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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 张稳 张珈玮 济南报道
“飞机已经进入中国领空，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喜马拉雅的山脉，欢迎大家回到祖国的怀抱。”看到这一幕，电影院里的余军勇早已泪流满面。
这个十月，根据2011年利比亚撤侨事件改编的电影《万里归途》感动了无数国人。2011年2月，利比亚内战爆发、局势动荡，当地多家中国公司遭到袭击，约3万中国人滞留当地。
中国工人从利比亚撤离（文中皆为受访者供图）
**启动国家一级响应，开启撤侨行动。期间，共派出91架次民航包机、12架次军机，5艘货轮、1艘护卫舰，租用35架次外国包机、11艘次外籍邮轮，历时12天，成功撤离中国驻利比亚人员35860人。今年48岁的余军勇，就是其中之一。
战乱
余军勇是山东济南人，中建八局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员工。2009年6月份，因工作需要，余军勇来到了地处非洲北部的“沙漠之国”利比亚，在中建位于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一处工地负责材料采购工作。
在余军勇刚到班加西的前两年，当地治安还算有秩序，但是，一切都在2011年年初发生了改变。
当地时间2011年2月15日晚，班加西的局势骤然紧张，数百名示威者出现在街头，此后游*威和冲突愈演愈烈，伤亡人数也越来越多，班加西等地发生了严重的**烧事件，多家中资企业受到了波及。
“我所在的工地，距离班加西大概有五六公里。那时候，我们头顶上经常能看见战斗机飞来飞去。”余军勇说，其实一开始，他们并没有特别害怕，因为在那之前当地还发生过一次暴乱。“有当地人来我们项目抢房子，但在当地军警的保护下，事情很快就解决了，我们都以为和那次事件差不多。”
“不过，农历春节过后没多久，当地局势越发严重。晚上开始听见枪声、炮声，后来连电话也打不通了。那个时候，我开始害怕了，因为和家里联系不上了。”余军勇说，那几天，所有人都提心吊胆的。“压力很大，我们晚上都不睡觉，轮流值班，就害怕有危险情况发生。”
被破坏的中国企业工地的围墙
和余军勇在同一个工地的山东平度人刘新兵，对那时晚上值班的情形仍然记忆深刻。“这一生都难以忘怀。”
“武装分子用装载机推倒了工地围墙，手持棍棒、砍刀、AK47冲进营地抢夺手机、电脑、钱财、皮卡车等。”那年，在项目上担任施工大队长的刘新兵，刚满30岁。“从2月中旬开始，我们项目已经进入了警戒状态。根据公司领导安排，成立了护场队，每队三五十个人，三班倒在工地执勤巡逻。”
“那时候，晚上基本就不怎么睡觉了，一直带着对讲机，困的时候就在皮卡上眯一会儿，要24小时不间断巡逻，发现紧急情况靠前时间组织工人进行自卫或者撤离。”为了防止武装分子冲进工地，当时，所有中资企业工地的大门全部用水泥砖砌了起来。
工地外荷枪实弹的武装分子
“我印象最深的是22号晚上10点左右，当时正好我去换班，带工人到了大门口之后，看到有几十辆军用卡车，上面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武装分子。”刘新兵立即带着工人开始往工地最里面撤，“就听到后面噼里啪啦的枪声响起来了，对着我们的围墙和大门开始扫射，一直持续了十几分钟。”
互助
山东人孙广强所在的工地，比余军勇和刘新兵距离班加西市区更近一些，距离危险也更近一些。“从开始听到枪声，到有当地人拿着枪到工地上，再到有当地人冲击门岗，到工地上抢车、放火烧板房，事情越来越严重。”
“枪声大作，路上军车来往不息。”2011年2月19日晚上，孙广强所在的工地外传出近距离枪声，项目领导立即集合所有人准备应战。为了以防万一，把工地上的女性工作人员全部临时转移到工地最深处的毛坯楼里，并安排了20名身强力壮的工人保护。“后来我们全部撤出了住宅区，搬到在建的毛坯楼上面去，晚上集中睡觉，24小时有人巡逻。”
孙广强告诉记者，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准备了大概能维持两个月的鸡蛋、牛肉、饮用水和汽油。“粮食基本上是够吃的，但是心里没底，晚上基本上没睡过觉，就挨着马路，一直放枪，时不时有人扛着枪爬墙进来。”
中国工人开始从工地撤离
“也不敢和家人说，我们一开始没得到任何消息，以为我们要在那据守。我孩子那会儿才3岁，给媳妇提前准备了一份电子邮件的遗书，就没想到自己能回来。”孙广强说，很多人甚至提前写好了遗书，交代好了后事。
“我不怕你笑话，当时没有收到撤离消息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害怕。说实话，我把后事都给我两个朋友交代好了，如果我回不去，拜托他们帮我照顾家人。”余军勇说，2011年2月23日，他们接到了国家要带他们撤离的通知。“国家要派飞机、轮船接我们回去，当时知道这个消息，心里才算是有点底了，终于能回家了。”
工人从工地撤离
刘新兵说，他接到可以撤离的消息的时候，考虑较多的就是怎么确保他们这些人员顺利到达港口。
“我记得当时我带了一队人，背包里边备满了电话卡、对讲机、充电器，还有牛肉、鸡蛋、药品，害怕路上万一遇到危险情况。”刘新兵回忆说，当时项目部工作人员把护照全部发给了工人，护照上用英语和阿拉伯语都双面打印了“我是中国人，请你不要伤害我”，防止在撤离的过程中遇到歹徒的袭击。
“我们分了5个车队，我带了一个车队，每个车厢里有2个管理人员、20个工人，都拿着对讲机，随时和其他车辆保持联系。一路上走走停停，经过了好多关卡，一直在打枪。”平常不到半个小时的路程，走了三四个小时。“经过班加西市郊的时候，有武装分子拿着枪把我们拦下来了，旁边还停着坦克。后来经过交涉，说明我们是来给他们国家服务的，才顺利把我们放行了。”
中国工人乘坐货箱车撤离
余军勇也告诉记者，撤离过程中，当地老百姓给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撤离的时候，他们找了好多大车，把我们拉出去，还带着人一路保护着我们，专门开车在前面开路。”
“我们在车里也不敢抬头，只能听到外面的声音，车开一会就会停下来一次。”余军勇是他所在工地最后一批撤离的，这三四个小时的路程，是最让他害怕和紧张的。“如果在工地里，四周有围墙，大家很多人都在一块儿，心里还是比较踏实，但是在路上，好多不能预见的东西都有可能会发生。”
孙广强也是他所在工地最后一批撤离的工作人员。“当时真是推着小推车、手拉肩扛地走出来的。出来以后，直接上了货箱车，货箱车上都插着国旗，直接开到了码头。”
回家
“我们从工地到港口的距离还算近一些，有好多同胞是从陆路过去的，是经过了很漫长、很痛苦、很危险的那段路过来的。”刘新兵说。
当时，由项目实验室主任王守合带队，带领269名工人，租用当地居民的私家车，穿越沙漠到达1600公里之外的埃及开罗，从开罗转机回国。“路上经过十几个关卡，每个关卡都有武装人员荷枪实弹，坦克和装甲车阵列路旁。”
工人从工地撤离
25日凌晨，撤离车队终于到达利比亚与埃及交界处，那里聚集了上万难民，气氛紧张而混乱。最终，在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大家开始办理入关手续。放行过境的指令下达时，队伍被混乱的人群挤散了。情急之下，王守合举起了一面五星红旗，所有人看到国旗后立即聚拢过来。面对埃及边境警官的质疑，大使馆工作人员说，会唱中华人民**国国歌的都是中国人。说完，他向聚拢在一起的同胞们大喊“唱起国歌，我们过境了”。大家挥动国旗，唱着国歌，进入了埃及。
**租用的两艘希腊邮轮
“一直到看到轮船之前，想的较多的就是，我要安全回家。”孙广强说，在班加西港口看到**租用的两艘撤侨的希腊邮轮时，所有人都很激动。“至今，我还记得那两艘轮船的名字，叫奥林匹克冠军号和希腊精神号。”
时隔11年再去回想当时那段经历，刘新兵说，当时希腊船长站在船头说的一句话，让他这辈子都难以忘怀，“他说我们接到命令来接中国人回家，手持中国护照的公民都可以登船。”
在所有中国工人手持中国护照有序登船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希腊船长拒绝我们撤离队伍中雇佣的越南人和孟加拉人上船，加起来应该有上千人，他们很无助，一直在争取上船。”中国外交部、驻希腊大使馆紧急斡旋，已登船的全体中国人焦急地等了晚上。终于，希腊船长做出了让步，同意中方雇佣的越南人和孟加拉人上船。
“我们为了这个事情等了一个晚上没有走，把他们从最危险的地方带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我觉得这体现了我们大国的担当。”孙广强说，时隔这么多年，他经常会想到这段经历。
孟加拉籍工人在码头排着整齐的队伍
上船之后，所有人的心情才有些放松，开始有说有笑了。经过近十个小时的航行，第二天中午，邮轮到达希腊克里特岛。“虽然那天晚上全是大风大浪，但是旁边有一艘军舰一直陪着我们，让我们一直很安心。”
“说实话，到了克里特岛以后，心还是一直悬着，因为还没回到国内，直到看到国航的飞机去了以后，大家真是欢呼雀跃、泪流满面。国家没忘了我们，还派专机去接我们。”在克里特岛休整了两三天之后，刘新兵、余军勇、孙广强们乘坐包机回到了祖国。
飞机在北京落地之后，所有人都在高呼“我们回家了”。刘新兵说，这一刻，他悬着的心才真的落地了。“有一种劫后重生的感觉，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名工人下飞机之后直接亲吻了祖国大地。”
有工人下飞机后亲吻祖国大地
“经过这件事儿之后，大家心里对国家有了新的认识。”余军勇说，回来的飞机上，所有人都在唱《我和我的祖国》《祖国母亲》。“回来之后，那首歌我听了好多遍。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不只是感动。”
“请大家把国旗、护照举起来，我们带你们回家。”电影《万里归途》上映的时候，余军勇靠前时间带着妻子去看了电影，里面的很多情节都让他似曾相识。“虽然经过了这么些年，但这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请大家放心，祖国一定会安全地把你们带回去。”刘新兵说，再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会有流泪的感觉。“无数次午夜梦回，想到当时组织工人自卫、撤离、转移的过程，到处是枪炮声，我们把那么多工人组织起来，确保每一个工人都不掉队。那会儿我还年轻，30来岁，就想着怎么样能把每一个人都带回来。”
“何其幸，生于华夏，我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如今，11年的时间过去，余军勇、刘新兵、孙广强仍然奋战在建设靠前线，“如果国家需要，我们一定义无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