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和冰箱，谁更费电？智能手机完美展现了人与物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在从前，支撑人类社会的联系并没有这般复杂。人与物的关系左右着社会演化的方向，而我们人与物的距离，决定了我们将往何处去。
问题是，人类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人类演化有方向吗？ 如果有，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困扰着无数考古学家、人类学家、社会理论家、哲学家和演化生物学家的问题。
这个看似终结、无解的问题，吸引着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而且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与探讨从19世纪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 值得庆幸的是，公众越来越普遍地认可进化论，可以说，他们选择科学地、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与任何精深的理论一样，公众总是对它充满了误解，这又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比如对“”一词的译法来说，就有进化和演化两种，虽然它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意义上的区别，但是也有一些声音更加支持后者。这种偏向的理由就是“生物演化的发展没有方向”。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文化、社会都会转变或演进，但整体上并无方向。支持这一看法的理由之一是，如果演化有方向，那么有人就会认为某些社会或文化较之其他社会或文化更高级。 这种观念在很长时间内遭受质疑，以至于人们在解释文化变化时拒绝演化论而采用传播论。
不过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是，亟须重新思考社会文化演进的种种设想，包括“没有方向”的设想。考古证据表明，在整体演化过程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愈发依赖物，人的越来越与物纠缠在一起，制造出越来越多的东西，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因此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然而由于人类太依赖数量如此庞大的物，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也不堪重负。许多全球性的问题因此产生，例如或许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人类为什么正朝着这个方向去？
对于这样专业的问题，必须要有专业的学者给出专业的解答。换句话说，专业的事情要专业的人来做。
英国考古学家伊恩·霍德主动承担了解答这一问题的“任务”，他着成《Where Are We ？The of and 》（《纠缠小史 人与物的关系》）一书，为人类演化的宏大叙事构建了一种考古学的新视角，靠前次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文化变迁中的方向性。
本书的译者陈国鹏，牛津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中美地区考古与考古学理论。陈国鹏之所以将该书翻译成《纠缠小史》，是给“Heading”给出的定义，该词有朝某一方向行进的含义。纠缠，意思是绕在一起，问题纠缠不清；而“Evolution”一词是进化、演化的意思。
在作者伊恩·霍德看来，我们料理万物，万物也料理我们，我们与万物的关系是相互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纠缠不清，所以这个中文译名是贴切而准确的。
伊恩·霍德，后过程考古学代表人物、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考古学理论、恰塔霍裕克遗址发掘、欧洲史前史、物质文化、社会与文化的长时段变迁。
伊恩·霍德着作等身， 有《考古学空间分析》《考古学过程导论》《阅读过去：考古学阐释的当代取向》《纠缠：人一物关系的考古学》等一系列学术着作。因为在专业领域的杰出贡献，伊恩·霍德获得了包括戈登·柴尔德奖、奥斯卡·蒙特留斯勋章、赫胥黎纪念勋章等在内的诸多奖项。
伊恩·霍德《纠缠小史》以确凿的证据为依托，用人与物之间切切实实的交互关系，来解释这种长期变化。 而他的观点可以算演化论式的。
因为在两个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史上，科学界主要有两种演化理论。19世纪的社会演化论者认为，社会朝着更先进的城市化、工业化方向发展。这种说法在20世纪中叶重现，不过换了种表达： 社会朝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
这种演化的观点不仅是有方向的，同时也是目的论的，因为它假定社会的发展有某个终点或目标。可问题在于，这种结果同样也是导致变化产生的原因： 人类变得越来越复杂是因为他们想变得复杂；人类社会变得愈发复杂是因为复杂系统的本质就是逐渐复杂化。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大解释力。
另一种演化理论受到达尔文的启发，并在近几十年来成为解释长期社会文化演变的主要理论。这种演化理论有时会与复杂化理论结合起来，认为自然会选择更复杂的社会系统，因为它们可以更好地适应环境。
达尔文式的方法往往回避演化方向的转变，而变化则会通过变异、自然选择、传播发生。没有理由认为社会应当朝着一个总体方向发展，社会只需适应多变的环境即可。
社会演化理论的问题在于它是目的论的；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论则没有解释演化总体方向的变迁，而这种变迁已得到考古学证据的支持 。
伊恩·霍德摒弃了以上两种认知，他选择第三条路径作为切入这一问题的立足点：既可以解释演化方向的转变，又能避免19世纪目的论的危险。伊恩·霍德把这种路径称作“演化论式的”。
虽然这个说法与生物演化太过接近，虽然该书将生物演化纳入了纠缠理论之中，但伊恩·霍德并无意于将纠缠理论还原成生物演化或这种演化的比喻，他在书中也很少使用这一名称。
很多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不喜欢“演化”一词被用在自己的领域中，一方面因为这个词暗示着向更高层次的社会进化，另一方面也因为一些演化论的观点本质上是某种教条式的还原论。 作者一再申述，他在书中使用“演化”一词的主要原因是想强调这个词在拉丁语词源中有“展开”的含义。
拉丁语词源中“展现”的意味可以用来展示发展演变所依赖的复杂情境。在本书中，伊恩·霍德试图重新定义演化，将其描述为有方向的但同时又是复杂的、视情景而定的过程。
伊恩·霍德试图在生物演化与社会演化之间寻得一条关注“物”的第三种路径，这种路径延承当代认知演化、物质性和考古方面的研究。 伊恩·霍德认为人的存在完全依赖人造物，自人类制造出靠前件工具起，人类就不断通过改造物来解决问题。
这种对物的依赖塑造了我们的“人性”，但也同时让我们陷入更深的依赖中。物并不稳定，它们会以自己的方式让人类维护它们。
比如，人类驯化了小麦，并逐渐依赖小麦生存至今，但经过驯化的小麦并不能自我繁衍，因此对小麦的依赖使人类陷入更繁杂的劳作中：耕地、播种、除草、收获、加工。
伊恩·霍德由此认为，人类逐渐陷入一种双重束缚： 我们依赖物，同时物又依赖我们，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劳作，开发新的技术。
为了满足小麦的需求，人类不断发明新技术，创造出更多东西。这些东西彼此联系并产生新的需求。如今，这些彼此联系的东西造成了大范围的问题，例如全球变暖、环境恶化，而用一成不变的技术手段难于应付，于是我们艰难地寻找并实施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
伊恩·霍德在本书中使用的例子包括火的发明、小麦收割技术、轮子、棉花等，也包括堤坝和圣诞树灯。这些纷繁复杂的物能让作者从容地探讨人与物纠缠关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能关注其中的共通之处。
所有这些事物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人之所以为人这一问题的认识，但同时，它们也让我们陷入更深的纠缠之中，促使我们不断创新。
比如在靠前章《问题的提出》中，作者在论述时引用了一个经典的例子——轮子的发明。虽然百科书上写着轮子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发明于欧洲和亚洲，但实际上我们很难准确定位它的起源地和起源时间。
旋转轮轴和车轮的想法有很多来源，包括上面提到的诞生于公元前8000年的纺轮。制陶用的轮盘和运输用的车轮差不多同时出现，但很难说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不过有一点很清楚，自从轮子以各种形式出现后，人类就不断开**子的各种用途：运输、武器、提供动力、钟表、工具与车床、纺轮和织机、乐器等成百上千种应用。
作者伊恩·霍德认为，如同收割和纺织技术一样，早期很多简易的东西都逐渐变得复杂并且数量激增，同时将人类卷入与他人及全球环境更加复杂的关联之中。
随着时间推移，更多可能的用途被开发出来，陶器逐渐与更多事物联系在一起。和轮子、织机、收割工具类似，越来越多的东西关联上陶器或是依赖于陶器。所以，伊恩·霍德把这些依赖关系称为“纠缠”。
所以在本书中，伊恩·霍德将人类的演化描述为这样的过程： 人均拥有的经人工改造的物品数量增长，数量变化速率提高，人与物的纠缠趋于复杂。
在本书中，伊恩·霍德引用的例子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作者使用了考古学方法去看待，这意味着他将以长程眼光考量日常生活中的物质实践。
基于这一科学规范的考察方法，该书首先将视野投放在介绍漫长历史中的长期变化，这些变化可以通过考古学证实，而难以被关注人类劳动产品的其他学科察觉。 最后作者以对当下人类面临的问题的考古学见解作结。只有考古学能为我们提供如此广阔的视野，帮助我们理解人何以为人以及我们将去往何处。
在这本书中，作者将以考古学的眼光考察长时段的历史。通过这种视角我们可以发现，人类从百万年以前就已经开始逐渐加深与物的“纠缠”。
在此期间，虽然这种“纠缠”增增减减、断断续续。但长远来看，物的累积呈现指数级增长，发展不是什么新鲜事，其历史相当久远。
因此，发展的原因似乎远比近世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深刻复杂得多。伊恩·霍德认为，物质增长之所以作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并非由于人类本能地渴望拥有更多东西，而是我们与世界纠缠在一起的特定方式所致。
本书并不提出化解当下发展与环境间的矛盾困境的方法，而是论证“考古学”的长足眼界为观察这一僵局提供了别样而重要的视角。本书提出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解答，这在伦理上有何暗示呢？
如果人类依赖物，如果物的变化无常意味着我们将始终维护它们，那么很自然地，只要我们捡起某件工具，我们就必然会陷入当下的困境中。 人类需要更认真地考虑其他方案，以改变自身以及整个时代对物的依赖，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更具批判精神地衡量物散发出来的纠缠链条，这些纠缠我们往往视而不见。
所以，伊恩·霍德认为，人类应当努力从纠缠中挣脱出来，去逆流而上，去找寻其他方案，并放慢脚步。 我们还是会依赖物，但我们也应当明智地、思虑纯熟地、批判地追踪因果链条。我们应该多一些“智慧”，少一些“匠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