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4日两对情侣驾驶两辆摩托车从芬兰的万塔来到了博多湖景区度假，每年的6到8月份，芬兰刚度过了漫长的冬季，气候逐渐回暖，很多年轻的朋友都喜欢来到博多湖露营，然而不幸却降临在了这4位年轻的朋友身上。
四人中，马基和比约克龙德两名女孩正在上职高，年龄都是15岁，马基的男朋友博伊斯曼将马基的闺蜜比约克龙德介绍给了博伊斯曼的发小古斯塔夫松，这两名男孩当时都是18岁，已经在一家工厂成为了学徒。
从左到右为比约克龙德、马基、博伊斯曼、古斯塔夫松
博多湖离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不远，在芬兰第二大城市埃斯波市的郊区，这里地广人稀，风景如画，6月几乎全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白天，只有午夜11点到凌晨2:30才算是黑夜。
四人到达博多湖后，在附近的售货亭买了一些口香糖和柠檬水，然后就搭起了帐篷，打了一会儿扑克，聊了会儿天，随后4人就去旁边的湖中游泳，玩得不亦乐乎。
6月5日上午11:30，一名家住附近的孩子约翰松想要去湖边游泳，他看到在湖边帐篷中有一个男孩面朝下躺着，旁边是一个半身赤裸的女人趴在地下，整个帐篷上面满是血迹，他吓得大叫起来，引起了附近露营人们的注意，这时人们才发现原来帐篷里面还有两个人，随后他们报了警。
11:40，警察局接到报案后迅速赶到了事发现场，经过勘察，倒在帐篷外的是古斯塔夫松，他脑部有明显的外伤，满脸鲜血，面部肿胀，处于无意识状态，但所幸他还活着，于是警察赶紧将他送到赫尔辛基红十字会进行抢救。
可剩下的三名青少年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三人躺在一片血泊之中，已经没有了呼吸。三人脑部都遭受过暴力袭击，比约克龙德上身裸露，裤子被退至了脚踝处，可是却并没有被强暴的痕迹。
由于事发突然，赶到现场的警察意识到此事非常严重，立即请求当地警察局派出警力予以支持，随后警局将博多湖附近进行了布控，四处搜寻现场的物证，走访现场的目击证人，通知家属确认尸体，并征求死者家属意见做进一步的尸检。
警察打捞博多湖
经过家属的辨认，确认了上述三位受害者的身份，家人们看着死于意外的孩子，悲痛欲绝，请求警察局尽快将凶手绳之于法。
当时案发现场的情况是：四人露营的帐篷两端连接的麻绳被人为地割断，帐篷表面布满了鲜血，左右两侧都有两处被尖锐物刺破的开口，帐篷上有二十几处0.5厘米到7厘米的洞口，内部还有类似喷溅的血迹，只是这些血迹已经干了。
在帐篷内有受害者断裂的牙齿和头骨碎片，在帐篷不远处，还有博伊斯曼和古斯塔夫松的两辆摩托车，一辆摩托车的车把上还挂着一条皮带。
在距离四人帐篷600米处，警察们发现了博伊斯曼和古斯塔夫松的鞋子，令警察十分不解的是，为何鞋子会出现距离凶案如此远的地方，似乎凶手想要掩盖某些真相。在帐篷的北侧还发现了6只烟盒，烟盒旁边有一个被抛弃的白色枕套，枕套上发现了精斑。
白色枕套
现场丢失的财物有博伊斯曼和马基的钱包，博伊斯曼和古斯塔夫松的摩托车钥匙也不见了，还有一些零碎的物品。警方出动大量的警力对博多湖进行了详细地搜查，甚至派潜水员到湖底查看是否有可疑的物品或凶器，但经过仔细检查后，并没有发现任何受害者丢失的物品或可疑的凶器。
这起命案立即引起了芬兰人民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请愿，希望警察局尽最大努力破获该起命案。
经过受害人家属的同意，法医对三名受害者进行了尸检。发现三名死者面部、头部都遭到了钝器击打，颅骨骨折，手上都有防御性损伤，死因是严重脑挫伤引起的急性循环衰竭。奇怪的是比约克龙德颈部竟然有15处刺伤，明显多于其他受害人。
三名年轻人遗体下葬后，很多人都不理解，究竟是谁能下此毒手？在短时间内对四人造成致命性伤害，此时警察获得的线索并不多，他们只能焦急地等待着古斯塔夫松醒来，为他们提供可以破案的证据。
6月9日，昏迷三天的古斯塔夫松终于苏醒，专案组靠前时间对古斯塔夫松进行了询问，希望由他提供更多破案的线索，可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古斯塔夫松醒来后竟然失忆了，他完全不记得案发时发生的景象，只记得当天晚上2:00左右，他被博伊斯曼吵醒，博伊斯曼当时正准备去湖边钓鱼，于是古斯塔夫松就和博伊斯曼一起来到了湖边，两人半天都没有钓上一条鱼，博伊斯曼说“我想换个地方再试试运气”，但古斯塔夫松有些疲惫，于是自己返回了帐篷。
回来后古斯塔夫松发现帐篷中的两名女生都已经醒来，她们问道“博伊斯曼去了哪里？”古斯塔夫松告诉了她们“博伊斯曼正在钓鱼”。
过了一会儿，博伊斯曼返回帐篷，四人共同入睡。入睡后，古斯塔夫松就不记得之后发生的事情了，他还告诉了警方四人入睡时各自的位置，对警察说“我和博伊斯曼关系很好，他给我介绍了马基的闺蜜比约克龙德当女朋友，我们交往三个月却没有发生过特别亲密的关系，这次露营我和博伊斯曼还准备了避孕套，以备不时之需。当天晚上喝了一点酒，吃了一些零食”。
马基
不过警察觉得这些信息对于破案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只是记录了下来，就去寻找其他的证据了。随着案情的不断报道，6月13日，两名目击青年萨洛宁和哈帕莱宁来到警局提供线索，6月5日早上6点，他们两人在博多湖附近观察鸟类，正巧看到了这个帐篷，当时他们距离帐篷大约20米，看到了有一条穿着黑色裤子的腿露在帐篷外面，随后他们又看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金发男子在帐篷周围转悠，两人并没有看清男人的长相，之后他们就又去了西边看鸟，途中还看到了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坐在岩石上，好像是在等人。
此前，有一名目击证人艾丽提供了线索，6月5日早上4点，她当时正在河对岸洗衣服，听到了来自河对岸的声音，看到两个男孩正在钓鱼，随后一个男孩离开了湖边。
另一位14岁的证人奥拉维也同样在4点来到家附近的博多湖钓鱼，当时他没有听到任何的响声，但是6点时他发现了一个人从案发现场急匆匆离开，向自来水厂附近走去。根据奥拉维的叙述，他离嫌疑者四五十米， 这名男子大约二三十岁，身高在1.7米到1.8米之间，金色头发，身穿浅色上衣，深色裤子。
根据这几则信息，警方推测三人死亡的时间在6月5日早上4:00到6:00，奥拉维正是前面两个观鸟男孩看到坐在石头上垂钓的人。警方由此推断，这名金发男子的行迹可疑，极有可能就是杀人凶手。
苏醒后的古斯塔夫松
此时警局又想到了另一个方法来验证对金色男子的描述，他们找到了一位催眠大师阿瑟·斯坦贝特对古斯塔夫松进行了催眠，在催眠过程中，古斯塔夫松描述了凶手的特征，这名凶手年龄大约在20~30多岁，身高1.73米到1.74米，体型健壮，圆脸背头，金发，额头上有皱纹，眼睛很大，下巴很厚，脖子很短。
古斯塔夫松对凶手的描述与奥拉维的描述基本一致，根据两人的描述，警方通过媒体将嫌疑人画像公布于众，希望大家提供关于这名嫌疑犯的信息。
嫌疑犯画像
很快，警局收到了方方面面的几十条线索，根据这些线索，几名犯罪嫌疑人浮出水面，他们分别是
1、保利·洛马
在案发后不久，一名附近的工厂工人见到一位身穿带血衣服的可疑男子走在湖边，身上还背了一个背包，这个人就是保利·洛马，保利·洛马很快被抓获，可保利声称案发时正在距离博多湖20多公里的奥塔捏米，不具有作案时间。后来经过警察调查，发现有数名目击证人可以为其提供不在场证据，因此排除了他的嫌疑。
2、潘蒂·索尼宁
潘蒂15岁时因为盗窃而被中学开除，此后游手好闲，经常抢劫、偷窃，警察传讯潘蒂，没想到见到潘蒂后，潘蒂竟然直接承认是他杀死了三名露营者，但是他并不能描述出谋杀的动机和具体情节，这引起了警方的怀疑，于是警方对他进行了相关的检测，发现他长期吸d而且酗酒，具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口不择言，乱说胡话，所以警方认为潘蒂并不是他们要找的嫌疑犯。
3、汉斯·阿斯曼
汉斯是德国人，18岁加入了党卫军，19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警卫，德国战败后，汉斯加入了苏联克格勃，一直在芬兰从事间谍活动，案发时，他距离案发地仅5公里，让人奇怪的是他在6月6日一早来到了赫尔辛基医院，满身和指甲缝里都是红色污迹，当时医生认为他的身上是血迹，而这些血迹并不是他本人的。当警方公布了嫌疑人的画像之后，汉斯还立即将自己的头发剪短，这引起警方的怀疑。
汉斯
汉斯的长相与嫌疑犯画像很像，而他此前在两桩命案中都被列入了嫌疑人。一桩是1953年的库利基谋杀案，5月17日，在一处沼泽中发现了17岁的库利基尸体，根据判断凶手很可能是左撇子，事发时汉斯正在案发地附近，他不仅是左撇子，还被人看到开车路过案发地。
汉斯的妻子告诉警方，“汉斯当晚回家后，汽车上有一个凹痕”，在被问询时，汉斯说
“现在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个意外，这件事必须被遮盖，否则我们的行踪就会暴露，我的朋友是一个好司机，但碰撞不可避免，我想你们应该理解我的意思”。
虽然这句话被认为汉斯已经招供，但是由于没有更加确切的证据，汉斯随后被释放，而库利基下葬时，汉斯还参加了葬礼。
1959年8月21日，另一位少女艾尼在沼泽中被发现，她身上的衣服被扒光，却没有被强暴的迹象，死因是头部受到钝器击打，汉斯当时就在附近，对环境很熟悉，这个作案手法和景象与博多湖三名遇害者极为相似，可是警察并没有对汉斯进行抓捕，上面两个案件由此成为了悬案。
博多湖惨案发生后，汉斯的行为十分可疑，可是警方没有抓捕汉斯让民众十分气愤，由于案情涉密，所以警方并没有公布调查的方式和内容，在40年后的2000年，警方档案揭秘，显示当时汉斯正和一名情人在家中睡觉，情人和房东都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而他身上的红色污渍并不是血迹，而是因为绘画和酗酒身上沾染的绘画红色颜料，由此警方排除了汉斯的嫌疑。
4、卡尔·瓦尔德玛尔
卡尔是露营区售货亭的老板，此前他经常袭击露营者，用石头追打他们，住在附近的邻居和孩子都对卡尔非常恐惧，卡尔当天还卖给四人口香糖和柠檬水，由此受到警方的怀疑，可是经过调查，卡尔的妻子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说“他一直在家睡觉”，而警察对他的住处进行了搜查，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信息。
5、两名年轻的垂钓者
案发时有两位垂钓者在钓完鱼后并没有把鱼带走，而是放在了岸边，可当警方先要找寻两人时，却发现这两名年轻人竟然消失不见了，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警方也未能确定他们究竟是谁，住在哪里，为何来此？这两个嫌疑人就此脱离了警察的视野，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参加博多湖三名遇害者的葬礼时，有人在葬礼上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上出现了一个人十分诡异，他与嫌疑人的画像十分相似，可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会不会是汉斯？很多人猜测这个人出现在葬礼上可能是满足某些变态的心理满足感，或者是想近距离观察警察的行为，以了解案件此时的更多情况。
上面这些嫌疑人都因为种种原因被排除了作案嫌疑，令人疑惑的是其中的两名嫌疑人在几年后都意外离世，卡尔在1969年8月2日溺水身亡，有邻居称他死前曾经承认自己就是杀害三名露营者的凶手，他是害怕被警方查出而自杀，此前他还将自己家中的一口井封上，很多人猜测这口井里面有他作案的工具，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警方并没有对这口井进行搜查，就连卡尔的女婿都认为自己的岳父就是凶手。
巧合地是另一名嫌疑犯潘蒂也在1969年上吊自杀，那一天还正好是博多湖谋杀案发生的9周年纪念日，这两位嫌疑人的离奇死亡让本来就很复杂的案件又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究竟为何而死，与案件究竟有何关联，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退休后的古斯塔夫松
此后，芬兰国家调查局一直四处奔波，始终坚持寻找可以破案的证据，可是近40多年过去了，真凶却一直没有踪影。
2004年，出乎所有人意料，芬兰调查局竟然将当时唯一的幸存者古斯塔夫松逮捕，古斯塔夫松被控涉嫌在博多湖惨案中谋杀了三名同伴，此举震惊了国内民众。这项调查其实从2003年就已开始，芬兰此前不具备 DNA分析技术，经过多年的发展，他们终于可以辨认案发现场的DNA，于是他们检查了古斯塔夫松的鞋子、枕套以及帐篷的样本，最终认为凶手很可能穿着古斯塔夫松的鞋子作案，因此古斯塔夫松被列入犯罪嫌疑人。
从1960年6月23日古斯塔夫松出院后，他就定居在了埃斯波市，结婚并拥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在当地的公交集团成为了一名司机，2014年，他刚刚从司机岗位上退休，没想到平静的生活再掀波澜，被警方逮捕。
2005年6月4日**正式审理了古斯塔夫松，检察机关称古斯塔夫松在当晚向女友比约克龙德求爱遭到拒绝，随后又与博伊斯曼产生争执，随后心怀怨恨残忍将两人杀死， 这就能够解释为何比约克龙德脖子上的刺伤比别人多，为了杀人灭口，马基很可能是不得已被杀。
为了证实这些想法，检方找到当时17岁的博多湖宿露者塔利亚（女），塔利亚当时和三名朋友在博多湖露营，当晚见到了古斯塔夫松，还和他闲聊了几句，随后塔利亚就听到博伊斯曼与古斯塔夫松发生了争执，塔利亚此前还曾在当地的酒吧见过古斯塔夫松和博伊斯曼。
另外，古斯塔夫松是四人中最魁梧的一位，身高1.8米，体重70公斤，而博伊斯曼身高1.68米，体重54公斤，比约克龙德身高1.72米，体重45公斤，马基1.54米，体重40公斤。
检方认为在4人之中，古斯塔夫松身体优势很利于其进行犯罪，而当三人死亡时，为了掩盖证据，他将自己和博伊斯曼的鞋子扔到了现场600米远的地方。
可是辩护律师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古斯塔夫松是怎样将鞋子扔到600米处的地方呢？如果他是穿着鞋子走过去，回来时袜子上必然会残留湖边泥土的痕迹，但他的袜子很干净。如果他骑了当时的摩托车去扔鞋，在凌晨4点后却并没有人听到过摩托声的声音，旁边还有两名观鸟男孩看到当时正躺在帐篷内的古斯塔夫松，帐篷旁边还有可疑的金发男子，这表明很有可能凶手是帐篷外的人。
古斯塔夫松鞋子上的血迹分布
辩护律师还反驳塔利亚，“你去过的酒吧在1960年秋季才开业，而三位受害者那时都已经下葬很久，因此证人的证词根本就是胡编的”。
检方认为两名观鸟男孩距离死亡地点位置较远（20米），他们看到露在帐篷外的腿很可能是受害人比约克龙德的，而金发男子可能就是古斯塔夫松，他当时正在伪造案发现场。
辩护律师再次强调，案发时古斯塔夫松的裤子是黑色的，他的头发也不是金发而是黑色，而比约克龙德当时穿的是浅绿色裤子，两名观鸟男孩看到的黑色裤子不可能是比约克龙德的，只可能是古斯塔夫松的。在现场发现的枕套上发现的精斑并不属于古斯塔夫松和博伊斯曼，这也说明凶手很可能另有其人。
观鸟男孩，作证时已白发苍苍
古斯塔夫松强调“我和博伊斯曼是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两人的感情很好”，但是检方却找到了两人的三名发小，三人证明博伊斯曼从小善良温柔，而古斯塔夫松暴躁好斗，两人经常发生争执，甚至古斯塔夫松还动手打过博伊斯曼。
辩方律师反驳了控方的证词，他请出了当时嫌疑人售货厅老板卡尔的邻居里斯托，里斯托就住在案发附近，年轻时并不认识古斯塔夫松，但是工作之后两人成为了同事，里斯托认为古斯塔夫松为人很善良，他根本不可能伤害博伊斯曼。
另外，在现场发现的比约克龙隆的笔记中，她写道“游览博多湖，古斯塔夫松和博伊斯曼都喝醉了，凌晨2点时博伊斯曼和古斯塔夫松去河边钓鱼”，这与当时古斯塔夫松的描述一致，说明他并没撒谎，他应该是一名受害者，而且根据睡眠大师的证词，古斯塔夫松在潜意识中确实见到了一名金发男子，他不可能凭空编造。
古斯塔夫松和辩护律师
令人疑惑的是，法医在帐篷周围和帐篷内进行检测之后，并没有发现其他第三者的DNA。辩方律师提出有可能凶手将三人击打后没有出血，因此也没有留下任何作案痕迹，这并不能证明古斯塔夫松就是杀人凶手。
法庭上，关于古斯塔夫松受伤程度成为了此案的焦点， 检方认为古斯塔夫松在案发时的伤情没有影响其行动能力，他可以向外界求助，但实际上他没有这样做，显然是在撒谎，也就是说古斯塔夫松刻意夸大了自己的伤势。
对此，参与诊治的赫尔辛基红十字会首席医生赫尔文萨洛和神经外科教授阿曼和颌面外科专家当时出具的报告显示“患者左下颌骨和上颌骨以及左颧骨骨折，这可能是由相对较低能量击打的结果，是否足以造成长时间的记忆丧失不可推断，当年的X光片也已丢失，因此对患者脑部受伤程度的判断十分困难，但患者不到三个周出院，可能并不意味着脑部的损伤非常严重”。
参与治疗的医生
辩护律师认为脑颅骨没有骨折也不意味着大脑未受到损伤，根据专家的总结，失忆很可能是颅骨骨折的某种征兆，并不足以判断古斯塔夫当时脑部真实的受伤情况，而当时的一名医护人员作证，古斯塔夫松脸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大约是3~4厘米，伤口很深，他帮古斯塔夫松缝合了伤口，当时他受伤十分严重，对外人的呼叫没有任何的反应。
还有一名医学专家作证“古斯塔夫松昏迷数天之后醒来，不记得发生什么事，这些症状在神经病理上并不矛盾，大脑受到撞击之后丧失部分记忆，是因为脑组织碰到了坚硬的头盖骨，导致电子活动暂时中断，这就导致当时的记忆受到了干扰，出现严重的健忘症状极有可能”。
警方在当地搜证
经过法庭长时间的辩论，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最终法庭宣判古斯塔夫松不是谋杀案的凶手，只是一名受害者，将其无罪释放，给出的理由是
“根据医学调查血迹与古斯塔夫拉描述的就寝位置吻合，因此无法排除可能存在外来人员的DNA，对于4名青年来说，他们无法抵御来自帐篷外的攻击，凶手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对四人造成了杀伤，而凶手没有受伤出血，因此血液和DNA检验并不能排除凶手是外人，古斯塔夫松的血液在帐篷内外被发现也支持了这一个论点，古斯塔夫松是受害人之一，另外，在案发现场发现带有精斑的枕套，也证明了外人作案的可能性，医学专家关于被告脑部受伤程度达成共识，并不能排除古斯塔夫松脑部受伤，导致其失去部分记忆的可能性”。
随后古斯塔夫松因错误被捕和拘押获得了44,900欧元的赔偿， 有记者询问古斯塔夫松，“既然你声称不记得案发当时的情形，那么你为何知道自己没有杀死同伴呢？”古斯塔夫松回答“我是无辜的，仅此而已”。
虽然此案宣告了古斯塔夫松无罪释放，但是关于案件仍有很多没有得到解答的疑惑，比如为何案发时凶手杀害露营者而其他人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古斯塔夫松的女友比约克龙德遭受到的伤害为何比其他受害者更加严重？在受害者葬礼上拍到的那个嫌疑人究竟是谁？为何两个男孩的鞋子会被扔到600米远的地方？沾有精斑的枕套是否是受害人留下的？古斯塔夫松如果是凶手，他又如何将丢失的东西带出现场？作案工具到底是什么？两名犯罪嫌疑人为何相继自杀？身亡？其中一名为何又选择在三个受害者死亡的日期自杀？
时至今日，该案件成为芬兰人民心中一个巨大的创伤，每当他们来到博多湖，都会想起这个案子，诉说那天晚上发生在博多湖离奇的命案。
不知道大家对于此案有何想法呢，大家觉得谁才是真正的凶手呢？
