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实力派陈再见力作《骨盐》，虚构中的真实触感

《骨盐》是80后实力派小说家陈再见的长篇新作。作品拥有刑侦小说的外壳，以四个视角互补和递进的方式叙述了一个侦破故事。这样的创作让他体验到虚构的魅力，在试图让故事与现实拉开距离的同时，又通过日常与细节赋予它真实的质感……在接受记者的访谈中，陈再见坦言，自己是习惯在现实生活中找寻素材的写作者，有些小说甚至可以直接照搬生活。但小说不是新闻，甚至都不是原原本本的生活，它更多来自作者的虚构和想象。

人物介绍 陈再见，1982年生于广东陆丰，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深圳；在《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发表作品一百多万字，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选载；出版长篇小说《六歌》《出花园记》《骨盐》，小说集《你不知道路往哪边拐》《青面鱼》等六部；曾获《小说选刊》年度新人奖、广东省短篇小说奖、深圳青年文学奖等。

记者（以下称“记”）：《骨盐》带有明显的侦探意味，据了解这是来自您看到的一个新闻事件，在您看来，它背后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是什么呢？在创作前以及过程中，您是否有意识地去研究刑侦方面的专业知识？

陈再见（以下称“陈”）：很多年前，我无意中看到一则新闻报道，说是在一个渔村的沙坝上挖出一具多年的骨殖。作为一宗明显发生在多年前的命案，因后来也搜寻不到侦破结果，这便像是漫漫岁月长河中的一段“惊悚”却也平凡无奇的“截取”。如果“截取”的是一段风景，大概不会引起我的关注，偏偏是一具皑皑的白骨，深藏内心的良知也好，或是职业性的驱使，往后几年，我注定要在那具白骨上“做文章”……至于文学价值方面，作为芸芸俗世赠予的写作素材，如若还能牵扯出世事纷杂背后的人性和罪赎，自然就值得每一个写作者去挖掘和书写。社会意义则紧随其后，把一个多少有些悲伤的故事虚构出来，并赋予一具被遗忘的沉默的尸骨以“生命”，如还有读者从中获取共情和感悟，作为小说，它的使命基本便已达成。

为了《骨盐》的写作，我作了一番必要的准备工作，素材的收集和整合，也包括刑侦方面的专业知识。当然，《骨盐》并非一部纯粹意义上的刑侦小说，刑侦只是手段，而非目的。我要写的，终究是人，就像我喜欢的韩国导演奉俊昊的电影，那部经典之作《杀人回忆》，以及《母亲》，最终留给观众的不是残忍的凶杀现场和曲折的侦破过程（甚至凶手都不一定能绳之以法），而是一个个真实的、活脱脱的人物形象。

记：虽然同样把故事的叙事背景放在您老家陆丰，请问在创作手法和叙事方面，与以往的作品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处？

陈：任何一个写作者都不希望重复自己，事实上又很难做到，只能说，我会让每一部作品都有属于自己的“个性”，跟以往的作品相比，尽量做到不同多于相似。首先，《骨盐》可以说是一部完全虚构的作品，除了某些特定的场景和“道具”，以及某个特定的人物有原型，如唐世伟，其他的几乎全是虚构出来的，整个故事和与之相关的人物，都是我有意编织的网络。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具有挑战性的创作，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我是习惯在现实生活中找寻素材的写作者，有些小说甚至可以说直接照搬生活。《骨盐》让我体验到虚构的魅力，我试图让整个故事与现实拉开距离，又通过日常与细节赋予它真实的质感，使之既有情理之中的理性，又有现实之上的传奇性。小说不是新闻，甚至都不是原原本本的生活，它更多来自作者的虚构和想象。其次，在结构上，我也有匠心的编排，不想平铺直叙讲故事，而是通过四个不同的视角，相互解释和递进的方式，以榫卯之法，构建出一个完整的“闭合”效果，尤其是最后一章，我刻意用靠前人称，以唐宁国的自白收尾，既能把整个故事推至悲剧色彩浓郁的高潮，又如同“舞台剧”，三个与之相关的人物讲完，幕后主人才在舞台中央的探照灯下亮相——“好吧，你们讲完了，那我来说说吧。”至此，小说的意旨和情绪终于被推到一个“高度”或者说“绝境”之上——这正是我心中想要的样子。最后，作为一次有意识的小说创作，它区别于以往的情感书写，更多的是理性的安排，比如小说中三次“误杀”，最终导致一次蓄意的谋杀（灭口）；比如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诸如盐埕、码头、矿场、大桥等场景，均有所寓意；比如字里行间有意把“瓯船人”“曝盐工”“渔民”“妈祖”等极具岭南滨海特色的意象镶嵌进小说的叙述当中。

记：你曾说过，“骨盐”是作为一种精神需要，可以详细谈谈吗？

陈：最开始，我定的书名其实不叫《骨盐》。“骨盐”两个字是在写完靠前章后突然跳出来的。我写到唐叶修和马可君从盐埕里挖出一具无名白骨，而白骨在盐地里掩埋多年，按常理，它的质地应该是区别于埋在土里的，我当时就想起一个词——骨盐。接着上网一查，还真有这种说法，是个医学名称，百度上解释骨盐可以增强骨骼的硬度和韧性，决定骨骼的形状……这刚好和我小说里隐秘要表达的东西有相通之处。如果说我们的身体需要骨盐，那么我们的精神其实更需要类似骨盐的东西。很明显，小说中的唐宁国和马可君，他们的精神世界里就有足够份量的“骨盐”，而正是他们的执着和孤勇，才让这个故事最终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形状”。

再者，我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话作为题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籽粒来。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一句话，是佐西马长老对阿廖沙说的，接下来佐西马长老还跟阿廖沙回忆起他的一位早逝的兄长……多年前就离世的兄长在佐西马长老心里其实就是一粒死了的麦子，正是它的“死”，才滋生了无限的果实和生命。我之所以引用这句话，也是想把“骨盐”视作一粒“死去”的麦子，它们的力量恰恰都来自于悲壮的“死亡”，死亡让他们重获新生，正如唐宁国最后决定用自己的死来唤醒另一个长眠在盐埕之下的死一样，目的都是为了重生，以肉身之死唤醒精神的复活。

■记者手记

陈再见：有义务记录乡土社会中的人和事

陈再见曾被评论家李德南誉为“乡土中国的讲述者”“城市生活的观察者”“先锋小说的传播者”。对于这三个标签，陈再见是基本认同的，尤其是前两个。写作十多年来，他的主要表述对象还是“乡土”，从最早的湖村写作，到现在的县城书写，其实都是在一个大的乡土范畴里。陈再见认为，“乡土”是在流变之中，并非固守不变，而作为写作者，自然有义务把在激流中的人物和事件记录下来，并赋予它们文学层面的存在价值。

至于“城市生活的观察者”，他觉得比较贴切。2004年来到深圳，至今近二十年，有着不尽如人意之处。文学上，陈再见坦言直面深圳的作品也不算多，至少对他个人而言，比重不大，更多还是以一种旁观的姿态存在。但希望以后会有所突破，并对自己寄予厚望。谈及“先锋小说的传播者”，陈再见笑言受之有愧。虽写作之始是受余华、苏童等先锋派作家的影响，行进的过程中却又有所“偏离”。这与其对“先锋”的理解的改变有关，它无关乎任何“主义”，只是一个写作者看待事物的方法和探究本质的精神。

陈再见认为在小说创作中，现实和虚构是紧密关联并互补的存在。从开始的合体，到他试图将其剥离，但需要剥离的也仅是貌似肉眼可见的实体，那些隐秘的、形而上的关联，始终存在，且越发重要。他的虚构永远源自于现实，以前可能是直接截取，现在更多要经过抉择、咀嚼、消化和再造的过程。他把现实与虚构的关系比作泥土和瓷器，瓷器肯定是泥土烧造的，但每一个欣赏瓷器的人都不会愚蠢地认为瓷器就是泥土，他们只会认为那是一件艺术品——“我希望我虚构出来的东西也能得到这样的评价。”

目前，陈再见正在收集材料和构思，为接下来的创作做准备。但是主要的叙事背景不再是老家，而是深圳。

宝安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秋妮（受访者供图）

编辑 汪文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