吃饭，这算是真的了吧。
婚礼还是被推迟了。原因是接到*委通知，空军英雄们要去北京开全国英模表彰大会。要等他们从北京回来，一起热闹热闹。父亲的婚礼像过家家一样又被推迟到8月29日。
战争结束后，“空三师”调防到浙江嘉兴，为解放台*做准备。那些年，父亲先后任团副参谋长、师参谋长助理、师副参谋长，长年累月在浙东沿海、祖国边疆奔波。
1954年，我哥在南京出生。后来，母亲肚子里又有了我姐，大腹便便地拉扯着我哥，赶回天津娘家，生产、坐月子。
有一回，父亲去北京出差，有个妇女领了个小男孩在火车站，看父亲一身军装，托他帮忙把孩子送到他爸那儿，是北京一家木材单位。父亲答应了。
“解放军，威望高，老百姓，很信任。”晚年的父亲一句话总结。
父亲的办公室，我打小就没能溜进去玩耍过。我只是猜想，地面与天空、起飞与降落、静守与防袭，应该是父亲工作始终关注的永恒主题
1959年4月，“空三师”落脚杭州笕桥机场。1960年，母亲转业，到原杭州大学党委统战部工作。终于安定下来了，原本没再计划要孩子，偏偏又怀上了我。
1964年9月，父亲远赴西北，观摩中国靠前颗原子弹爆炸。茫茫戈壁滩，坐军列要整整六天。父亲在西北的试验基地待了一个多月，闲暇时光在住地附近的戈壁荒漠种下一株甜瓜秧，每天端着一盆使用过的生活用水，跑过去浇灌。遗憾的是，还没等长成熟，父亲就接到命令返回了。
那一回出远差，父亲带回来一袋子葡萄干，足足盛了一脸盆，把全家都逗乐了。
在“机场路”被叫成“红卫兵路”的年代，地方单位开始精简人员，像我妈这样的军属首当其冲退出。
母亲不甘心做“全职”，便去军队下属的五七工厂当工人。后来五七工厂取消，她到天水桥的街道工厂干过活。我至今记得，她戴着纺织女工一样的白色花边工作帽，糊纸盒、扎包装的样子。
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作为军代表，被派到杭州市郊区的革委会。所谓“郊区”，大致是今天的“西湖区”。办公室在苏堤与北山路交界处，湖口路1号的小洋楼里，工作日住办公室，周末骑自行车返回军部。
有一回，母亲拽上我，乘7路车去探望父亲，父亲请我们到岳王庙对面的一个饭店二楼吃了顿饭，点了三鲜砂锅和糖醋排骨。
父亲的办公室，我打小就没能溜进去玩耍过。散步路过周边，门口岗哨警戒森严。我只是猜想，地面与天空、起飞与降落、静守与防袭，应该是父亲工作始终关注的永恒主题。
母亲弥留之际，他难得叫一次干休所的车，佝偻着，来到母亲病床边
随着新的改*发展，军部不复存在，父亲也离休回家了。
与**国无数一路走来的老军人一样，1957年6月，父亲荣获*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8年，父亲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
近些年来，我和哥哥姐姐，一直采取24小时轮流在家陪护制，陪同父母。
父亲这辈子，好像与医院有隙，从来都是拒绝住院、拒绝服药。好几次在医院开了床位，检查完了，倔着脾气坚决离院。
母亲在医院的弥留之际，他难得叫一次干休所的车，佝偻着，来到母亲病床边。
肃立，停顿片刻。“老刘，要挺住啊。”就这么一句话，扭头回家。
不日之后，相濡以沫陪伴父亲半个多世纪的母亲，撒手走了。我们仨，凝滞、踌躇了好几天，合计着如何向父亲汇报。
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除了那一身挺括的空军制服外，还有红旗牌半导体、大罗马牌手表、华生牌电风扇等。光阴荏苒，如今足不出户的他，连一件已经多处破烂的T恤也不愿换弃。
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趁给他理完头发之际，“爸，衣服上都是头发，换下来给你洗洗吧！”随后，迅速把我穿过的、半新、柔软的白色T恤给他套上。
整体看，老头只是穿着略显随意些，其他方面处处整洁、富有条理，无论晨起还是午睡后，被褥一概折叠得工工整整，仔细看完的报纸，份份整理得像新拿到手的一样。
一日三餐也出奇刻板。早晨，过去喜欢吃马塍路农贸市场对面“红玫瑰”作坊的面包，现在吃丹比的吐司片，加一个鸡蛋；中午，用一个带手柄的小砂锅，烂炖白菜粉丝肉圆，下米饭吃；晚上，炒番茄和面条。周末，吃十三个菜肉水饺，一个不少，也绝对不能多。
姐姐担心他营养不足，但多烧点吧，又怕惹他发火，只好偷偷把饺子馅儿裹得相对充足一些，让老头察觉不到。
妈妈走后，我们这幢四层楼，原本八户十六位老人，只剩下父亲一个了。老头愈加老态龙钟，耳朵不行了，眼球也退缩了。经过他的卧室，瞅着午睡中的他，两洼深深凹陷的眼窝，分外明显。
妈妈曾对我们说，“当年在‘空三师’喜欢上你爸，就是因为乍一看，那对双眼皮儿，又有神又帅气。谁知道老了，变成这丑样儿。”
正是这双眼睛，目睹过多少无情的枪林弹雨，多少残酷的血雨腥风，多少辉煌的旗开得胜，多少雄壮的翱翔长空。
如果不是生逢乱世、战事纷争，如果没有山河破碎、血流成渠，他也许是那块平原土地上的一个勤勉、严谨的农艺师，或者手工匠人。他同当年无数个普通人一样，是无奈地、被迫地卷入到一场场残酷的战争中，想躲也躲不了，只有靠无畏无惧的勇气，义无反顾地奋力前行。
此时的老头，仰卧在床，吐纳如丝，静弱似棉。
父亲啊，敬爱的父亲。
午睡快醒了吧，我拉开抽屉，拿出推剪。
“爸，节前，理个发不？”
（摘自《杭州日报》周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