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蛙眼舆情分析师 杨绪彬
一、事件概述
4月9日，网传信息显示，北京邮电大学（以下简称北邮）的15名研究生联名举报其导师郑某，指控其存在师德师风问题。
举报内容指出，郑某未能正确履行研究生导师职责，对学生学业疏于指导，要求学生从事与学习、科研无关的事宜，并且未按学校相关规定给学生发放助研津贴。
举报材料中提到，郑某差遣学生帮其代取快递、代买早点、代抢华为（即使是上课时间）、开车接送朋友家人、陪其孩子进行体育训练、帮忙搬家打扫卫生等。此外，举报内容还涉及“人格侮辱与毕业威胁”“安排科研外的私人事项”“截留学生劳务费”等问题。举报材料中还附上了11名学生的《门诊病历》，显示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4月10日晚，在事发仅仅一天过后，北京邮电大学便就学生联名举报导师事件发布调查通报。
通报称，经查实，郑某未能正确履行研究生导师职责，对学生学业疏于指导；未能做到关心爱护学生，要求学生从事与学习、科研无关事宜；未按学校相关规定给学生发放助研津贴。学校决定取消郑某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教学工作，给予降低岗位等级行政处分，岗位等级由副教授七级降为讲师十级；后续将按程序进行党纪处分。
针对举报学生，通报中也提到后续学校将尊重学生意愿，为郑某指导的所有学生调换导师，加强对学生的关心关爱，做好学生的心理疏导，全力保障学生在校的正常学习科研生活。
图片来源：北京邮电大学官方微博
二、 舆情数据
齐鲁蛙眼舆情大数据平台监测显示，自2024年04月08日至2024年04月15日，共监测到“北邮15名学生联名举报导师”事件相关舆情33705条。其中微博声量最大，为20427条，其次是网媒，为5361条。该事件负面舆情占比为34.09%，正面舆情占比为0.69%。
事件首发文章于2024年04月09日20:04发布在抖音，题名为《北邮研究生实名举报郑凤老师。继华中农业大学实名举报事件之后的新浪潮 #华中农业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研究生 #实名举报》。全网声量最高峰出现在2024年04月11日，共产生15473篇相关信息。后续报道主要来源于新浪微博、今日头条－微头条、懂车帝、微信、抖音等几大站点。
舆情走势图（图自齐鲁蛙眼舆情大数据平台）
话题脉络图（图自齐鲁蛙眼舆情大数据平台）
经过梳理，此事件共上热搜16次，具体如下：
（数据来源：齐鲁蛙眼舆情大数据平台）
从舆情分布情况看，各类媒体报道总数量为33705，微博是主要传播平台，共20427条（占比60.61%），其次是网媒5361条（占比15.91%）、短视频2947条（占比8.74%）、条（占比8.63%）、微信1246条（占比3.7%）、论坛493条（占比1.46%）等。
（数据来源：齐鲁蛙眼舆情大数据平台）
本次事件得到多级、多家媒体的广泛报道，其中央视、中新社等32家中央级媒体（占比13.56%）参与报道，上海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河南日报等省级媒体112家（占比47.46%），郑州日报、济南日报等地方媒体60家（占比25.42%）。综合来看，上海报业集团、南方日报、河南日报位于全部媒体报道数量排名的前三位。
（数据来源：齐鲁蛙眼舆情大数据平台）
三、舆论反应
（一）媒体观点
事件发生后，多家媒体陆续推出事件的相关评论，从师德和研究生导师权力与监管平衡的角度展开讨论。
央视网《研究生不该是导师的“黑工”》
对于部分导师的“越界”行为，除了少数学生鼓起勇气反抗，更多学生是“敢怒不敢言”“咬牙熬到毕业”。这背后的无奈，根源还是在于导师与学生极不对等的权力结构。
传统社会，曾经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说法，弟子要“遵师命，守师训”。如今，时代变了，现代社会，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更平等、轻松、愉快的师生关系。
只有尊重学生、关爱学生、把学生当作平等、独立的个体，老师才能收获学生的尊敬和信赖。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不该成了压榨学生的“黑心老板”。
环球人物《高校导师的师德，不能只靠学生举报约束》
既然导师的师风师德问题屡屡成为舆情焦点，那么，今后如何规范导师的师德师风，不能只靠学生举报和校方响应，而要探索长效机制。
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导师的学术水准无疑是条硬杠杆，容易衡量，也一目了然；而道德人品这条红线，却不太容易量化，如果没有适当的接触和了解，很难判断师德师风是否越过了红线。 正因如此，怎样才能把导师的师德师风置于有效的监管之下？人们迫切期待高校拿出方案和行动来。毕竟，谁也不想碰到一个坏导师，谁也不想看到还有下一个郑某。
《北邮导师被举报：是权力太大，还是监督失效？》
郑某肆无忌惮的行为背后，有一个权力逻辑，就是基于其与学生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就是其在关涉到学业评价的各种考试、考核，甚至能否按时毕业等事项上所拥有的重大话语权甚至决定权，以及这种权力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
将导师权力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是防止导师权力滥用的更有效的制度设计。从权力的属性上说，导师的权力与其他的权力并无二致，对其监督的逻辑也是一样的，只不过由于其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对其监督也应该更有力度。监督的方向，是保证导师的权力被用在预先设计和约定的领域，同时对违规的行为及时纠偏，尤其对其中的公权私用行为。这一方面要有专门机构进行常态化监督，同时要畅通学生的举报与反馈渠道，为了避免可能的利益勾连，监督机构应该引入一定比例的校外力量。这里面可能要把握监督与学术自由的平衡问题，让学术的归学术，让规范的归规范。监督的目的不是为了捆住导师的手脚，而是为了让其放开手脚，只是要放在教学和科研上，而不是在公权私用方面“动手脚”。
（二）网民反应
相关舆情开始发酵后，网民也对于事件本身和涉及的导师表示了震惊与批评，随后，网民讨论的重点开始转向事件所具有的普遍性上，有的网民指出事件的根源在于导师的权力与相应的监管不够匹配。
@多头月季： 救命 真的假的 如果是真的 这样的人怎么配做老师？
@王衬衣的AD钙： 建议查查那些父母是高校老师，自己有各种“科研荣誉”的
@光转身不说： 高校这样的导师一抓一大把
@柏香花园_: 恕我直言，像克扣劳务费，工作时间长，让未入学的学生干活，带饭接送孩子，帮答题，这些在现在国内环境下，都是非常普遍正常的事情。
@要全力以赴么： 实话实说，这种被导师pua的只是万千沙粒中的一粒，还有大把的研究生在忍受。
@violetbabyvox: 缺乏有序的监督管理制度，给予的权利太大。
在北邮发布情况通报，快速处置涉事导师后，网民纷纷对北邮的速度和力度表示赞赏，一定程度上为北邮带来了积极正面的网络舆论。
@hr_0129: 北邮这波响应可以说是相当迅速了，一改刻板印象中高校行政懒散的风格。希望15名可怜的学生和学校越来越好吧
@泼啊泼啊泼_: 处理及时，正视学生需求，希望邮邮越来越好！
@早午晚都安呢： 当初没有精选评论我就知道，我邮一定在正面解决这个问题
@向外看走出去： 北邮很务实 ！
四、舆情观察
（一）吸取相关案例经验，北邮快速且公开的舆情处置过程获得舆论点赞
研究生举报导师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今年1月份，华中农大的研究生举报导师学术不端的事件便引爆过舆论场。华中农大的举报事件与北邮的举报事件颇为相似，因此，前者相对完整的舆情处置周期和舆论场反应便可以为北邮的舆情处置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纵观此次舆情事件，作为校方的北邮无疑是吸取了类似事件舆情处置的经验，应对舆情的表现可谓亮眼。
首先，北邮在事件开始发酵时，便第一时间进行了初步回应，在事发仅仅一天后，便完成了对于事件的调查和对于涉事导师郑某的处罚决定，并及时对外公布。相比于华中农大近20天的调查和处置过程，这样快速的处理大大出乎网民的意料，其对于涉事教师的处置也符合大众的心理预期，果决的处置态度和对于学生权益的关心得到了舆论的好评。
在舆情处置过程中，北邮一直保持着快速处置和公开透明的过程，并没有有意阻止舆情进一步扩散，而是一直将工作的重心放置在满足公众的信息诉求方面，也侧面证明了出现涉己舆情时，追求“舆情洁癖”，对舆情信息“围追堵截”并不是最佳的处置方案，而以解决公众关心问题为最终目的、有的放矢回应公众关心的诉求，才能真正在舆情处置过程中赢得公众的好感。
（二）当舆论场举报成为常态，更应该关注线上问题的线下提前解决
对于涉事学生来说，通过社交媒体等公开平台进行举报，无疑会获得舆论的广泛关注，在舆论倒逼相关方面进行调查处置后，一定程度上也能满足自身诉求。因此，在经历华中农大和北邮两次学生举报的成功案例后，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将会有类似的舆情出现。
但是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公开举报也是有一定的风险。当公开举报成为常态，公众难免会对举报事件产生疲劳，除非有更加刺激性的内容，否则公开举报的内容愈到后期便愈难以引发舆论的关注。同时，翔实的举报材料也会记载诸多的事件细节，伴随公众对举报事件感到疲劳，具备刺激性的细节的事件往往才能登上热搜，从而产生严肃事件娱乐化的趋势。
同时，若一味只能将线上公开举报当作事件处置的唯一方式，往往会带来舆情事件得不到解决、涉事校方名誉受损、涉事学生在学校难以立足等诸多问题。无论对于学生还是校方，公开举报往往都是不得已为之，推动反映问题的最终解决都是最佳的处置方案。因此，设置合理的举报渠道，推动将线上问题提前线下解决才是关键。
具体来说，作为起到监管和制约作用的校方，一是建立有效的校内举报机制，使处在不规范师生关系中的学生有内部渠道可以反馈，从而不至于将公开举报作为唯一解决办法。二是需要建立合理的信息公开制度和定时报告制度，在受理举报信息后，及时公开处置的过程与进展，对于当事方的诉求要及时回应，及时发布处置通报，并在后期做好事件跟踪。同时，在校内公开渠道定时定期发布相关的工作成果，公布典型案例，既能让在校师生绷紧价值底线，也可以让反馈渠道和校方的工作成果更受认可。同时，也要做好对于当事学生隐私和权益的保护。
（三）导师权力成为舆论焦点，相对自由的培养制度更需清晰的底线及标准制约
在本次事件中，导师的师德师风与导师所拥有的权力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一些网民也反映“被导师克扣劳务费”“安排做与学术无关的事”等身边存在的问题。早在2020年，教育部就曾印发《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强调导师要精心尽力投入指导、严格遵守学术规范、不得安排研究生做无关事务、不得将研究生当作廉价劳动力等等。但直到如今依然存在此类现象，原因在于，在实际场景中导师与学生之间存在极不对等的权力结构。
客观上，导师掌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从申请助学金、论文开题到毕业，大事小事经常需要导师的首肯签字。导师不仅在学生重大事项上拥有重大话语权甚至决定权，并且在运用这种权力时，也有着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缺少常态化的监督和评价体系的背景下，导师单向拥有着制约学生的绝对权力，而在标准尺度内正确维持与学生的关系只能依靠导师的自律与道德水平。
在这种背景下，选择在公众面前站出举报的学生，往往是自身权益空间被挤压到了极点，更多权益受侵犯的研究生不愿意赌上自身的学术前途，只能选择“咬咬牙撑过去”。
因此，长期来看，需要建立在导师与学生之间划定清晰的权益边界，以规范的制度进行约束。
例如建立师德师风培训机制，提升导师的责任感和边界意识，并通过校内科普、社交媒体互动等，提升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鼓励学生通过校内公开渠道进行反馈；建立导师权力及师风师德制约与监管机制，探索建立明确的导师行为规范，将师风师德及导师评价纳入日常考核规划，对助研津贴发放、评奖评优等程序实施全程监管，定期开展“回头看”行动，及时约谈边界意识淡薄的导师，从制度和行为方面督促导师严格自律；建立严格的事后追责机制，探索建立涉事导师惩处的标准流程，既能做到舆情出现后快速处置，也能在导师心中绷紧约束自身行为的“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