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舆论场上延烧数月的喜多川性加害丑闻终于得到“官方”确认。
2023年8月29日,日本娱乐公司杰尼斯事务所,罕见地正面回应盘桓在其创始人喜多川身上数年的性侵疑云。公司官网上,杰尼斯事务所发布了一份长达七十余页的《调查报告》。报告认定,杰尼斯前社长喜多川存在性侵问题。
2023年8月29日,杰尼斯事务所官网公开调查报告书,认定其创始人强尼喜多川确实长期发生性侵他人的行为。调查此事的特别小组敦促杰尼斯娱乐靠前任社长藤岛景子辞职。(视觉中国/图)
2023年3月,自BBC纪录片《猎食者:日本流行音乐的秘密丑闻》播出起,便陆续有现在或曾经的娱乐圈人士,对喜多川提出性侵害指控。4月12日,现年27岁的前杰尼斯练习生冈本考安召开记者会,公开指控2012年至2016年期间,曾遭喜多川性侵害二十次,并称自己至少知道其他三名受害者。
7月,时年78岁的演员服部吉次(日本知名作曲家服部良一次子)向日媒透露,约七十年前,自己还是小学生时,曾遭喜多川多次性加害。喜多川当时与服部家族交往密切,侵害多发生在喜多川在服部家留宿时。“(喜多川假借按摩为由头)双手先是移到了肩膀上,然后又移到了全身,不知不觉间,已经伸进了裤子里……”服部吉次这样描述靠前次侵害发生的过程。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即陆续有前杰尼斯艺人在公开出版物中讲述被侵害细节。
1989年,北公次在日记出版物《光GENJIへ》中声称,曾受喜多川所迫,长期与其发生性关系。1996年,前SHADW成员平本淳出版《关于杰尼斯的一切 少年爱之书(ジャニーズのすべて 少年愛の館少)》,记录自己在杰尼斯的五年练习生生活,书中提到曾遭喜多川性侵的艺人。一年后,丰川诞发表自传《一个人的旅程,前杰尼斯偶像丰川诞半生记(ひとりぼっちの旅立ち―元ジャニーズ・アイドル 豊川誕半生記)》,揭露自己和喜多川曾发生性关系。
喜多川性侵害事件最早作为公共事件被媒体披露是1999年。日本《周刊文春》连续十四周发文,详细记录十二位曾经目睹或遭受喜多川性侵受害者的经历。丑闻爆出后,不少西方媒体跟进报道。《卫报》曾撰文称,这位花费三十七年,建筑起日本最大娱乐公司的掌舵手,“正站在一个可能使他的帝国倒台的丑闻中心”。
但此后二十余年,日本社会和媒体却对喜多川的性丑闻保持着心照不宣的集体沉默。《纽约时报》当年的一篇报道中,一位娱乐记者的说法代表着噤声媒体的典型顾虑:“如果你是电视台,不听从杰尼斯的意愿,那么所有当红明星都将退出你的节目,你的综艺节目将无法接受任何明星采访,你的收视率将直线下降,同样的状况也适用于出版物。”
二十三年过去,喜多川的“帝国”依旧坚固,几乎垄断着日本男偶像生产的渠道。2019年,喜多川去世,一百五十余名偶像艺人参加了他的追思会。纪录片《猎食者》的出镜记者在东京街头随机路采,询问他们对喜多川的印象,一个典型的回答是:“他是神。”
2019年7月10日,日本东京户外大屏幕上播出喜多川去世的消息。但此后四年多时间里,其性侵事实仍未得到杰尼斯事务所确认。(视觉中国/图)
2023年8月4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专家在经过问询调查后,召开发布会表示:“遭受性剥削和性**的人可能涉及事务所的数百名艺人。”
2023年5月26日,杰尼斯事务所成立“由外部专家组成的防止复发特别小组”(以下简称特别小组),由律师林真琴、精神科医生飞鸟井望以及临床心理师斋藤梓三人领衔的团队,对41名相关人士做了相关调查,其中有23人为受害者。三个月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显示:自1950年代前半期至2010年代中期,喜多川的性侵害从未止歇。受害者大多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遭遇性加害,最小的时年仅13岁。
娱乐大亨的性侵丑闻
多年来,喜多川实施性侵害,遵循着某种“程式”。通常情况下,他会钻进受害者的被窝,起初以按摩为由,之后再进一步实施口交、**等侵犯性行为。第二天,根据“做的事情不同”,喜多川会给Jr(注:练习生)一笔钱,一万、三万或五万日元不等。
纪录片《猎食者》的出镜记者莫宾·阿扎尔(Mobeen Azhar)采访的一位受害者面对镜头回忆,在完成只有喜多川一个面试官的试镜后一周,他靠前次去上课。当晚,他去了喜多川被称为“合宿所”的高级公寓。在一群Jr面前,喜多川对他说,去洗澡吧。
他和喜多川一起进了一间有电视和游戏机的浴室。喜多川给浴缸放满水,要求他将上衣脱掉,随后脱掉了他的裤子、内裤和袜子。喜多川穿着衣服,“像对待人偶娃娃那样”给他洗身子。
从浴室里出来,大家似乎都知道发生了什么。Jr们对他说:“你的梦想全毁了。”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早已成年的他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当晚,喜多川看着电视,以按摩为由,像摸玩偶一样,摸他“摸到了凌晨”。
第二次被叫去的晚上,喜多川则做了“更超过的事”。“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因为不喜欢而退出,他们都在默默忍受,喜多川是宿舍里唯一的成年人,所以在那里也没有人可以商量。”这位受害者说。
1999年,类似侵害细节在《周刊文春》发布的系列报道中得到披露。这是近二十多年来,为数不多正面强攻该事件的媒体。文章发出后,杰尼斯公司很快以侵犯喜多川名誉权为由,将其告上**。2002年3月,东京地方**判决杰尼斯胜诉。《周刊文春》不服判决,上诉至东京高等**。
在东京高等**,《周刊文春》系列报道中的两位受访者出庭作证,遭受侵害时,两人都还是初中生。证人审讯以非公开方式进行。不过,2002年,日本月刊《噂の真相》报道了证词细节。作为证人的受害者A透露,侵害发生当晚,因工作太晚,没有电车,A和其他少年一起住在合宿所(Jr们的集体宿舍)。“我在合宿所睡觉的时候,喜多川走到我身边,开始按摩我的脚。有点讨厌”,之后“渐渐升级(为性行为)”。
诉讼阶段,喜多川曾经辩称,二十多年前,自己因手术而丧失了性功能,并不能对少年施行淫乱行为。东京高等**查阅喜多川提供的诊断书后,并未支持这一说法。四个月后,东京高等**认定性侵事实存在,判决《周刊文春》胜诉。杰尼斯选择上诉,但被*高法驳回。
2023年4月12日,前杰尼斯练习生冈本Kauan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称他在青少年时期曾被杰尼斯事务所原社长喜多川性侵。(视觉中国/图)
事实上,这并非喜多川首次被诉性侵男孩。早在1960年代,新艺能学院院长名和太郎就因经济纠纷,将喜多川诉至**。他指控喜多川对学院的十五名男生实施性侵。
案件审理阶段,四人团体“杰尼斯”成员中谷良曾作为证人出庭。在法庭上,面对质询,中谷良等人未确认性侵害的发生。但在1989年出版的《杰尼斯的逆袭》中,中谷良透露,自己在法庭上作了伪证。在书中,中谷详细记载了靠前次和喜多川的性接触,那时,他只有11岁。
**的掌舵者
喜多川1931年出生于美国,1952年回到日本,在美国驻日大使馆工作。1960年代,喜多川结识了一批棒球少年,组建了四人团体“杰尼斯”。在新艺能学院,喜多川一边让少年们接受歌舞训练,一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杰尼斯事务所”。
杰尼斯事务所缔造了日本养成系男偶像制度。每年,杰尼斯会招募约两百位练习生,他们的年纪大多在8岁到15岁之间,由喜多川亲自把关、筛选。这些新入社的练习生被称为Jr(’s )。随后,Jr们会接受培训,在前辈们的演唱会上担任伴舞,参加专为他们打造的综艺节目,展现歌舞等各方面能力。
这套成熟的造星体系,自1980年代起为日本娱乐圈输送了大量男性偶像:光GENJI、SMAP、岚、木村拓哉、赤西仁、山下智久等引领潮流的人气明星皆出自他手。也因此,喜多川荣膺三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制作了较多演唱会的人”“培养了较多金榜冠军歌手的人”“制作了较多金榜冠军热曲的人”。
但与此同时,某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也在选拔中固定了下来。造星工序呈现为金字塔状,喜多川无疑占据*高位,掌握着练习生们出道的生杀大权。
纪录片《猎食者》中,杰尼斯事务所里的喜多川画像。(资料图/图)
在Jr群体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如果受到喜多川的性加害,就会受到优待。如果拒绝,就会受到冷遇。”Jr们置身于一种畸形的出道规则中,他们被**“接受性侵害是理所当然的通过仪式”“上高中的时候,性加害就会停止,所以就忍着吧”,而说出被性加害的真相,则一定会被“炒鱿鱼”。
站在演艺界的门口,男孩们首先接触的是它混乱不堪的一面。多位遭受性加害的男孩尚未有过性经验,遭遇性加害后的漫长时间里,一些人对性表现出恐惧、不安,对和同性的身体接触过敏,甚至“在心里的某个地方认为自己是肮脏的存在”。
“从杰尼斯事务所退所后,被问到喜多川性方面的事情的时候,如果坦白说,自己可能会被当成变态,有这样的想法很痛苦。另外,把过去的性侵害经历用语言表达出来,回忆起来也非常痛苦。因此,对于自己过去的性侵害,我尽量不去想。”一位受害者对特别小组说。
因此,有受害者表现出另一种创伤反应,他认为特别小组在“多管闲事”。“杰尼斯的事,是在自己心中盖上盖子结束的过去。”这位受害者说,每次看到相关新闻,心里都会闪回当时的状况,心情变得不好。特别小组是在把自己好不容易盖好的往事重新翻出来。
“性**的加害者会驯服孩子,并对孩子说:‘只要听话,就不会发生什么坏事。如果不听话或告诉别人,就不会有好事发生。’让孩子这样想,就好像是孩子出于自由意志接受了性加害一样,这是惯用的手段。”特别小组在报告中写道。
纪录片真的让日本社会警醒了
如此恶性的青少年性侵事件在经过媒体曝光、**事实认定后,喜多川却并未受到相应的法律惩罚和舆论审判。
日本律师穗积刚曾分析过原因。在2017年之前,日本法律对强*罪的描述,并不包含同性,且强*罪在当时为“亲告罪”而非“公诉罪”。“如东京高等**判决所言,对于只有十几岁的被害人而言,他们出于认知、恐惧等各种原因,甚至不会告诉自己的父母,更何况向警方提出控告呢?因而,喜多川长期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行为,却几乎没有人提出控告,警方也无从启动调查。”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宇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1999年,中村龙太郎参与了喜多川性侵丑闻揭露报道,他原本确信那些爆料会毁掉喜多川的职业生涯,并且让音乐产业更加健康、良性。但现实令他沮丧。“我联系了我的各种媒体朋友和同事,请他们跟进我们的故事,”中村在接受ABC采访时说,“我告诉他们应该处理严重的人权问题,但他们不愿意这样做。”
在文章《日本媒体为何“无视”BBC对喜多川性**问题的关注》中,中村龙太郎不无悲观地说:“自1999年以来,我一直对日本媒体感到绝望。”
一位《朝日新闻》记者撰文分析了日媒集体沉默的原因。“在终身雇用制度下,日本电视台和报纸的记者更像是受薪工人,而不是记者。记过系统比绩效系统更普遍。上班族记者的主要目标不是冒险和抛出*家新闻,而是按照上级的意愿完美地完成日常工作。”
另一个原因是记者报道领域垂直划分较细。“《朝日新闻》有两千名记者,分为*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国际新闻、地方新闻、科学等部门。不打扰各部门内其他记者区是基本原则。在娱乐领域,除了杰尼斯的负责人之外,几乎不可能有任何人采访和撰写有关杰尼斯的文章。”他说。
“当我们开始制作这部影片时,(日本)每个人都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不要麻烦了——没有人会跟你们说话’。但自从这部纪录片的新闻在日本爆出后,它就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一大堆人联系我说‘我有过类似的经历,我可以和你谈谈’。”阿扎尔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说,“我不认为这将在晚上之间发生,但我确实认为这种变化过程正在非常、非常缓慢地发生。”
在前述中村龙太郎的文章中,他曾悲观预估,“这个BBC(纪录片)在日本不太可能被广泛报道”。但幸运的是,恰恰是这部纪录片,让一些受害者愿意站出来讲述受害经历。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嫄媛
责编 刘悠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