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玉静
中国曾被西方人视为“遍地是黄金”，在第二个千年之初，宋朝在世界经济和技术大潮中稳立潮头，而此时欧洲的发展程度并不高。然而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中，欧洲最有活力的地区缩小了与中国的差距。从14世纪开始，中国丧失了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之路发展的机会。到15世纪，中国相对于西方的历史领先地位已不复存在，欧洲开启一路领跑。这一转变是何时开始的？东西方大分流是什么时候酝酿并完成转折？历史进程是如何转向的？
英国经济史教授、《大转型：中世纪晚期的气候、疾病、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形成》的作者布鲁斯·M.S.坎贝尔从全球史的角度，引用大量统计信息，描述大转型时期（13世纪末到15世纪末）的物理和生物过程与发展，指出“东西方大分流的根源在于大转型的完成”，之后西方经济命运更上层楼，而东方则每况愈下。大转型改变了东西方的经济模式——东方是商业化程度和技术相对先进但停滞不前的旧式经济，西方则是复苏的、进行侵略性竞争的海洋经济。
坎贝尔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世纪晚期英国和爱尔兰的经济史，他的研究和教学跨越科学和人文领域的许多学科，尤其关注14世纪人类与环境的互动。作者指出，13-15世纪的大转型是一个内在的历史现象、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的独特关联，例如全球气候变化和致命的牲畜及人类瘟疫的肆虐，以及持续的战争、商业衰退、经济萧条、通货短缺和旧世界人口的大规模萎缩等，这些因素引发、塑造并最终决定了大转型的进程。其中，作者尤其关注三方面的关键转型：大气环流模式的转变（中世纪气候异常期——小冰期）、鼠疫带来的疾病环境、人口水平（上升/下降）。同时，作者也分析了大转型过程中掺杂的亚欧商业、*治、宗教和军事因子。
作者强调，塑造和决定大转型进程和走向的是多重因素之间动态、多维度的互动。环境因素加上人为因素（即“核心六要素”：气候、生态系统、微生物、人类、生物、社会），在动态平衡中共同塑造历史进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细微的变化都会引发难以预料的蝴蝶效应。
曾有很多学者试图阐释中世纪大转型发生的原因和历史进程，他们曾考察大转型的不同层面，但都难以完全解释大转型进程中的所有现象和影响因素。由于大转型的持续时间长、地理覆盖面积广，它需要超越国家历史书写层面的分析，而不是仅仅由单个学科或者依靠某一个国家的统计信息、史料记载能够阐释清楚。
本书靠前次从全球史视角，追溯了大转型所涉及的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全球化发展历程，为理解和认识大转型时期的人类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作者不仅关注跨越国家和种族的商业经济、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还追问了全球空间内不同文明互动的自然环境、疾病、观念变迁等现象的来龙去脉，对所涉及的过往气候、鼠疫耶尔森菌基因、历史国民收入等因素，都进行了关联分析，用清晰的图表，串联出完整的逻辑链，试图重构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复原历史全貌。而作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大转型的结果趋向于不可预测，经济或生态的发展并没有铁律，偶然性在自然和人类社会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将大转型看作是历史的偶然，但本书在写作结构上遵循着严谨的逻辑结构，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了大转型的三个阶段及其特征，且遵循了欧洲的历史书写传统，提供了11-16世纪初丰富详实的数据用作学术支撑，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如在人口、疾病与经济社会的关联分析层面，作者指出鼠疫和黑死病引发了人类大量死亡，但同时也减轻了社会压力以及土地、资源负担。在更大的人类生存空间层面，作者利用高分辨时间序列解释气候变化，用气候的遥相关来解释欧洲和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大致同步性：宋代的繁荣与欧洲的商业**；极端自然事件的交替发生，导致了朝代更替和制度变迁，以及后续的人口和经济衰退等。
鉴于气候因素的不可控性及其在大转型时期起到的影响，作者提出：为什么在面对自然危害时，有些社会无比脆弱，而另一些社会却更具韧性？全球气候重组时期所面临的自然灾害和生存危机，促使研究者和读者思考如何建立抵抗冲击和压力的更具韧性的社会系统。尽管作者强调了历史的内在偶然性，但本书所提供的数据支撑和全球视野下的社会—生态分析，无疑给人们带来研究路径和视野的多重可能性。（杨玉静）
来源：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