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懵懂
编辑丨安澜
石门集中营，它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华北地区最大规模的战俘劳工集中营，位于今天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石家庄作为华北重镇，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在日军攻陷北京后，为了更便捷的集中日军兵力和外出执行扫任务，日军开始对中国平民施行高压强化的军事统治。同时，他们在石家庄的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分别修筑了兵营，其中就包括在石家庄修建的这座“石门集中营”。
在这个被关押在其中的人们视作“人间炼狱”的昏暗之地，每天都在日复一日的同无数不知姓名的灵魂告别，这些惨死的冤魂里有英勇不屈的抗日志士，也有和日军无冤无仇的平民百姓。他们或因为违抗了日军的命令，“犯了错误”；有些是被伪军不分青红皂白地就直接抓到了这里。
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在石门集中营暗无天日的地牢里被冻死、饿死、渴死或者是被日军拷打致死的人竟多达2万余人，数量之庞大让人忍不住在愤恨于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时，也深深地为那些无辜同胞的结局扼腕叹息。
这座“活人乱葬岗”到底有过怎样的阴暗过往？也许接下来的幸存者们会给我们一个最真实的答案。
“人间炼狱”石门集中营地牢
“我在这里呆的4、5个月，大体算了一下，死了四五百人。（人）死了之后，一个席子捆起来，两哥草绳把他捆起来……两人抬，一杠子一穿，一次最少死5、6个人。抬到外面去，埋起来。抬走的时候，有两个日本人押着。”
回忆起那段在石门集中营里惨不忍睹的岁月，已经年近耄耋之年的 原八路军干部袁苏忱 至今还是后怕不已。1942年，袁苏忱因为情报工作出现失误不幸被日军逮捕。后来他被日军转送到石门集中营里关押，时隔几个月后又被派到日本长野去当劳工。1945年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袁苏忱也从日本返回了祖国。为了让后人知晓这段曾令自己痛苦不堪的经历，并引以为戒，年事已高的袁苏忱决定撰写回忆录，这一写就是十多万字。他希望，通过这本回忆录可以让国人永远牢记日军当年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恶。
从袁苏忱短短的一段回忆中，我们不难想象在石门集中营里的情景—— 随处可见的污秽物、弥漫的恶臭味、此起彼伏的无力呻吟，以及蜷缩在一起、面色蜡黄的无数张面孔。
石门集中营中被关押的战俘
这里每天都会有人死去，但每天又都会有全新的面孔出现在地牢里。春去冬来，夏热秋凉，死亡似乎成了这片黑暗之地的常态，关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无法预料到自己还能再挣扎多长时间。
“我一看呢，一米多深，满屋子都是白色的，像牛鞅一样弯弯的，中间呢，还有一条缝……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第二天，我碰到一个国民党中条山（战役）的战俘，他比我来得早。我问他，那个白的是干什么的？他说，这是敌人在过去不组织劳工的时候，就要把人致残……给他胳膊整残，打上麻药，打上石膏。几个月之后，这个石膏割一个缝，把它拿下来，这关节变成死的，再也不能打仗了，不能用枪了……我一共看了两遍，我毛骨悚然，头发茬都直起来了。就觉得，太残忍了，活活的把好人变成残疾人!”
原八路军战士武心田 说到这里也是脊背发凉，在他看来，这群丧心病狂的日本人为了阻止地牢里的囚犯反叛，不惜硬生生的把一个原本四肢健全的正常人“改造”成一个抱残终生的废人。这样的场景即使已过去多年再次被提及，武心田仍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根据当年曾在集中营里工作过的一位日军上村喜赖的回忆，在集中营，每天像毒打、酷刑这样的惩戒还算是“最常见的家常便饭”。 有时候，日军甚至会直接放出凶狠的狼狗出来撕咬战俘。 饱受牢狱之苦的战俘们哪还有体力再去躲闪迎面扑来的深渊巨口，只能眼睁睁地等待着被狼狗们撕咬成碎片，最后化作它们的“腹中餐”。
田润生： “一天四五十个人哪，死的这些人原先都在冬季，冬季的时候，（天）也冷，（饭）也吃不上，连冻带饿带病（就死了）。”
“北平特别苏生队”，这是当时侵华日军对被关押战俘们的别称。在石门集中营的初期， 这里最初关押的战俘其中大部分都是坚决抗日的中国第29军被俘官兵。 后来随着日军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日渐增多的战俘也不再局限于反抗日军的战士，一些无辜百姓也被关到了这里。根据后来相关专家的核实， 在1938到1945这七年时间里，在这个集中营关押过的战俘竟高达5万多人。
自此，华北地区最大的集中营诞生，石门集中营也真正成了一座“人间炼狱”。
姜化民 是河北广宗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河北广宗县抗日区区长，1943年底，姜化民因为叛徒出卖被日军俘虏入狱，20多天后又被转送到在石家庄设立的集中营。
“我是1944年1月被俘的，被俘之后，（敌人）把我们七人押往石家庄劳工教习所。在劳工教习所，进第一道栅门，（日本人）把我们身上衣服全脱光，赤身裸体地到一个冷冰冰的屋子里面，跳到冷水缸里洗澡……冻得浑身发抖。最后喷药，身上都起泡。那一天是（1943年）腊月二十九，正是我的生日。那一个生日，（我）永远不会忘记。”
尽管已经过去了多年，老人回想起当时自己被捕的情形依然是记忆犹新。
这些被抓来的战俘首先要通过非常详细的审查，然后会被分配到各个小分队中从事不同的劳动。因为环境简陋，甚至没有最普通的草席，常常是七八个人紧挨在一起。平时战俘们的吃喝拉撒睡几乎都在这个地牢里解决，导致空气常年发潮闭塞。而且如若换在夏冬两季则情况就更让人难以忍受了。夏天闷热的气温驱使下，密不透风的地牢里到处都弥漫着令人作呕的排泄物味道和伤口腐臭的气息。到了冬天，寒冷的气温则直接把整个地牢变成一个冰窖。
至于吃喝，原本日本人打算直接将关押的战俘们直接饿死，但是后来战俘们发动了一场暴动，被闹得没办法的日军最后只好勉为其难的“同意”为战俘们提供餐食。别以为日军是真的好心想要改善战俘们的生活条件， 除了只有几粒米的“稀饭”，也不过就是发霉的馒头和少得可怜的咸菜。 可是在这样糟糕到极点的环境下，战俘们就是一口饭吃下去，胃里也会被空气里令人窒息的恶臭味熏得翻江倒海，难以下咽。到了后来，一些年老体衰、重病缠身的人索性就选择绝食，以求速死。与其这样没日没夜地在这座地牢里苟延残喘，还不如直接绝食饿死。
战俘们会被安排在不同的房间，日军规定他们只能在自己的房间和指定范围活动，如果有谁违反了规定，那么他就会被日军士兵逮住施以一顿毒打。平时的时候，所有战俘都会在战场服劳役。通常，战俘们都会被安置在粮场、兵营这样的地方从事体力繁重的劳动。当然，毫无人性的日军可不会就这么老老实实地站在一边守着劳作的战俘们“当监工”。即使是按部就班地听从日军的命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战俘们还是会遭到日军的酷刑“问候”。这些战俘的生命在日军的刺刀前似乎比蝼蚁还要微不足道，他们杀掉战俘好像从来都不需要理由。
武心田：“1940年底，（我）被敌人押到石家庄集中营，在那儿待了将近三个月。石家庄集中营是一个苦难的场所，我们的同志在那里，天天（死）七八个人，我们的难友是一丝不挂、没有衣服……往乱石岗子扔，天天这样。因为是12月，冬天又冷，尸体都很白，惨白惨白的。”
这在今天听起来仍让人汗毛倒竖的恐怖场景，在数十年石门集中营里却是那些战俘们每天都会经历的“日常”。
如果说刚刚讲述的石门集中营的地牢是“人间炼狱”， 那么下面的“第三病栋”对于战俘们来说简直就是“活人坟墓”。
无人生还的“第三病栋”
被关在石门集中营的每一个人都深谙一个道理， 那就是如果有人被送到了第三病栋就注定是死路一条 。这些被抬出去送往第三病栋的人，多为罹患重病、只剩一口气吊着的病人，在地牢长期的饥饿和自身病痛的双重折磨下，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命不保夕的“活骷髅”了。他们干瘪蜡黄的脸上毫无生气，没有人会给他们治病，他们能做的只能是躺在病床上，睁着一双双混沌发黄的眼睛等待着死神的宣判。
痢疾、伤口化脓造成的炎症、恶心腹泻……疾病残忍地掠走一个又一个无辜之人的生命，每天在这里都会有几百个人的生命宣告终结。而那些尚有气息的人们也无法安生，他们终日饱受着巨大的痛苦，仿佛这一切都在证明那个事实——
求生已然无望，除了死亡，他们别无选择。
把一个健康、强壮的人变成一具死气沉沉的尸体需要多长时间？在石门集中营里就可以直接告诉你答案， 短短三四个星期的时间，就算是体格再强大的人，在历经饥饿、毒打、繁重的劳役等轮番的非人折磨后也会被彻底变成一个疾病缠身的废人 。
对此，当年从石门集中营里侥幸活下来的幸存者之一的 王道仁 深有体会，数十年前那个昏暗无光的“第三病栋”里，他也曾是其中的一员。
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变成了脸色蜡黄的骨头架子，最后含着不甘的泪水在自己的身边咽气，是什么感受？
王道仁回想起那个活活被日军折磨而死的年轻小伙，依然是心痛到忍不住几度落泪。
让我们把时间再倒回到那个昏沉的“第三病栋”。
某天，王道仁像往常一样倚靠在掉皮的墙上和相识的难友说着话，忽然门外传来阵阵脚步声，他立刻警觉的坐直向门外望去。只见有两个俘虏抬着一个担架走了进来，他心下很快就明白，这是又有新的病人从地牢里被送出来了。担架上躺着的是一个叫王友三的年轻小伙，但此时王道仁却有些替这个新来的难友有些担心。因为整个房间里的二十多张病床上已经挤满了人，有的衣不蔽体，有的还穿着一层薄薄的衣服，就这么歪七扭八的堆躺在满是血腥味的病床上。地上就更不必说，不顾今满是久积的灰尘和病人们的排泄物，四下望去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
思考了半天，王道仁决定把自己身边的病床上那个病人挪了挪位置，这才勉强给王友三腾出了一小块空地。
看着身旁这位身材高大，却瘦到皮包骨的年轻人，王道仁决定先和这位刚来的小兄弟打个招呼，抵消一下他内心初来乍到的恐慌感。
被送到这么见不得光的地方，换谁心里也不好受。本来就已经在地牢里受尽了日军的奴役和虐待，结果生了病又被那群日寇像个包袱一样说丢到一边就丢到一边，这哪能让人受得住？
“小伙子，你先好好养着，等你好了咱们就住一起啊！”
这个叫做王友三的年轻人转过头来没有言语，但眼角溢出的眼泪已经证明了他有听进去面前这位老人的劝慰。
王道仁当然清楚说这样的话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他不想看着这个年轻的生命就这么在绝望的氛围里渐渐死去，他想让这个孩子早点好起来，至少不要在这里和其他人一样就地等死。
第二天早上，日本人大摇大摆的来到“第三病栋”巡查，和以往一样环视房间四周，他们来到这里不为别的，就是来看有没有人“差不多”了。
领头的一个日本兵拿着长长的棍子先是戳了几下正在休息的王友三，由于棍子戳中的正是王友三尚未愈合的伤口，伤口处产生的撕裂般的剧痛让王友三下意识的坐了起来。
许是因为被戳到了伤口感到不满，王友三怒视着面前的日本军，张口就是一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下可彻底惹恼了日本人。
日本人径直朝着王友三的头一顿猛击，棍棒击打带来的巨大冲力让王友三的头直接倒向床板，霎时间头部鲜血如泉涌出。
劳作归来的王道仁和之前一样照例来到“第三病栋”看王友三，却惊讶的发现他已经陷入了昏迷，王道仁又赶忙摸了摸王友三的手，也是冰冰凉凉的。王道仁赶紧找来水源，小心翼翼的送到王友三布满血泡的唇边，过了许久，王友三才迷迷糊糊的有了意识。他认出了这个正在喂自己喝水的人是王道仁，却只能无力的张张嘴，紧紧地抓着王道仁的手，眼角悄然滴落几颗混沌的眼泪。
王道仁看着眼前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王友三喉咙一阵哽咽，一时绝望的心绪在他的心中漫延。此刻的他什么也做不了，除了毫无用处的安慰他别无他法。
在简短的安慰后，王道仁双眼含泪地转头走出了第三病栋。 谁知此次的见面之后，王道仁却再也没能见到王友三。
心系王友三病情的王道仁风风火火的赶到第三病栋时，昨天还躺在这里的王友三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全新的面容。他心下猛地一沉，仿佛已经预料到了什么。
只是一朝一夕的须臾，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戛然而止了。
可是，他明明只有20岁啊！20岁，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美好的年纪！ 可王友三还没来得及感受这份一生仅此一次的美好，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集中营里的“拉尸人”
“那天我们三个人去拉（尸体），我头一个，被他（一个活着的人）拉住，他拽住我胳膊。我想这是个活的，你拉还是不拉？拉吧！屋里还有一个腐烂的尸体，臭得不行……我把发臭的尸体搁在（那个活人）上面，尸体就拉出来了，拉出来后就把他给送出去了。”
曾经在石门集中营当过拉尸人的 赵菊 老人 这样回忆道，那时他在集中营干的差事是负责拉运战俘尸体的拉尸人。每天，从集中营里都能拉出来几百具尸体。灰暗无光的停尸房内，无数的老鼠穿行在堆积成山的尸体上。它们常年以尸体为食，见了人来也一点也不畏惧，照样啃噬着那些白花花的尸体。 有的尸体被老鼠啃得没了脚趾，有些则是被啃噬得面目全非，远远望去惨不忍睹。 当然，除了停尸房的尸体，第三病栋里的那些活人它们也不放过。这些被疾病折腾得奄奄一息的病人就这么成了那些老鼠们的“盘中大餐”，甚至还会有些人被老鼠直接咬死。
那么，集中营每天都有这么多的尸体，那群日本人难道也要让中国人去搬运尸体吗？日本人虽然杀起人来从不眨眼，但却很讨厌处理尸体。那这种脏活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战俘的身上。
每天一起来，当初晨的太阳还没有完全照到大地的时候，赵菊就会和其他几个人一起推着平板车到集中营里搬运尸体。 一开始日本人还有模有样的给这些战俘配了棺材，谁知到了后来日本人想了想又觉得麻烦，索性直接让赵菊这几个拉尸人拿平板车搬运尸体。 这样既节省成本，还能处理掉那些尸体。
这些已经没了气息的尸体大都是瘦得只剩皮包骨，所以赵菊他们一次就能拿平板车拉30来具尸体，然后他们会把这些尸体统一送往位于集中营南部的“万人坑”填埋。后来随着尸体数量的不断增多，有些尸体的手脚就会被暴露出来，也就成了野狗们夜晚的“夜宵”了。
六十多载光阴转瞬而逝，今天，中华民族再次挺起了她巍峨不屈的东方脊梁，向世界证明着中国已不再是过去那个软弱无能的“东亚病夫”。悲惨灰暗的屈辱历史已经离我们远去，逝去的同胞终于得以安息。但是，正因曾有过不堪回首的过去，我们才更要懂得和平的来之不易。
198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塞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忘记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
如今，曾经的石门集中营已经变成了平安公园。不知那些在公园里悠然散步的夫妇、游乐设施旁嬉戏玩闹的孩童、湖畔闲谈的老人， 是否曾料想到，就在几十年前，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曾有过一段名为“石门集中营”的灰暗岁月？当今天的人们再次看到那座屹立在公园里的纪念碑，是否会为那些枉死的同胞们愤懑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