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总是热的!
红军的战斗历程，是一部雄伟壮丽的历史画卷。然而， 在这幅画卷里，也同时展示着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
在一次外事活动中，有位外宾曾经问我：“阁下对那时的红军，受到内外两种打击，而没有溃散，将作何解释?”
我说：“你知道‘军心’和‘爱国心’这种凝聚力吗?你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血，总是热的’这种观念吗?”
是的，当几万名以农民为主要成份聚集起来的热血青 年， 一夜之间成为士兵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军事常识，大概就是“军令如山”这句古话。
而当“军令如山”的纪律性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理 想”联系起来的时候，与中国的国家命运和前途联系起来的 时候，便产生了巨大的召唤力，这就是军心，这就是爱国心，这就是使人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
然而，那时的党和军队，都处在初创时期， 一切都是幼 稚的、单纯的。由于“四·一二”事件中蒋介石举起屠刀，中 国共产党一夜之间被推入血海，使幼年时期的党处于更为 险恶的环境，加上党缺乏经验，以及少数领导人缺乏马列主义，就导致了一系列“左”倾错误。
我记得那是一九三〇年年底， 一个下着冷雨的深夜，我 们九师司令部的同志们都静静地躺在又凉又硬的门板上， 没有人翻身，没有人打呼噜，甚至连一声长长的叹气都没 有。但我们都没有睡着。因为，我们司令部的参谋长赵昆光同志，刚刚被拉出去……。罪名是 AB团。
在此之前是师部副官长， 一个文质彬彬的学生官，不愿 做地主少爷而跑出来当红军的四川青年。说他 是 AB 团，让他供出谁是同伙，他没有挺住那些刑具，嗫嚅 着说与赵昆光同志一起买过花生“打牙祭”。这个被称为“花生会”的“反动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赵昆光同志是云南人，所以他与那个四川藉的副官长没有“同乡会”的嫌疑。但他做了“花生会”的第二位祭刀者。 赵参谋长在战场上是一员勇将，在司令部又是出色的“军 师”。他能在浏览一遍之后，把军委那些长长的命令向部属 一字不差地复诵出来。他在阵地上口述战斗命令，真有“多 一字则太长，少一字则太短”的技巧。他书法极好，签在文件上的“赵”字带着“八大山人”的狂劲。徐彦刚师长很欣赏他。
我对他甚至有些崇拜。我当参谋后经手的第一份战斗文书， 就是他手把手教我写成的。那次是徐师长给的任务，并嘱咐 我不会可以去请教参谋长。赵昆光同志热情地拿出纸、笔， 一边口述； 一边指导，把格式、要领， 一点一滴地讲解清楚， 甚至连复写四份这样的细节都交代清楚(因为有三个团，师 里留一份底稿)。之后，我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各种参谋业 务。就是这样一位平易近人，能文能武的优秀指挥员，壮志未酬，却饮恨九泉。
本来，在尖 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敌人总要想方设法，派出一些奸细、 特务，钻到革命队伍里来，搞内部破坏活动；而革命队伍本 身也不可能纯而又纯，总难免有少数投机分子混杂其中， 一 旦气候有变或形势紧张，这些人就可能干出不利于革命的 事。
因此，我们在对敌斗争的同时，对革命队伍进行整顿，这 是必要的。但是，整顿中必须重实据，实事求是，不能轻信口供，更不能以流言蜚语和挟嫌诬告者的谎言作为根据。
后来，这种极左思想的恶劣影响，却一直在党内和红军中存在 着。
例如，打仗的时候，必须直着身子不断地向前冲，不许弯 腰，不许掩蔽，不许停顿，不许利用地形地物来躲避迎面射 来的子弹和呼啸而下的炮弹。谁要躲避子弹，就算怕死、不 革命。
记得当时每个连、营或团等单位，都有一名“掌旗兵” 负责打红旗。掌旗兵全是百里挑一的英俊小伙，但是这种人死得最多。因为无论是他们掌着红旗在队伍最前面冲锋的 时候，或是护着红旗站在高处的时候，都不许弯腰，更不许 蹲下，这样，他们就成了敌人的活靶子。所以，仅从这一点 看，“左”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使我们无数的好战士作出了无谓的牺牲，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这种“左”的思维方式还表现在军事指挥上，且不说王 明、李德等搞的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和首先夺取“中心城 市”等战略性的错误，就是在具体的战斗中，当时红军的战 术词汇里，也只有“前进”“胜利”,不允许讲“退却”“失利”。 那些“左”倾机会主义者们连什么是宏观的战斗口号、什么是实际的战斗要求都分不清。他们向几千里外战场上的红军发出一封封的“长电”,一厢情愿地部署兵力，规定着“赤化”这里，“赤化”那里的时间。
当共产国际代表、军事顾问李德到达苏区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甚至连哪条战壕里放几个兵，迫击炮应当架在哪条等高线上，都做了硬性规定。
藤田整编后，我曾到一军团一师三团任过一段时间参谋长。当时正是一军团奉命实行“左”倾冒险主义战略方针， 辗转于敌人堡垒与重兵之间死拼硬打的时期。
三团奉命在棠阴附近突破敌人封锁线，北上袭击敌人。我们先打了云盖山守敌，打得十分艰苦。战斗中接到命令，让我们冲到大雄 关东南某地去占领制高点，策应主力突围，并临时受二师指 挥。
在经过一个三岔路口时，我发现这地方实际上是个葫芦 形的隘口，如果两边的高地被占领，这个隘口就会成为一个 进不来、出不去的“卡子”。我带着尖兵走到这里后，赶紧停 下，派通信员请团长黄永胜、政委邓华上来一下，建议派一 个营守住这个口子。
黄永胜不同意，只是一个劲地下令：往 前冲!我说，冲得上去便罢，倘若冲击失利，需要退回来怎么 办?
黄永胜说：“参谋长你想干什么?红军哪有‘退回来’的 道理?我们就是要前进。”前进，前进!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那时的战斗动员令里到处都充满了这种口号。最后我只好 行使参谋长的三次建议权，他才同意留一个连守口子。
结 果，主力前进之后，进攻受挫，死打硬拚，陷入重围。原来，和 我们交手的敌人，明里是一个营暗里还埋伏着三个营。这样，在兵力上我们处于劣势。打了一阵，看看有被围歼的危险，只好撤退。但是，退路上那个我曾建议控制的口子，因我 们留下的兵力过少，被敌人抢去了大部分阵地。敌人用机枪 一堵，差点使我们这个团全军覆没。幸好留守的这个连英勇善战，经过拚命阻击，才接应部分人脱险。
事后，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立即把我们三人找去， 一 向慢言细语的陈光师长大发雷霆，指着我们的鼻子质问： “打了大败仗!你们怎么搞的?”
在问明情况后，陈光师长说： “耿飚同志的建议是对的。”三天之后，我被调到四团去任团长。
红四团是在原叶挺独立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力团， 在北伐中素有铁军之称。八一起义后， 一直由朱德同志兼任 团长。在朱德同志不再兼任团长后，由肖桃明同志代理团 长，但是尚未下正式命令，他便牺牲了。
牺牲的原因说来痛 心。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时无论战斗员还是指挥员，在战场 上一律不得弯腰，否则便算“怕死”。四团居高临下与敌人作 战，肖桃明同志观察敌情时，正是因为使用了那种“不怕死”的姿势，很明显地暴露了目标，所以被敌人击中。
如果说，“左”倾机会主义对内部的危害使我们牺牲了 许多好同志；那么,在对待外部友军或可以争取的朋友的 关系上，也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恶果。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下 旬，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发动了震撼蒋家王朝的“福建 事变”。这本来是建立联合战线的极好时机，可是我们却采取了任其自然发展的姿态，以至错过了机会，使蒋介石从容地把十九路军消灭了。
就在蒋鼎文率领第三、第九两个师从南丰向闽西开进，准备去攻打十九路军时，我们一军团就在敌人进军的侧面山上休整。敌人在我们的枪口下毫无戒备地扬长而过。
我 们本来已把部队布置好了，想打它个措手不及。可是上面传 下命令：不准打!我们再三报告，说再不打就没有机会了。但是上面就是不让打，说什么十九路军是“第三势力，比蒋介石还坏”“是迷惑人的狐狸精”。
我在阵地上听到上面来的人 说：“‘大军阀’打‘小军阀’啦!让他们狗咬狗去吧!”这种“左”倾机会主义，实在是革命的一大祸害。
本来，南方各省的军阀对蒋介石都是怀有戒心的，如果 我们对“福建事变”处理得当，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一带的 军阀们，都有可能与我军联系，共同建立一条反蒋统一战 线。但我们在“福建事变”中的作法，使他们失望，我们自己 则丢了威信，导致各地军阀纷纷向蒋介石靠拢。在以后的长征路上这些军阀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对我军围追堵截，使我们吃尽了苦头。
在接二连三的反“围剿”战斗中，环境的艰苦是令人难 以置信的。但红军的指挥员和战士，大都是十几、二十几岁 的年轻人，充满革命的朝气。所以，尽管受到敌人的“围剿”和内部“左”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我们的生活还是十分充实。
我们驻在小布的时候，苏区实行优待红军的政策，那大概是我军历史上最早的优抚政策。当时，地方苏维埃把红军人员分为“本省红军”和“客籍红军”。本省红军指江西籍 的红军，他们的家中都按规定分得一份土地，由苏维埃代 耕。
像我们这些由外省来的红军，即客籍红军，便发给一定数量的大洋， 一般是十块钱，以贴补家用。我是湖南人，享受客籍红军待遇，但由于家乡还是白区，无法把钱捎回去。而 且，部队天天忙于行军打仗，环境艰苦，这些钱我都用于照 顾了伤、病员和接济贫苦老乡了。
记得小时候父亲告诉我， 人缺了盐便没有力气，我唯一的花销是经常买点盐巴，用一 个小瓶装好带在身上。那时常常发生“青菜和水煮”的情况， 这种时候能有点盐巴，就算是很好的享受了。
一九三三年我 们打完草台岗战斗，中央红军实行整编，我拿出一块钱买了 两只老母鸡，煮熟后请黄姓政委一起来吃。当时什么佐料也没有，只有我的半瓶盐巴，可吃起来比吃宴席还有滋味。多少年后，我们还记得那顿只有盐巴的“白斩鸡”。
藤田改编时，我们一、三、五军团凑在一起。平时虽然互 相慕名，但没有机会见面。那次各路指战员会师，气氛相当 热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陈赓同志，大家都愿和他在一起。陈赓同志无论在我方还是国民党那边，都很有名气。
那次我们在会后举行会餐，陈赓同志和我同桌。他见上来一盆 肉，就迅速地把肉全分到我们碗里，然后把盆子藏起来，咋唬说：“喂，大师傅!我们这一桌还没有肉哪!”伙房里果然又 送来一盆，这时他便似乎没注意地把“谜底”(藏起来的盆子)露了出来，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他那次还讲了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八一”起义时，他腿部负伤、撤到厦门，由于怕敌 人认出他是伤兵，便躲在一个厕所里，让警卫员卢冬生去叫 一桌西餐来吃，结果西餐没吃成，反被店家臭骂一通。他讲这些艰难的经历时，总是带上一层喜剧色彩，充满了以苦为乐的革命乐观主义。
当时，我们最“红火”的文化生活是开联欢会。军、师、团都有宣传队，任务是做行军打仗的宣传鼓动工作。他们人数不多，但十分活跃。每有各部队之间的联欢，他们便成了主 角。
尤其是师以上的宣传队，编制上有女同志，三、五个到十 来个不等，她们的节目最受欢迎。每次联欢都有领导上台， 有时是清一色的指挥员登台演出。
我记得有一次， 一方面军 的黄镇同志还是彭加仑同志，编了一个话剧，有点像现在的 活报剧。大意是：蒋介石开会派兵，布置大军围剿红军，结果 仗打败了，蒋介石气急败坏，把自己的头打破了。
扮演蒋介 石需要一个瘦高个，不知谁推荐我担任，李克农同志便来动 员我上台。我说行，但剃光头我不干，他说不剃光头不象啊，我说让罗局长(即罗瑞卿)去，他的外号是“罗长子”嘛。后来罗瑞卿同志不知怎么把林彪动员上台了。
我那时拿手好戏是与胡迪同志一起演双簧。他在幕后， 我在台前。胡迪同志是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台长，可算是我 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开山鼻祖了。我们的节目通常是表现 红军战士作战的。他在幕后发出各种战斗时的声音，我在台上表演临战中的单兵动作，我们配合默契，演得十分逼真。
但有时也出“洋相”。比如，我在台上向敌人“射击”,他在台 后看到我扣“板机”却有意不发出“叭”的射击声，我只好回 头看他一眼，他作手势让我捅捅“枪管”,我刚把“枪”倒过 来，他却突然“叭”地让“枪”响了，于是我“自己打死了自己”,引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有“传统节目”的还有肖劲光同志，他的著名表演是“高 加索舞”,因为他刚从苏联留学回来，这种舞有点“踢踏舞” 的韵味，表演多了，大家都学会“劈劈叭叭”地给他拍巴掌伴 奏。
为了演这个节目，肖劲光同志还专门准备了一双长筒皮 靴。这个舞别人是跳不来的。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刚刚由 宁都起义过来的时候，实在没有节目，便让部下一个团长代 劳，表演北方拳术，后来又增加一个大刀对打。我从武术角 度看，打得确实不错。这种官兵同乐的文化活动，我们一直保持到长征、陕北和解放战争时期。
最令我们高兴的是每次打完胜仗，大家讲战斗中的见 闻。其中有许多故事后来都写在书中。解放后，有一次过 “六一”,少年儿童约我讲个红军故事，我就讲了一次打“红 枪会”的经历。
那是一九三二年六月，我们从漳州回师江西， 在途中打“土围子”。有的“土围子”带有迷信色彩和帮会性 质，反动派利用它们来骚扰红军。“红枪会”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支清一色使用梭镖的帮会武装，每支梭镖上都有一 簇红缨，所以叫“红枪会”。
当时我是红九师参谋长，听通信员报告说有一个连被“红枪会”围住了。我赶到现场一看，红枪会的人正在那里祭坛哩。他们点上几堆火， 一个个都赤了 膊，先杀一只鸡开戒，饮过鸡血酒，就把鸡毛拔下来，每人在头上帕子里插上几根。所有人的脸上都用五颜六色的油彩涂成鬼怪脸谱。然后，他们的“法师”便踏罡布斗，“叭呢叫”地念一通咒，他们的人似乎便“刀枪不入”了。祭坛完毕，每二十人一排，间隔十来米再上一排，列成横队向我们杀来。
连队把我叫来的意图是请示一下怎么办。因为“红枪 会”里大部分是受骗的穷人，打了于心不忍，但是他们受反 动派利用，不打则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杀我们。
我马上召集各 班长开会，讲明：
第一，立即组织喊话，让他们明白穷人不打 穷人，“刀枪不入”是鬼话；
第二，组织神枪手拣首恶的歼灭， 一是打破“刀枪不入”的迷信，二是惩办反动骨干；
第三，万不得已时，将第一排、第二排击伤，同时大造声势，吓跑了事。
我们的喊话没起多少作用，因为“红枪会”的“神兵”们 嘴里不停“喝”“嚼”地发着威，根本听不见我们喊什么,只是 瞪着大眼，端着红缨枪往上冲。
我们十几个神枪手便打出第 一排子弹，神兵里中弹的有的扔掉红缨枪，捂着伤口喊娘， 有的扭头就跑，其余的原地站住，不知怎么办才好。
我们再 向第二排神兵打一排枪，彻底打破了“刀枪不入”的神话。神 兵乱了营，我们便吹起冲锋号， 一个冲锋，把“红枪会”赶得 远远的。按照红军的俘虏政策，我们把受伤的“神兵”包扎治疗，送到他们的家里，让他们自己去做宣传，这些“土围子”就这样被瓦解了。像“红枪会”这种靠欺骗胁迫群众打红军的事，毕竟是极少数。
在我们经过的地方，红军与人民鱼水情深，亲如一 家。部队每有任务，百姓箪食壶浆，夏天无论妇孺，人手一 扇，在路边为红军扇凉，冬天支起大锅，为红军送上热茶，到处都有送郎当红军的动人场面。
在漳州时， 一位贫苦的老阿妈，牵着她年轻媳妇的手， 一定要我们收下当红军。原来，她的儿子当了红军，在战斗中牺牲了，老人家便让媳妇从军，完成儿子未竟的事业。后来，这个女同志编到红三团去了。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的人民群众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
在红军长征前夕，我带领四团驻在江西于都，团部设在一户普通农民的家里。 一连几天，我发现房东一家总是躲在 窗后，反复地打量我。开始我并没在意，后来，这家房东开始 向站岗的哨兵询问我的姓名、年龄、家在哪里。由于我是团长，哨兵不能贸然透露，于是，房东直接找我询问了。
原来，这户人家的儿子，五年前当红军走了， 一直没有 音信。这位同志是新婚才三天参军的，他的父母亲、妻子，不 知怎么认为我就是那位同志。于是发生了一场“认亲”的事件。
那天刘亚楼政委到我们团部来，检查我们的出发准备。 房东老伯、老妈妈、大嫂进屋后，杨成武同志出面接待。我断断续续听见说，他们是从兴国搬来。
过了一会儿，杨成武同志进来，才告诉我他们是来认儿子、丈夫的。他们说的年龄、 相貌都与我相似，但是姓氏、籍贯不对。刘亚楼同志便让我 与他们直接见面，我那浓重的湖南口音立即使他们明白了真相，这才结束了“认亲”事件。
不久前，我在青年女作家何晓鲁同志写的一篇文章里 看到，江西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奉献二十五万优秀儿女的巨 大牺牲——还不包括那些无名可查以及全家杀尽无人向政 府报数的烈士。后来我不知道这家房东是否寻到了他们的亲人。但是，苏区人民为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将使我们永远追怀。
正是这些可歌可泣的战友和人民，使我们认定了革命的道路，并坚决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