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舒 云
1966年9月13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的群众大会上，周*来明确宣布，上海市委是**的。但没过半个月，江青一伙就在北京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密谋搞垮上海市委。于是，聂元梓等人窜到上海，公开喊出“打倒上海市委”的口号。11月6日，上海国棉十七厂的造反派王洪文等人集会，策划集中目标攻击上海市委，并且议定成立“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即“工总司”。
“工总司”一成立，就宣布“我们要夺权”。12月18日，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党支部书记徐景贤受张春桥指使，召开大会，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煽动上海市委机关内部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夺取上海市委的领导权。一时间，这个“联络站”成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的办事机构。
12月25日，毛**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说，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了。
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张春桥对“工总司”的头头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中夺过来，希望**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
《文汇报》的权首先被夺。1月5日，《解放日报》也被夺了权。《文汇报》发表上海“工总司”等11个大的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抓**，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1月6日，在张、姚指使下，王洪文等人以上海“工总司”为首的32个造反派组织为名，召开10万人的“打倒市委”大会。*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人被揪斗，并拉出全市几百名局以上干部陪斗。事先经张、姚审定，大会发出三项通令：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陈丕显交代所谓的“反**罪行”；要求*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造反”大会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都瘫痪了，上海的党政领导大权就这样被篡夺了。
1月8日，在张、姚指挥下，成立了“上海市抓**、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作为全市生产的实际指挥机构。张春桥称之为“经济苏维埃”。随后，又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保卫委员会”，取代公安司法机构。张、姚还企图用上海市“**造反联络站”取代中共上海市委。这样，全市的领导权力实际上已经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手里。
同日，毛**在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的夺权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可以转载、广播。他们内部造反，过几天，可以写一个综合报道。毛**谈到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两家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为在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号召。经毛**同意，《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和《解放军报》负责人胡痴当场根据毛**的谈话写成《人民日报》1月9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编者按。
编者按指出：上海《文汇报》1月5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的抓**，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随着上海市**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这件大事必将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运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全体**职工因这个“极其重要的编者按”的发表，向“最最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发出“致敬电”。“工总司”等32个造反组织发表《紧急通告》。《文汇报》、《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根据毛**1月8日谈话而写的综合报道《上海**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
1月10日，毛**对《紧急通告》和《上海**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作出批示，认为“此两件很好”，要中央文革小组替中央、*务*和*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造反派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
1月11日，中央文革起草了以*央、*务*、*委名义发给上海“造反团体”的贺电，支持上海造反派夺权。把中央文革和*央、*务*、*委并列，这是靠前次。贺电说，你们提出的方针和采取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你们一系列的**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之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1月16日，毛**批准上海市的夺权，《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派联合起来》，《人民日报》同日转载。文章经毛**审定，并传达了毛**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中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文章高度赞扬了上海的夺权，这是“文化大**”中靠前次号召全国全面夺权。
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王洪文等人的夺权虽然得到上层的支持，但其他造反组织非常不满意“工总司”独掌大权。一个月中，其他组织也发动了4次夺权，但都被张、姚搞垮。1月28日，上海市红卫兵**委员会发动“炮打张春桥”的活动。可他们哪里知道，红卫兵已经不是前一段“文革”初期的红卫兵了。那时红卫兵是不可多得的“宝贝”，现在红卫兵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该工人阶级“大显身手”了。他们更不知道张、姚的粗根子在北京。毛**大力支持上海的夺权行动，把它看作贯彻“文化大**”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特急电”，公开支持张、姚，上海红卫兵组织受到打击。
这些“不听话”的组织被打垮后，2月5日，被张春桥吹嘘为可以与“巴黎公社”相比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任副主任。
得到毛**肯定的“一月风暴”，标志着“文革”进入全面夺权的阶段。黑龙江虽是全国第五个夺权的省，但它动作快，1967年1月31日，靠前个成立黑龙江“**委员会”。随后，**委员会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机构的名称。上海夺权虽然抢了头功，但成立新的权力机构却落到了后面。张、姚别出心裁，想为新政权取个响亮的名字，原想取名“新上海公社”，后来决定叫“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叫“人民公社”呢？因为毛**在1958年讲过“人民公社好”。几个月前，毛**还讲过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
张、姚没想到，毛**另有考虑。“上海人民公社”给毛**的致敬电和《文汇报》的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没有广播，《人民日报》也没刊登。张、姚正在疑惑，2月12日，被召进进京。毛**对他们说，如果各省、市、自治区都学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务*叫什么呢？国号改不改呢？如果改称“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得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就要发生外国重新承认的问题。因此考虑，各地夺权后的新机构还是叫“**委员会”。可是“上海人民公社”的大招牌已经打出来了，谁来“擦屁股”呢？毛**给了张、姚一个台阶，说至于上海的改名问题，叫他们回去同群众商量。
2月16日，叶剑英在怀仁堂碰头会上，批评上海不经*局讨论决定擅自改名。2月19日，*央正式发出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城市的政权组织形式，除对上海另有指示外，一般不要采用“人民公社”的名称。
2月24日，独树一帜的“上海人民公社”开会，灰溜溜地决定，改名为“上海市**委员会”。“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仅仅存在20天。当然，换汤不换药，还是张春桥为主任，加上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人掌握着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他们上台靠前件事，还是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宣言，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的狼子野心。宣言杀气腾腾地说：我们的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因为夺权造成严重的混乱，毛**不得不动用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
夺权一直持续到1968年9月7日，除台*省外，“全国山河一片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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