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5月5日，沈阳体育学院安副部长走进办公室，顺手扭开了收音机，收听国内早间新闻。
刚坐下，他瞥见书桌上有一封陌生来信，笔迹很眼熟，连忙拆开来看，却是儿子安卫健写来的诀别信。
“爸爸妈妈：我和朋友去远方做生意了，你们不必挂念我，……以后也不用找我了……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
安副部长粗略看了一下，顿时心急如焚，关了收音机，马上起身出门，急匆匆跑去学院保卫处找人。
听说安副部长介绍的情况，粟处长大吃一惊，马上派人去通知所有保卫人员紧急集合。
他自己则拿着一串钥匙，跑去检查保险柜里存放的东西，打开后一看，心脏顿时拔凉拔凉的，原来里面4支手枪和30发子弹都不翼而飞了！
这该怎么办？！粟处长拍拍脑袋，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起身去了学院的操场上。
保卫处通过清点人数，发现少了两个人，除了安卫健之外，姜洪军也没有来操场集合，失踪不见了。
两人都是出了名的“刺头”，平日里经常狼狈为奸聚在一起，此前曾经多次因盗窃、斗殴、耍流氓等恶劣行为被警方拘留。
如果说，手枪和子弹是他们“监守自盗”的话，后果着实令人担忧。
粟处长不敢大意，随即马上向沈阳公安局报案，同时亲自带人前往沈阳火车站去拦追堵截。
沈阳警方派人赶来现场勘察后，结合保卫处提供的各种情况，立刻开会商议，最后决定向各大车站以及交通要道的安保部门发放通缉令。
警方考虑到两名疑犯有可能坐飞机逃跑，还派出了一队警员赶去沈阳东塔机场堵截。
可惜，一切都太迟了，他们赶过去还是晚了一步，飞往上海的中国民航296号三叉戟飞机已经飞走了。
据机场人员介绍，这次航班共有96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除了3名日本旅客以外，其他都是中国籍。
沈阳警方通过查询乘客名单，发现两名疑犯就在296号飞机上，不由大惊失色，连忙吩咐东塔机场赶紧联系机组人员，提醒他们注意安全。
此时，飞机已到达渤海湾上空，机长王仪轩正驾驶着飞机，聚精会神看着各种仪表，不敢有任何疏忽。
驾驶舱里除了他，还有副驾驶和长林，领航员王永昌、报务员王治富以及两名机务员。而3名女性乘务员则是在外面客舱里工作。
事实上，飞机上不仅上来了安卫健和姜洪军，还有他们的4名同伙。
卓长仁，辽宁省机电设备公司统配产品科计划员，因为贪污受贿、乱搞男女关系被人举报，当前处于停职调查阶段，警方正在取证。
或许是知道自己迟早会进去，卓长仁因而撺掇两名小弟王彦大和吴云飞一起逃亡。
最后一个则是卓长仁的姘头高东萍，自从与卓长仁勾搭上，就完全成为了爱情的奴隶，对卓长仁那是死心塌地，唯命是从。
高东萍原本只是某机械厂普通女工，相貌平平，但为了讨得卓长仁的欢心，谎称自己是沈阳军区副参谋长的女儿，并胆大妄为地制造了假证件。
安卫健和姜洪军偷来的手枪和30发子弹，就是高东萍冒充高干子弟，将它们藏在化妆盒里，走免检通道侥幸带上飞机的。
飞机到了渤海湾上空，卓长仁认为时机成熟了，率领众人站起身，拔出枪，开始劫机了。
卓长仁率先发难，朝着驾驶舱方向“砰砰”连开两枪，大声恐吓所有乘客：“谁也不许动！双手抱头！否则立即就送他去见阎王！”
按照预先计划，安卫健、王彦大、吴云飞、高东萍负责看守飞机客舱，而卓长仁要带着姜洪军去攻占和控制飞机的驾驶舱。
所有乘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系列变故，吓得目瞪口呆，完全不知所措，只能乖乖听从他们的指挥，双手抱着头坐在座位上，不敢动弹。
卓长仁对着驾驶舱连开三枪，试图打坏门锁冲进去，结果收效甚微，不由恼羞成怒，吩咐姜洪军用脚去踹门，再跟着开枪打锁，如此拼命折腾了七、八分钟，才终于把门踹开了。
领航员王永昌、报务员王治富站在里面，冲出来试图抓住卓长仁胳膊，把他手里的枪抢下来。
谁料，卓长仁眼疾手快，后退两步，不由分说朝着他们连开两枪，顿时将他们打成重伤……
卓长仁进入驾驶舱，挥舞着手枪厉声命令另外两个吓傻了的机务员赶快滚出去。
随即，他转头吩咐姜洪军去破坏飞机与地面的通讯系统，自己却迅速的跑到了机长王仪轩的座位旁边。
王仪轩与副驾驶员和长林早已得知一切，却因为正驾驶飞机前行，无法分心，只能任由卓长仁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
卓长仁看了看仪表，突然腾出手猛推驾驶杆，同时嘴里大声叫道：“148度！148度！去汉城！”
王仪轩心里暗自吃惊，这人到底是谁呀？他怎么会这么内行？因为此时飞机转去148度正好是汉城方向。
原来，卓长仁是辽宁省航校毕业的，以前不仅学习过相关飞行知识，还有亲自驾驶飞机的实习经验，只是后来因为犯错误没有被航校重点培养，毕业后才被分配到了机电设备厂。
王仪轩按捺不住好奇心，偷偷瞄了几下身边的卓长仁，问道：“你是谁呀？干什么的？你们为什么要劫机呢？”
卓长仁回答：“你别管！你现在必须听我的，否则咱们同归于尽！”
王仪轩无可奈何，只能听从他的指挥向汉城方向飞去，因为心理紧张的缘故，身上开始不停的冒汗，不一会儿衣服都湿透了。
根据飞行紧急处理办法，飞机已经被不法分子完全控制的特殊情况下，王仪轩要么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要么暂时先忍气吞声，想办法与敌人周旋，尽可能保存所有乘客的安全。
王仪轩决定采取第二种方案，并偷偷的把航向调至向北飞15度的位置，与148度的位置特别相似，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
卓长仁刚开始没察觉，飞了半天后终于发现了问题，立即举起枪把，恶狠狠的敲了几下王仪轩的头，说道：“别想使诈！飞机到不了汉城，我就先枪毙了你！”
王仪轩只能调整航向，按照他的指示继续驾驶飞机前行。
飞机进入平壤上空，王仪轩趁着卓长仁去了客舱，身边只有不懂飞行的姜洪军，赶紧降低飞行高度，准备就近找机场降落。
不料，卓长仁回到驾驶舱，很快发现不对劲，随即举枪威胁道：“你活得不耐烦了！赶快把飞机拉起来，继续往南飞，快点！快点……”
王仪轩没有办法，只好照他的命令操作，心里期盼进入南朝鲜后，我国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
飞机刚越过三八线，韩国的两架战斗机立即就围了上来，并不停的发出警告，勒令立刻降落。
王仪轩和卓长仁都明白，如果不听警告继续飞行的话，可能会随时面临被韩国战斗机击落的危险，于是开始就近寻找机场降落。
飞机高度不断降低，眼前出现一条长长的沥青跑道，王仪轩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经过一番激烈的折腾，终于将飞机稳稳的停住了。
这个有些简陋的机场，正是韩国汉城附近的春川机场。
飞机刚停下，美韩军队的十几辆卡车得到命令，呼啸着赶了过来，立即将296号飞机团团围住了。
卓长仁连忙打开机舱门，拿着枪走了出去，大声喊道：“我要见台湾驻韩国大使，叫他马上过来和我谈判，否则会继续扣押飞机上所有乘客，直到我满意为止。”
经过近8个小时的谈判，卓长仁与同伙们反复商量后，才决定向韩国当局缴械投降。
飞机上所有乘客终于不再煎熬，顺利下了飞机，随即全部人被韩国方面安排坐车，转去了汉城。
我国外交部接到通知，立刻派出人员前往韩国谈判，要求韩国释放所有乘客，并希望将卓长仁等六名罪犯引渡回国。
此时，中韩两国并未建交，这让国民党看到了挽回“国际影响力”的政治宣传机会，他们获知劫机事件后，决定营救所有“义士”。
蒋经国责成相关部门，集合精通南朝鲜和国际法的律师们，组合成一个近20人的谈判代表团，专门赶赴南朝鲜“捞人”。
此举不过是政治作秀，貌似是出于“正义”，实质是国民党的政治炒作而已。
韩国却有些左右为难，毕竟此时“大哥”美国与中国已经建交，不敢轻易得罪。但也不想从此与台湾当局撇清关系，毕竟双方还有诸多经济贸易往来，因而一旦处理不好会非常麻烦。
经过三天的激烈谈判，韩国最终想出了折衷的办法，所有乘客都能返回中国。但是卓长仁等六名罪犯必须交由韩国处理，因为他们是在韩国境内从事犯罪活动。
1983年5月10日，沈阳飞往上海的296号航班经过5天的惊险旅程，才正式抵达虹桥机场。
半年后，韩国高等法院以航天器运输安全罪，分别判处卓长仁林6年有期徒刑，判处姜洪军、王彦大5年有期徒刑，判处安卫健、吴云飞、高东萍4年有期徒刑。
不过，台方律师代表团并未就此罢休，此后依然不断提起法律诉讼，弄得韩国人不胜其烦，最后同意了他们的要求。
1984年8月13日，韩国宣布对卓长仁等六人“停止服刑”，并马上“驱逐出境”，将他们全部假释出狱，送往台湾。
国民党当局大喜，立即召开了隆重的记者发布会，称赞他们是“投奔自由的义士”，此后“前途不可限量”。
蒋经国更是亲自接见了他们，并与六名“义士”合影留念，随后对他们分别奖励了一千两黄金以及一处住宅，相当于折合台币大约256万元。
此后，卓长仁等六人就成了国民党政治宣传的“工具人”，不停奔波在台岛各地发表演讲，经常出现在各大电视台、电台节目，痛诉过往历史，成了所谓的“名人”。
说来可笑，卓长仁并无学术专长，却被安排进入“大陆问题研究中心”当研究员，享受高薪待遇，后来还被送陆军学校去深造。
不过，随着蒋经国去世，卓长仁的“好运气”也似乎走到了尽头，不断遭到内部人士排挤，最终愤而辞职，宣布下海做生意。
1989年，卓长仁与伙伴们花费重金，一起搞地下投资公司，想在期货市场上大捞特捞，赚他个盆满钵满。
不料，恰逢台当局整顿混乱的金融市场。结果，卓长仁首当其冲，不仅没赚到钱，最后连本金都搭了进去。
此时，两岸关系缓和，恢复正常交流，记者前往辽宁采访，发现卓长仁早已有妻儿，与高东萍其实是一对野鸳鸯，立即报道了此事，迅速引发了轩然大波。
台湾民众这才知道，原来心目中尊敬的“义士”，其实都是大陆贪赃枉法的逃犯！乱搞男女关系的流氓犯！顿时三观尽毁！
卓长仁哪还有心思去辩解，经济上的困境就让他焦头烂额，心里又打起了坏主意。
1991年8月16日，卓长仁伙同姜洪军一起诱骗王俊杰到自家住处，准备实施绑架勒索。
王俊杰来到后，马上识破两人不怀好意，自然不肯就范，于是拼命挣扎，企图逃跑。
卓长仁害怕事情败露，情急之下，操起棍子对着他的后脑勺狠狠一击，当场将他打晕！
谁知道由于用力过猛，造成王俊杰颅内出血，不久后竟然彻底停止了呼吸。
两人气得半死，只能趁着夜深人静，慌里慌张把王俊杰的尸体丢弃在一处建筑工地。
卓长仁还不死心，继续打电话给台北国泰医院副院长王欲明，威胁他立即筹集5,000万台币赎回儿子王俊杰。
王欲明根本不理睬，直接就打电话报案，请警方马上调查。
8月20日，由于天气炎热，王俊杰的尸体发臭，工人们很快发现了他埋藏的位置，立即报案。
卓长仁、姜洪军先后被警方抓捕归案，这原本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却让人啼笑皆非。
警方碍于两人的“义士”身份，并未对他们用刑，加上两人百般抵赖，声称给王欲明打电话是“开玩笑”而已，拒不承认罪责。
但是，随着目击证人出来指认两人，并在卓长仁的住处搜到王俊杰的相关证物，两人已经没有了任何退路。
卓长仁眼看罪名坐实，立即放出风声，控诉警方“滥用私刑”、“暴力逼供”等罪名，最终引起了广大社会公民的舆论支持。
警方无奈，只能带他们去医院体检，借此平息民众怨气，结果显示他们并未有身体损伤。
卓长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让姘头高东萍在外面去求助国民党大佬们，协助自己脱罪。
此后，高东萍频繁穿梭于大佬们的府邸和办公场所求助。顽固派大佬们碍于面子问题，不得不出面跟警方“打招呼”，最后案件审理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博弈”。
如此一来，卓长仁绑架杀人案一拖再拖，先后换了十几位法官仍然难以裁决，最后成为了一桩悬案。
2000年，民进党参与“总统”竞选期间，提出“人权治国”、“废除死刑”等口号，舆论行情看涨，大有超越国民党竞选的势头。
卓长仁认为机不可失，转而支持该党，大肆将自己案件变成“司法不公”，“滥用刑法”，并不断爆出国民党的各种黑幕。
国民党大佬们气得七窍生烟，却也只能自食其果。
不过，卓长仁的“小聪明”也把自己推上了最后的绝路。
2001年8月，被害人王俊杰的家属们的长期坚持，以及“拒绝妥协”，终于有了正义的结果。
台北监察院宣布退回案卷，并声称没有发现“黑幕”，核准卓长仁、姜洪军两人立即执行死刑。
8月10日，卓长仁、姜洪军被带出看守所，押往刑场枪决。
期间，卓长仁一直高喊着各种口号：“我是清白的”、“我冤枉”、“中华民国万岁”……他还在幻想哪位大佬突然给出“特赦令”，希望自己能够逃出生天，然而一切都已徒劳无功了。
8月12日，高东萍领出两人的遗体，然后送到殡仪馆，并协助处理相关后事。
从此，国民党的口碑和声誉一落千丈，再难以赢得台岛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也算是咎由自取。
2014年8月13日，高东萍没有去领救济金，她在贫困交加的困境中猝然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